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百年之1969:边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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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

《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美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百年之1969:边境冲突


美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百年之1969:边境冲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中国称它为珍宝岛,苏联称它为达曼斯基岛,正是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引发了中苏的争夺战。该岛位于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上,以前是划分两国的边界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1969年3月的一天,在东亚寒冷的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莫斯科向全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无疑,苏联的某些说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承认,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自1960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以来,在这次冲突中两国都首次向对方开了枪,使两国向战争又迈近了一步。双方参战人数大致相当,并且战争结束前,双方还使用了装甲车、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苏联声称有31名苏联边境士兵被打死,有14名被打伤;中国的伤亡人数还不清楚。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前线,如果发生类似规模的冲突,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莫斯科首先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北京则反击苏联是“贼喊捉贼”,认为该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残酷本性”,这是中国发明的又一种反对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坚持称是苏联人先开的枪,并列举了无数的细节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官方的《人民日报》甚至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后经过。


全中国人民进行了抗议苏联的游行,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周围抗议的中国人就达100万之多,他们喊着反对苏联的口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柯西金!打倒勃列日涅夫!”到1969年3月,愤怒的中国人进行了憎恨“新沙皇”的游行。中国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中,警告苏联说,如果这种“挑衅”继续发生,“我们将会坚决彻底地把你们摧毁!”中国外交部在一篇正式的抗议文章中,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背叛集团”穿着“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外衣”。


莫斯科对此进行了反击,指责北京蓄意挑起事端,是“极端沙文主义”。当然苏联的示威规模没有中国的大,大约有5万苏联人围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门前,并向使馆大楼扔石头和墨水瓶,结果砸破了140个窗户,墙上留下了各种颜色难看的痕迹。第二天,有更多的苏联人参加了示威,但暴力最终被制止。


如果为了争夺领土而导致流血事件似乎是值得的。珍宝岛最初是一个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半岛,后来经江水的冲刷形成独立的小岛,从此,两国开始争夺其所有权。双方的领土争端绝不仅限于此,因为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俄国就从懦弱的满洲国政府手中夺走4500英里边界上的大片土地。


苏联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几经变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中国西部省份新疆的影响稳步增长,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东部,被日本侵略者所牵制。几年后,当苏联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时,中国重新巩固了在新疆的政权,但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发生了对抗性的叛乱。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新疆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而中国东部却基本平息下来。苏联沿海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的边界由1858年的《爱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所确定。俄国人在远东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并通过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港口和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之后的100多年里,这里的边界又得到巩固。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地区频繁出现纠纷。“从1962年6月起,”苏联外交部官员米哈伊尔S·卡皮察(贾丕才)说,“中国对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侵略。”中国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边境士兵入侵珍宝岛达16次。据北京方面报道,附近的七里泌岛和卡脖子岛也多次受到这样的入侵。中国还指责说,苏联的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过去的3年中,莫斯科逐渐加强亚洲边界的军事力量,估计目前已达25个师。而驻在满洲里的中国军队就有50个师,另外,新疆还驻有7个师。据伦敦《星期日快报》报道,北京又增派了500万部队支援边境。另有消息说,苏联在边界附近修建了中程导弹发射场,目的是威胁满洲里和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


边界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双方存在敌视和恐惧的情绪,这也是目前中苏关系的特点。虽然没有互驻大使,但两国仍保持着冷淡的外交联系。1963年以来,政党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在贸易上还保留着一些往来,但最近苏联的一项调查表明,1967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亿零6百万美元,比1961年下降了6%。如果两个共产主义巨人间稳固的伙伴关系已经瓦解,那么前些时候的边界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界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同时,对毛泽东主席来说,当时正在计划今年春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事件恰好证明:中国周边地区确实还存在敌人,当前全国人民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血染的乌苏里江畔使他们彻底相信了中苏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召开,苏联就开始进行宣传,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苏联的攻击使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说明苏联非常害怕过去的老朋友中国。


在中苏关系思想领域的斗争持续了9年半之后,苏联人最终撕下了努力与亚洲伙伴达成和解的伪装,并宣布要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消息报》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新组织的创立大会,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联系。”



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1969年6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政党会议作准备,而苏联此时突然攻击中国的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希望借机正式将中国驱逐出共产党国家的活动。西方和东欧各国政党反对苏联的企图,他们因此蔑视苏联,并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显然,苏联人之所以断言毛泽东领导的组织根本不是共产党,是因为企图以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世界政党会议上没有审议苏联提出的这个计划。


中苏边界冲突也导致了苏联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产生忧虑,并且,苏联认为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也许是一种先兆。苏联在政党杂志《共产党人》中提出警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仁们正努力给中国人民灌输可能爆发武装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初,随着一阵鼓乐齐鸣,欢庆的喧嚣声笼罩了整个中国。从亚热带气候的云南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从城市到乡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庆祝。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毛主席万岁!”许多人手上还拿着向日葵,象征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切庆祝活动是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以他的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两年多的混乱,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要努力控制不使中国陷入动乱,还要重新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终究说明了,他的努力使中国向内部和平这个目标迈近了一步。根据1956年的党章,这次大会本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一直延误至今。毛泽东本想去年召开会议,但“文革”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所以召开日期也一拖再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想重新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最初来自于延安的窑洞,并在“二战”后征服了中国。毛泽东认为,“文革”还可以重新鼓舞共产党的士气,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不过是一支僵死的官僚政治队伍。只有采取和平的手段,使军队、党内的老干部和毛泽东主义激进派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之后,毛主席才能决定召开会议。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虽然已达75岁高龄,但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作了主要的发言。61岁的林彪宣读了一篇厚厚的手稿,分析了“文革”取得的成果,并向全党发出最新指示。林彪发言之后,1512名代表就林彪的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草案对党章进行修改。草案中规定,把毛泽东的决策作为正式路线写进党章,并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本次会议还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集体,他们都是肃清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最后,代表们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2/3被打倒,包括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随后,会议正式确定了领导集体,他们会继毛泽东之后更好地治理中国。


与1956年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没有外国客人参加,所以没有人知道会议的情况如何。即使这样,中国新闻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会议的文章,主要报道了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是忠心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文革”期间表现杰出,如林彪和毛泽东夫人江青,以及理论家陈伯达。但主席台上也有长期忠诚为党奉献的人,如副总理董必武,陈云,著名的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这些人不久前刚刚被强烈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必须为中间派留有席位:176名会议临时主席团成员中,保守派大大超过军人成员的数量,因此主席团中大部分是保守者和相对现实的军人。在各省和各地区新成立的行政单位革命委员会中,这样的中间派占大多数。会议中有大量的军人代表参加,这一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组织。


如果会议主席团中有人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正如人们预料的,军队代表无疑在入选者之列。正如他所说的:“党要指挥枪。”


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说明,此时他变得更加现实,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人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节俭,以提高工农业生产。即使这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一代,如果说,他们对权威的尊重还没有彻底消失,也大大地动摇了。



这一切对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努力保持当前的秩序,但造成的影响相当严重。一个相对和平的中国带来的也许是危险也许是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使苏联更加焦虑,因为两国有4100英里并且部分还存在争端的边界线,苏联担心会与中国产生新的纠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许会看到,中国会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兴旺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些亚洲国家将陷入两难境地,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还是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是,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也许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恢复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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