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谈晋商

石名岗 收藏 0 393
导读:耻谈晋商 山西华而实〔1〕老,是我忘年之交,大剧作家,改革开放之初所作《知音》由王心刚〔2〕演蔡锷,张瑜〔3〕演小凤仙轰动一时。此公热衷公益助人,山西省政协常委届期,看到山西经济落后,发动振兴晋商活动,发起晋商研究会,可谓热心有加,一派公心,是一位正义之士。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得罪权贵赋闲在家,因当过大厂厂长,改革初期风头甚健,华老约我与他参加过几次活动,也算稍补寂寥之心情。华老的热心被一些退出历史舞台但又不甘寂寞的政治家所乘,虽然晋商未见任何振兴之气象,组织却十分红火,真是升的升,发的发,可山西还是

耻谈晋商

山西华而实〔1〕老,是我忘年之交,大剧作家,改革开放之初所作《知音》由王心刚〔2〕演蔡锷,张瑜〔3〕演小凤仙轰动一时。此公热衷公益助人,山西省政协常委届期,看到山西经济落后,发动振兴晋商活动,发起晋商研究会,可谓热心有加,一派公心,是一位正义之士。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得罪权贵赋闲在家,因当过大厂厂长,改革初期风头甚健,华老约我与他参加过几次活动,也算稍补寂寥之心情。华老的热心被一些退出历史舞台但又不甘寂寞的政治家所乘,虽然晋商未见任何振兴之气象,组织却十分红火,真是升的升,发的发,可山西还是戏称“二战区”(抗战时闫锡山为战区司令长官,当今据说山西除“非典”为全国正数第二外,主要发达指标均踞全国倒数第二,戏称“二战区〔4〕”。)。

大写家才子余秋雨〔5〕以其特有的笔法作了一篇《抱愧山西》的文章,成为溢美晋商的积大成者: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大才子如此舍得夸赞晋商,而把晋商的落败归于战乱和内部不和,并为之大加惋惜,又殷切地希望山西大地晋商的复兴。如果站在世界之颠来看晋商的兴衰,余作家的想法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

晋商要拉扯开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那可谓源远流长,从春秋时期的猗顿〔6〕、吕不韦〔7〕说起,到山西票号溃败止,山西的巨商大贾可谓不胜枚举,就像山西历史中出现的政治和文化明星一样璀璨。政治和文化明星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华夏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而山西正居其间,俗称炎黄之炎,就是泛指山西河东一带,同时山西又是地处中国众多王朝拱卫之地,中国历史最辉煌的大唐王朝就发韧于太原,当然他的兴起也有人文地理之必然。那么出现像李世民〔8〕、武则天〔9〕、裴度〔10〕、狄仁杰〔11〕、白居易〔12〕、王之涣〔13〕、柳宗元〔14〕、王勃〔15〕……这些名人也就不奇怪了。同样大批商人的出现也必然有他特定的历史人文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涌现这样大批的人物那倒成了天方夜谭〔16〕。而对于商贸而言,其充分必要的条件就是市场,没有市场哪里来的商人和交换。如果翻开中国历史的地图册一看山西,山西正是这样一个大市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沿着内外长城和黄河开辟了一个延续近3000年的边贸大市场。从有文字产生以来,山西就是所谓胡汉杂居之地,这个杂居之地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包括经济无一不打上边塞的烙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17〕,飞将军〔18〕北拒匈奴,石敬塘〔19〕对胡王自称儿帝,杨家将〔20〕血染金沙滩,“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无不显现胡汉间儿郎的气貭。黄河远上之悲壮,欲穷千里之豪迈,长天秋水一色之大气,活灵活现了这一杂居环境下的文化特色。那么经济上要没有特色其非咄咄怪事?而其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造就了以边贸生意起家的一大批边贸商人。他们把汉人的茶叶,珠宝、铁器、丝绸卖给胡人,把胡人的皮毛、马匹换回内地,做这种生意,成就了一批搞活边境贸易内外交流的商人,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商人出現,那倒称奇了。因此笔者可以简单概括,山西商人大批出现的地利历史环境,就是現在人所说的“边贸”。这种延续近3000年的边境贸易造就了一大批山西商人。

但若形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叶及后期那种特别的大贾,仅有边贸这种解释还是不够的。这里我推荐刘庭玉〔21〕先生的《晋商批判》。文中对胡汉对峙商屯戍边提供了许多资料,有宋代“折中法〔22〕”,明代“开中法〔23〕”、“折色法〔24〕”,一言敝之,就是官倚商解决边贸和军备,商靠官发财。它一启动就带着浓郁的官商色彩,用現在的话说就是政府搭台,商人唱戏。在君主体制下唱到最后无不是一出官商勾结的活报剧。媚事权贵,勾结政府要员,既是晋商发达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明显特征。随着晋商的发达,资本的膨胀必然会使生意地域拓展,这种膨胀式的发展随着明朝的腐败愈演愈烈。以其与官勾结的政治信息,不可能不知到明王朝必然的垮台。他们以商人特有的鼻息开始寻找新的合作者,这就是虎视眈眈的清朝。

正是这种注重人事的特定行为,使明清晋商能顺利跨过朝代更叠的大门坎。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明清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徐宏亮《龙江过略》)当时的明清晋商在与满人的交往中,其实是充当着满人的物资供货商和事实上的情报提供者,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明清晋商在清兵入关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吴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清政府入关后,蒙召边境明清晋商入京,设宴招待并赐上方服撰的事情 (以上楷书摘自刘庭玉一文)。

这时的晋商已不是明朝的官商,它已变成真正的“奸”商,这个奸是汉奸的“奸”。他们通过与清统治者勾结,成为出卖情报,出卖军火的汉奸商人,民族英雄们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时侯他们谁能想到,他们的徒劳抵抗和无谓牺牲,给这群奸商带来白花花的沾满血腥的银子。人人啐骂吴三桂〔25〕,谁知晋商是“奸”商。正因为这群无耻的东西为清皇帝以第五纵队〔26〕的身份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才能换来整整一代清王朝晋商的繁荣。如果笔者能找到晋商发达,特别是清代尤为发达的理由的话,那就是外国主子给了汉奸一个卖国换来的特权。当然有人会说清朝也是中国,但是当时清兵不是中国人,照此,法西斯日本鬼子如果不被打败的话,也是中国人,这样一来,传说中的一个日本人占领平遥城,也就不足为奇了。足见晋商卖国之雅量。

常人的思想,若无政府的支持,如采铜、盐道、票号之类带有强烈政府担保特权色彩的产业,它不是哪一个乃至几个商人可撑起的大事。当然,若论起山西清代官商勾结的历史那又可写几本书了,那不是本文的主题。我要说的是,如果在宋、明两代依赖胡汉对峙,晋商巴结官府靠官助发国难财还算生意人的话,那么到清代就完全不同了,到这时他们与清王朝已成为主仆式的红顶商人。除了这样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红顶商人,哪个勤俭商人能挥金如土,6万两白银的债务能磕头了事(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6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方的老板就到贷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贷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贷方店为了照顾借方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以上摘自余秋雨《抱愧山西》)。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与王朝成为皮毛关系,随着清王朝的垮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晋商之大溃败那是大势所趋。在近代也可以说,清王朝的兴衰史就是晋商的兴衰史也不为过。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的交融,山西已完全成为为一个内陆省,信息业的拓展和航海、航空等立体交通的形成,使山西已完全失去晋商当年生存的地利优势。正象远比晋商更加文明于世的丝绸之路,随着市场内含的变化和物流载体的变革,早已不复存在,已变成为承载历史和文物遗迹。如果没有重大的历史变革,要想恢复丝绸之路,是一种十分不切实际的空想。同样,若想再現清代晋商的鼎盛,纯属痴人说梦。

在闫锡山主政山西时,山西经济自成体系,在割据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也曾显赫一时,但它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闫锡山这个土思想家、政治家督管下政府行为的特色。解放初期既有闫锡山留下的基础,再加上中央政府中大批的山西官员给山西吃了不少偏食,使山西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前保持着中上游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省份,靠着吃官家奶养了一批怪胎—当代晋商,因此沿着明清晋商之路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然,笔者是从大处说起,并不是说山西没有好商人,其中也不乏积大成者,如果一概而论,那就是伤及无辜了。但媚事权贵,勾结官府在晋商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一直延续至今,現在山西无论公、私企业家无不以勾权结贵为荣。如此下去山西何时才能经济繁荣?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以笔者之见,山西经济要想振兴,首先得从彻底解剖晋商、批判晋商开始,先正其名,后成其事。

既如此,我们千万別再盲目吹捧这个无耻的晋商了!

注释

〔1〕华而实(1932-)原名潘耀麟,山东济宁人,著名剧作家,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电影《知音》、戏曲艺术片《智收姜维》、电影文学剧本《梅兰芳与程砚秋》、晋剧《红娘子》等。

〔2〕王心刚(1932-),著名电影演员,文职少将。辽宁大连人。曾在《红色娘子军》、《烟火春风斗古城》、《知音》等中饰演主要角色。以扮演英俊潇洒的正面人物著称。

〔3〕张瑜(1957-),著名电影演员,山东肥城人,生于上海。曾在《庐山恋》、《巴山夜雨》、《知音》、《小街》等影片中扮演女主角。

〔4〕二战区,指在抗日战争中,由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划分的国民革命军对日作战的战斗区域。二战区负责山西、内蒙方面的对日作战,司令长官为闫锡山,副司令长官为朱德、卫立煌。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隶属二战区作战序列。

〔5〕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的《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等著作,先后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社科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

〔6〕猗顿,战国时魏国人,猗顿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大工商者。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朱陶公齐名的巨富。

〔7〕吕不韦(约前292-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原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因重金资助在赵作人质的秦公子子楚(异人),子楚即秦国王位后,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嬴政为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编有《吕氏春秋》,史称“杂家”。在政治上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废相国,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

〔8〕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堪称“千古一帝”。太宗皇帝在唐朝建立中出生入死,运筹帷幄。在位三十二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后又称他在贞观年间的统治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成为后世治国之样板。

〔9〕武则天(624-705),籍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生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唐开国功勋武士彟次女。她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她还创造了“曌”(读音“照”)字,自改名为“武曌”。诚如宋庆龄所评价:“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10〕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唐代后期的杰出政治家,唐宪宗时曾任宰相,节度使、留守等职,唐后的史家称其“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裴度的主要功绩在其反对潘镇割据势力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1〕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担任过许多地方官,武则天时任宰相。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始终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12〕白居易(772-846),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他一生作诗很多,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13〕王之涣(688-742),字季凌,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是盛唐时期诗人,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著称。《登鹳雀楼》、《凉州诗二首》和《送别》是其代表作。

〔1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宗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唐顺宗时,柳在朝期间,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改贬为柳州刺史。在这期间,柳宗元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15〕王勃(649-675),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初唐四杰”。其代表作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等。

〔16〕天方夜谭,成语出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即《一千零一夜》。比喻虚诞离奇的议论,荒诞不经的说法。“天方”是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夜谭”就是夜间谈话讲故事之意。

〔17〕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由于汉服宽大而不利于骑射,为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内容为穿胡人的短打服饰,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他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18〕飞将军。李广(?-前119),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县北)人,西汉著名军事家。做过骑郎将,骁骑都尉,未央卫尉,郡太守,镇压边郡使匈奴不敢犯多年,被称为“飞将军”。公元前119年随卫青出征匈奴,迷路误军期,引颈自刎。

〔19〕石敬塘(892-942),又名石绍雍,太原沙陀族人,五代时后晋王朝建立者,即后晋高祖。当时,石为建后晋,借助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之助,建立后晋,与其他政权抗衡,仍向契丹称臣,称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并割让幽、燕十六州给契丹,后世作为叛臣的代称。

〔20〕杨家将的故事,是根据北宋初期名将杨业和杨延昭二代人抗击契丹(辽)侵犯的事迹,由民间艺人编写的。血染金沙滩是指杨家将的故事中,宋太宗(赵光义)赴辽宋两国会议时,由于辽方变卦,杨业率八个儿子(包括一名义子)血战金沙滩,保护赵光义突围的故事情节,战斗中杨业丧失三个儿子,被俘两个,失踪一个。历史上的杨业(?-986),本名重贵,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原事北汉,归宋后,任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多次重创辽兵,称“杨无敌”。后因友军误会未按时接应,杨业兵败被俘,绝食而死。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杨业之子,其父死后,担负起河北延边的抗辽重任。杨氏父子的事迹,一直被后人流传,当作民族英雄的象征。

〔21〕刘廷玉,当代山西作家、企业家。

〔22〕折中法,宋代的一种食盐专卖办法。由“入中”商人承办食盐专卖的制度,为宋初工商的主要形式。太宗年间,由于北方军需匮乏,下令商人往边郡入纳粮草,称为“入中”。官府按路途远近及物资性质,优价折酬发给商人特殊的有价证券“交引”,商人凭此到制定场所兑支现金,也可据此购买食盐,贩运赢利。

〔23〕开中法,是明代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又称开中。开中之制系沿袭宋、元制度,但明代多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

〔24〕折色法,明弘治五年(1492)实行的盐业管理制度。所谓折色法,就是过去你得把粮食、各种物资送到边疆才能换盐引(经营食盐的凭证),那么现在就是你直接可以用银子换盐引,以前的只能在边疆经营的商人可以到内地经营了。

〔25〕吴三桂(1612-1678),子长伯,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南高邮。任辽东总兵镇守山海关。崇祯十七(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进北京。崇祯飞檄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伯爵),令其入援京师。吴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导致北京失陷。吴退兵山海关。吴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且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请清兵入关。在山海关战役中,吴军与清军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为平西王。不久吴三桂为清先锋,长驱直入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又在云南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被晋封为平西亲王,永镇云贵。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叛清,康熙十七年,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同年在长沙病死。后人把吴三桂作为叛国和卖国的典型予以唾弃。

〔26〕“第五纵队”一词,出现在二战前夕,西班牙内战时(1936-1939),西班牙叛军首领佛朗哥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进攻马德里(西班牙首都),当记者问佛朗哥哪支部队会首先攻占马德里时,他手下一位司令得意地说是“第五纵队”。其实他当时只有四个纵队的兵力,“第五纵队”指的是潜伏在马德里市区的内奸和间谍。此后,“第五纵队”成为内奸或内线或间谍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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