加拿大大使44年称中国坐等联合国击败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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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多事之秋的20世纪30年代之时,中国和加拿大的处境可谓天壤之别。当加拿大仍在享受1918年之后的和平岁月时,中国已经被推入战火之中。日本为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强行成立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又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导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是唯一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抗战的国家。这个局面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事肇始后才发生变化,并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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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多事之秋的20世纪30年代之时,中国和加拿大的处境可谓天壤之别。当加拿大仍在享受1918年之后的和平岁月时,中国已经被推入战火之中。日本为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强行成立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又蓄意制造卢沟桥事件,导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是唯一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抗战的国家。这个局面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事肇始后才发生变化,并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宣告结束。


中国在与日本的对抗中,一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国民政府对形势的判断是基于外国在华的利益,外国政府有可能以某种形式进行干预,包括提供援助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牵涉到众多国家的国际战争。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方面采取了依靠美英、联合苏联的政策方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是依靠美英等西方国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具体目标有两个:争取美英的援助;要求对日本实施禁运。1938 年,罗斯福政府批准了商讨已久的对华贷款计划。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给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随后也宣布给中国贷款550万英镑。与此同时,英美法政府还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表示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不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1939年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宣布美日商约将在六个月后失效,迈出了走向禁运的重要一步。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经过长达数年的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8月27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一亿中国元的军事物资。11月,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运抵兰州。同年底,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装备20个师之用的重武器。1938年3月1日,中苏达成第一次贷款协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不久,苏联又同意向中国提供两批贷款,总数高达2亿美元。更为可贵的是,苏联派遣空军志愿人员直接参战。 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空军人员到达兰州,很快就投入战斗。抗战期间,先后有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其中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生命。德国在中日战争初期保持中立,还欣然接受了调停的请求,由陶德曼大使出面居中调停。在中国军队中的约30名德国军事顾问仍在恪尽职守。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改组政府,放弃中立,明确宣布支持日本之后,德国仍然通过香港向中国输出军火,并提供巨额贷款。据1938年7月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德国对华军火出口,在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在比例上、种类上均占据第一位”。


加拿大此时并无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和困扰,因此对于德意日远在欧洲和亚洲的侵略扩张,加拿大政府的对策一是推行绥靖政策;二是采取一定的战备措施。为此,加政府推出“不介人”(No commit-ments)原则,即不介入国外的冲突和纠争。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加拿大对此的反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相同,认为“中国毕竟是一个遥远的、治理无方的国家;日本有其怨愤之处;战争的恐惧不可再轻易地挑起。”当1935年意大利侵占埃塞阿比亚和1936年希特勒下令德军开进莱茵兰之时,加拿大总理麦坚齐·金的(Machenzie King)回应是:“我相信加拿大首先要承担的是对于国联和英联邦的义务,当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要尽可能保持我国的统一。”很显然,加政府并不愿意卷入国外的任何冲突。


而且,加拿大政府还积极主动地推行绥靖政策。最主要的一个例证就是1937年6月麦坚齐·金与希特勒的会见。金在伦敦出席帝国会议期间,收到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访德邀请。会议结束后,金便径直飞往德国首都柏林。6月29日,金与希特勒会见,两人交谈甚欢,原定半小时的会见延长到将近一个半小时。金对希特勒改善国内工人生活状况的努力表示赞赏。希特勒借机发挥一番。并“以最肯定和最强调的方式”告诉金:“就德国而言,绝不会有任何战争。 ”金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英国领导人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承认这次会见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正如我在会见过程中告诉希特勒元首的那样,他的表白令我心中如释重负,因为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同僚们绝不允许诉诸战争手段的决心。我强烈地感到他需要对付国内的重大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深刻忠诚和真心爱国之人。


因此,绥靖政策是贯穿加拿大30年代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正如格莱兹布鲁克所总结的那样:


从日本开始占领满洲起,中间经过德国和意大利成功地破坏了已经确立的秩序,一直到捷克斯洛伐克遭蹂躏,加拿大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和关心于防止国际混乱状态的一个国家,面对着一连串的挑战。它的反应和其他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像这些民主国家一样,加拿大不愿考虑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或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太严会加速这种压力可能引起的冲突。


同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战备措施。30年代初,加拿大国防部的年度总开支仅为1400万加元,军队几乎完全不具备作战能力。全军没有一门高射炮、没有一辆坦克;空军只有25架已经过时的飞机,但没有一架轰炸机;而海军也只有两艘可用的鱼雷驱逐舰和一艘老掉牙的扫雷艇;全国没有军火工业,没有能够制造步枪、机关枪或火炮的设备。加政府在重整军备方面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加拿大国防委员会”(Canadian Defence Committee),其成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第 二个举措是推出重整军备的方案。1936年9月,联合参谋委员会(Joint Staff Committee)提出了一项重整军备特别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支出约2亿加元,其中第一年的支出额为6500万加元。第三是增加军费开支。加政府将当时的每年约2300万加元的军费增加到1937-1938年度的约3300万加元和1938-1939年度的3500万加元。因此到二战爆发时,加拿大军队的情况已有所改观。



从上文所述可知,直到抗战初期,中加两国之间缺乏相互间的关注,两国关系处于无关紧要的低层次水平上。在中国寻求合作和援助的国家名单中,并不包括加拿大;加拿大则对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一知半解,甚至漠不关心。其根本原因是双方在历史和现实上的相互依存度很低,很难将对方在对外事务方面排在较显要的位置上。早在1908年中国已在加拿大设立领事馆,派驻外交官,但加拿大并没有按国际惯例采取对等措施。其对华关系仍由英国代理。两国在民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加拿大政府为推动对中国出口小麦和其他货物,向中国派驻了一名官方贸易代表,常驻上海。在 20世纪20年代,加政府数次派遣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1931年,随着加拿大获得完全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加关系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加拿大在中国首都南京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暂时由1928年设立的加拿大驻日本公使馆代管。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拿大借机向日本大量销售战争物质,这种情况持续到欧洲战场的军事冲突爆发后的1940年。加拿大跟随英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之后,加拿大和中国成为二战中的盟国。出于在战争中共同对付日本的需要,使得中加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此时,中加两国都有提升双边关系的愿望,因此事情的进展十分顺利和快捷。1941年7月31日,加拿大枢密院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在中国设立公使馆的提议。8月11日,提议最终获得英国国王御准,完成了加拿大方面的全部审批过程。加政府随即要求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方面就此提议进行谈判。1941年8月24日,有关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同意尽快交换公使。不久,两国在对方首都的公使馆开馆,中国驻加拿大公使刘师舜和加拿大驻中国公使欧德澜均到任。至此,中加两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随着中加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亦得到确立。战争期间,加拿大本土并无战事,主要的作战地区是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而中国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无暇他顾,因此中加两国的军事合作自然是体现在加拿大对中国抗战的军事支援上。加拿大方面对华事务的具体主管是驻华公使(后任驻华大使)欧德澜(又译奥德林、奥德伦,Victor W.Odium)将军。欧德澜出生在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一位成功的军人、商人、政治家和外交官。他年幼时在日本住过3年,从此开始具有很深的东方情结。从1899年参军到1941年退役,欧德澜曾服预备役和服现役,军衔由列兵直至少将,二战初期担任加拿大第二师师长,在欧洲战场指挥作战。其间,他曾主办温哥华《每日星报》,并参加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省议会竞选,成功当选省议员。1941年欧德澜退役,出任加拿大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相当于驻英联邦以外国家的大使),成为加拿大在澳大利亚的最高外交代表。


军人出身的欧德澜之所以愿意离开悠闲舒适的澳大利亚到中国工作,就是为了离前线更近一些,因而对中加军事合作关系方面的工作特别热心,一直作为他的主要使命之一。到任伊始,他就对中国的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抗战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一,国民党军队内部缺乏诚信、士气低落、体质很差、补给不足、腐败盛行、战斗力低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不是用来与日本作战,而是只用来遏制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但他没有放弃加强这支军队的努力,声称:


我不想要贬低中国军队,而是要找到能够加强这支军队之处。对于加拿大而言,最为理想的是看到一支做好战斗准备的、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我们要竭力使得这样的军队成为现实,这样做是值得的。(当然)这样的军队目前还未问世。


其二,重庆方面的战报只是虚假的宣传,毫无价值可言。欧德澜发现,每当中国军队作战不力,遭遇挫折的时候,官方战报和新闻报道总是作与事实相反的描述。而且,政府宣传机构玩弄“蓄意编造——诱人相信”的伎俩,用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饱和轰炸,企图以此将虚幻变为现实。欧德澜本人就不相信重庆政府的宣传,称“中国的局势完全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完全不是媒体所告诉你的那样。”外国新闻机构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以为世界的新闻机构将会与往常一样毫不质疑地转发这种纯属编造的陈述文字。如果这些新闻机构照此行事,那么这只会再次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欺骗有其用处,并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其三,国民政府缺乏作战意愿和军事战略,只是坐等盟军击败日本,但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欧德澜声称,这一点连他所遇到的中方人员都直言不讳:


我所遇到的可信赖的中国人都不会掩饰中国在过去两年内并无作战行动的情况。当我敦促中国军队应当重新投入战斗,从而使得中国在结束战争的商讨中拥有声望和影响力时,中方人员的反驳并不是指出“中国正在并且一直在战斗”,而是辩称“整个世界都应当记住中国在战争初期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一切”。


直到1944年中期,欧德澜发现中方的态度依然如故:“中国方面认为他们不必战斗,因为联合国家迟早会打败日本,并将其逐出中国。”至于重庆方面宣称的“以空间换时间”的军事战略,欧德澜驳斥道:“这不再有任何意义。中国不再以空间换取任何东西,因为日本人并不打算向前挺进”。


不过,当这位加拿大使节于1945年3月回国度假返任之后发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军队开始具有新的“战斗精神”。据欧德澜的观察,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1)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派往中国取代高斯和史迪威之后,很快使局势发生彻底的变化;


(2)中方与美方随之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合作;


(3)中国的作战军队在美国负责其训练和装备之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中国对于胜利的信心增强:“对战争的乐观主义春风吹拂中国大地。这在政府、军队、商界、大学和新闻界都随处可见。当然,这种乐观主义甚至还蔓延到了外国人社区。”


最后,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存在着另一种偏差和扭曲——对中国战争努力和领导人的肆意贬低和诽谤。欧德澜在描述在重庆外交使团的情况时说:


我发现重庆沉浸在一种居心叵测的中伤的诽谤的氛围之中。我从其他外交使团得到的信息使我不寒而栗。幸运的是,从一开始我就洞察了其中的歪曲和怨恨。这些人并不想要看到中国的长处,而是要尽量给中国抹黑。



欧德澜本人对蒋介石就颇有好感,认为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蒋是值得信任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并非是能力卓越之人,但集勇气、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气质于一身。以其双手、特质和个性,蒋使得中国保持统一。”“展望未来,如果委员长无法行使权力和掌握权力,如果他满足于听任其手下专心巩固他们自己的职位,那么一场冲突就将爆发。在那样的情况下,要么共产党将得到扩张并成为国民党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要么中国将陷入更大的灾难,分崩离析。”同时,欧德澜也看到了蒋介石在军事领导方面的不足,比如,蒋喜欢越级直接向师级部队发号施令,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加拿大对蒋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能力不能高估:


尽管蒋介石的才华也会灵光乍现,但他并没有将其军队建成一部整合良好的机器。比如他没有能力指挥军队在欧洲登陆和建立“第二战线”。这个任务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判断,加拿大方面在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欧德澜作为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外交代表,主动出谋划策,在其中起到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当然,加拿大在二战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战场,对太平洋战场投入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欧德澜的努力充满波折,一再受挫。


首先,欧德澜争取加政府向中国派遣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直接支援中国的抗战。为此,他先后向加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欧德澜就致函金总理,提议派遣一个或数个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行中队来中国战场。其任务可以是作战,也可以是空运补给。他认为此举不仅能够在战时推进加拿大在中国的“公共关系”,而且能够在战后增强加拿大的对华影响力。1943年10月5日,欧德澜再次提出同样要求,并进一步建议加拿大皇家空军可以将基地设在印度或中国。后来,欧德澜回国期间在与金总理共进晚餐时还当面重复上述要求。加政府拒绝了他的提议,外交部的正式回复为:“加拿大无法应允欧德澜将军有关加拿大皇家空军在中国行动的要求”,理由是没有飞机可以调派,后勤补给和运转费用过于高昂以及中国缺乏后勤保障能力。事实上,欧德澜还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建议,希望加拿大建立一条跨越太平洋的空中补给线。由于当时的运输机的续航能力不够,而且日本控制了相当部分的太平洋空域,所以他提议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为此,他未经本国政府的授权就直接致函苏联驻,华大使,提出此项建议。对此,加政府不置可否,未作正面答复。在一再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欧德澜表现出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当1945年5月加拿大根据有关协议由海路向中国运送卡车之时,这位加拿大大使又一次做出惊人之举,向加总理建议随船运送一个加军运输师,负责卡车的运输和维修。但仍未得到加政府的批准。


其次,欧德澜先后提出三项具体的作战计划和方案,试图加快打败日本的步伐。起初,加方寄希望于加强和重建中国军队。欧德澜在1943年8月 26日的一封外交函件中提出加方的目标是“加强中国军队,这样就能对日军的物质供应和交通线形成威胁;如果军队重建的基本需求可以通过外部援助加以解决的话,那么余者可以在中国国内进行生产。”


不久,他了解到中国军队的实际状况,转而提出一项更大胆的作战计划:主张美国、英国、加拿大军队在中国的东南部登陆,建立作战基地,开辟新的战场。总的作战方案是三国军队从海上进攻盘踞在香港和广州的日军,建立滩头基地,然后沿海岸向北推进。欧德澜所作的具体说明如下:


(1)这支军队将最终成为对日作战的先头部队。


(2)击败日本的唯一途径是在中国击败它,并对满洲(中国东北——作者注)形成威胁。


(3)本次作战将与中方立场保持一致,即中方所要做的是使中共保持中立;其行动范围是由武汉向北直至满洲;配合盟军沿海岸北上的行动。


(4)这支军队应由英国(不包括印度,它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缅甸)、美国和加拿大军队所组成。


(5)总体的指挥权应当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6)一旦盟军部队组建完毕,它不能依靠中方的后勤补给。


在1943年11月1日致加外交部副部长罗伯森(Norman Robertson)的函件中,欧德澜再次提及这次登陆作战计划,指出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盟军在中国东南部作战的条件会更为有利。他的推断是:除非日本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已经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不会与盟军交锋。1944年4月,他甚至面见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讨论了这项作战计划。何表示中国方面对此坚决支持,同意盟军在东南部登陆。欧德澜事后向加政府作了汇报。加拿大政府迟至10月才予答复。麦坚齐·金总理在复函中告诉欧德澜大使:加拿大的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计划已定,而该计划并不包括在中国东南部大规模登陆作战。因此加拿大目前只能派出一个师的军队协助美军在太平洋的北部和中部执行任务。欧德澜对此十分不满,称“(政府的)表现差劲,与我国在欧洲的战争行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遭遇上述挫折的欧德澜并没有气馁,继续向政府上书。1945年5月初,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纳粹德国被彻底打败。于是,欧德澜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提出更加雄心勃勃的三线作战计划:第一条战线由英帝国(包括加拿大)军队对香港、广州、台湾等地发起进攻;第二条战线由美军进攻日本和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第三条战线则由中国军队由西南地区发动反攻,直取北平。尽管欧德澜驻节重庆已有两年,但他对中国政府的作战方针仍然不得要领。即使蒋介石的军队打算反攻的话,它最想攻占的城市显然是南京,而不会是北平。


1945年6月6日,欧德澜提出第三项作战计划,建议除在香港和广州实施登陆作战之外,加拿大应向缅甸和印度派遣军队,协助蒙巴顿部队在东南亚战场的对日作战,形成呼应之势。他专门提到,英国外交代表维亚尔(Carton de Wiart)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了相同的建议。这一次,欧德澜倒是很快收到了国内的明确回复。罗伯森副外长解释道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加拿大的战略方针无需更新,实行欧德澜的计划已无必要。


第三,中加两国的军事合作也有成功之处,具体体现在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对日作战的情报和作战物资援助之上。加拿大在战时与美英等国保持密切的情报联系,拥有丰富及时的情报来源。中国限于技术手段的不足,需要盟国在这方面的帮助。1944年1月11日,加军总参谋部决定在限定范围内,为中国方面提供军事情报:


(1)作为一项总体政策,本部建议在严格限于帮助中国即时对日作战范围内的情况下,向中国方面提供军事情报;


(2)此项规定适用于所有关于武器和装备的情报;


(3)来源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在提供给中方时,亦严格限于满足中国在对日作战方面之所需。


加政府批准了了军方这项政策建议,并在2月下旬将此项政策传递给在重庆的加拿大大使馆。


战时中加军事合作的高峰是加拿大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早在1942年8月,欧德澜就致函国内,要求加政府提供军援。加拿大政府对此作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同时注意到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强大,认为这样对加拿大战后的商业前景和利益不利。加外交部也明确表示了对美国垄断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质供应和援助的担心。欧德澜的汇报证实了这种担心:“中国政府被经常告知,它获得军事补给品和装备的唯一希望只能来自美国,而且它完全相信这一点。”为此,加拿大决定以盟国的身份,以共同作战的联合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借此扩大加拿大在中国的影响。1943年,加拿大就开始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提供军需品。而且依据加拿大于1943年批准的加拿大战争拨款法案,中加双方很快达成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名为《中加关于加拿大依照1943年加拿大战争拨款(联合国互助)法案以加拿大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所适用之原则之协定》,于1944年 3月22日在渥太华由中国驻加大使刘师舜和加拿大总理麦坚齐·金签字生效。《协定》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军援的具体缘由和目的:


鉴于中国及加拿大在现时之战争乃系联合作战;又鉴于战争供应品应切合战略之需要,并以最有利于取得胜利及建立和平之方式,分配与各联合国;又鉴于由一联合国向另一联合国所为战争供应品之供应,不宜加重战后商务之负担,并不宜引起贸易限制。或于公正持久之和平,另有损害;又鉴于中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均愿就加拿大以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之条件,成立协定。


《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加拿大政府决定依照1943年加拿大战争拨款(联合国互助)法案向中国政府提供军需品;


2、中国政府同意继续协助加拿大的防卫;


3、中方同意向加方提供有关受援军需品的需求和使用方面的情况,并向加方提供与执行本协定相关的情报;


4、加方援助的任何军需品只能用于共同对敌作战,未经加方同意,不得转给其他国家政府或个人;加方不得向中方要求交还依照本协定所提供的军需品,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加拿大援助中国的军需品经印度转运,《协定》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加方抱怨中方囤积物资,有另作他用之嫌。使馆在汇报中称:“ 中方并没有动用互助的军需品,而是宁愿让军需品堆在印度。继续为中国的户头进行生产就意味着装备一支战后的军队。美国方面指出这可能就是中方的目的。”中方则对加方输送军需品的数量表示关切,宋子文在访问加拿大时就指出中方在1943年要求加方提供6万吨军需品,但加方当时只愿提供1.25万吨。而且加军需部将运往中国的军需品的运输次序排在各盟国最后,因此加方在1943年同意提供的军需品,也迟至1944年2月才开始启运,其中部分军需品的运输时间甚至被安排在1944年8月。根据《协定》提供给中国的军需品,直到1945年的晚些时候才大批启运。


但是,加拿大的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确是十分宝贵和慷慨的支持。据中国驻加公使刘师舜所举一例:“伯连枪为加拿大政府最大量供给我国政府的军器之一。据当时统计,该国每星期可出枪2000支,其中至少1/3系供给我国之用。”中国方面在不同场合对此表示感谢,刘师舜称:“各同盟国对加拿大的努力,应表感谢,尤其中国曾接受加拿大所赠之伯连枪,现或已在应用之中,更觉盛谊可感。”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厉昭于1944年3月7日在科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的英文演讲中,更称加拿大是支援中国的“兵工厂”:


加拿大将本国变为北美的主要的民主兵工厂,为战争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对此十分钦佩。我借此机会向你们转达中国人民的衷心感谢,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向中国前线运送越来越多的军需品,感谢加方根据1943年加拿大互助法案承担的提供给中国的价值10亿加元军需品中相当部分的拨款。


加拿大的军援和中加《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加军事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首先,《协定》是中加两国的首次军事合作,加深和拓展了已经建立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协定》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表达了中加两国强烈的愿望:“中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重申其对两国间及在全世界之互利之经济关系,予以增进之愿望。两国政府声明:其主要目的,包括采取各项措施,以增进就业与货物之生产及消费,并经由关于贸易政策之适当国际协定,促进商业之发展”。


其次,《协定》是中加两国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中国是抗击日本的主要盟国之一,加拿大是在欧洲对德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两国在军事上的携手,进一步增强了打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力量。刘师舜公使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盛赞中加友谊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今日欧亚两洲均正在进行大规模海陆战争之中,全世界守法与爱好和平之人民,正在对野蛮与专制之侵略,艰苦奋斗……。在此项奋斗之中,加拿大人民之生命力,足智多谋,及大无畏精神,已引起中国人民之深切同情与羡佩。现在两国正为保障自由、正义与世界文明而并肩作战。吾人相信彼等之共同利益与战友交谊。必将构成日益增进与永久存在之友谊的强固基础。


再次,《协定》是世界军事史上合作的一个典范。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军需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加拿大国内无战事,虽然人口较少,但军需品生产能力很强,能够在满足本国在欧洲战场作战的军队需求之外,对中国提供军需援助。刘师舜公使在1943年1月3日参观蒙特利尔的军火工厂后,感慨道:“加拿大军事工业之成就至足惊人,且其产品数量,出人意料之外。……如希特勒能有同样机会,亲眼看到此项成绩,也要大吃一惊 ”。因此,两国在对敌作战的资源配置上达到了优化的效果。



抗战期间,随着中国与加拿大结成盟国关系,两国关系全面提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缔结昭示平等地位的《中加为废除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事件条约》。军事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纵观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关系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加军事关系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其发展相互对应。中加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尤其是欧德澜公使到任之后,两国军事关系始得以建立。作为两国关系达到新高潮标志的《中加关于加拿大依照1943年加拿大战争拨款(联合国互助)法案以加拿大战争供应品供给中国所适用之原则之协定》和《中加为废除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事件条约》亦分别在1944年3月22日和4月14日签订,前后仅相隔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两个条约当时在两国关系中同为最重要的条约。


第二,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加军事关系是二战时期盟国之间加强军事合作的同盟关系的一部分。两国通过在军援、交换情报等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壮大了盟国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步伐。双方都十分需要和珍视这种合作。加拿大总督阿士龙伯爵 (Earl ofAthlone)指出:“今日加中两国人民正在抵抗同样敌人。彼等将继续为自由与正义并肩作战,直至胜利完成为止。我两国准备战胜凶悍敌人之努力,使我等益加联系,余知其必将构成日益深切之友谊的基础。”


第三,中加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军援。中加两国在并肩作战中相互支援,结下了牢固的战斗友谊。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急需武器装备和其他作战物资之时,加拿大慷慨给予援助,更是弥足珍贵。刘师舜对此评价道:“中国能与如加拿大之有价值盟国联合,引以为豪,且对自战争开始,尤其互助法案成立以来,由加拿大取得之援助,至为心感。由加拿大供给中国之日益增强的助力,必将对中国士气及中国在胜利中所作之最终贡献,有良好之影响。”


第四,在中加军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欧德澜的个人作用突出。其本系军人出身,有少将军衔。二战开始后在欧洲率军作战。为更加靠近前线,他离开安宁舒适的澳大利亚,到条件艰苦的中国上任。他在驻华公使和大使任内极为关注军事事务,多次提出对日作战计划和构想,促成了1943年加拿大互助法案的签订。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加拿大的战略方针,欧德澜作用的发挥亦受到了较大限制。



最后,中加军事合作的影响较为有限。与中苏、中美或中英军事合作的水平相比,中加军事合作排在较次要的位置。中国方面则担负抗击日军主力的重担,无力对加拿大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援。在争取外援方面,中国主要从美国、苏联和英国等盟国寻求军事合作和援助。同时,加拿大除战争初期派遣两个团的兵力参加香港保卫战之外,亦无力派兵参加中国战场的作战。即使是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之后。加拿大也没有移军太平洋战场或中国战场的打算。所以,加拿大对二战胜利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欧洲战场,而非太平洋战场或中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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