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怎样成为最坏的交易

卫生部长陈竺指责一些医院在大病治疗中天价收费,提出医院按病种定价收费。

今天,恐怕没有哪一个专业,像医学专业这样,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

医学能定义你是否健康,决定是否安放某个病名,能判断人的生死,能确认人是否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能提出关于你身体某一部位是否应该去掉的建议……这些都基于科学,我们只是但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能够更加确当地掌握了科学而已。

至于医疗的价格,这是一个既有伦理也涉及医学权力的问题。人不会在医院讲价,如果治疗费用太高,你会想办法,也可能怅然而去,但不会跟医院讨价还价,医院开出的医疗价格总是权威的。它涉及伦理的方面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人面对健康与生命问题,应当想尽办法去治疗,在费用上考虑是否值得是不行的。很多病都有明确的不良预后,但我们仍然可能为之支付巨大费用,仅仅是因为,唯此病人和亲友才能够心安。

医疗费用高昂,既有支付能力方面的问题,也有医疗价格方面的问题。支付能力与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政府的医疗保障水平有关,医疗价格与医院定价和政府的卫生投入状况有关。说医院大病开天价,显然不是说医疗费用高昂,责任全在医院,而只是把目光关注到这个方面而已。

医院有没有开天价的现象?小病,例如感冒,早几年武汉就报道过小孩咳嗽一单开出1500元的事。大病费用,更是弹性极大的空间。例如癌症,以我日常听到的情况,治疗费用相差十倍以上是经常的。在我的老家,农村人用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大概是2万元左右。在我工作的城市,癌症治疗费用大概在30万元到50万元之间,这些人都算是中产阶层吧。不同费用的治疗,是否带来不同疗效呢?至少从存活期来看,我没有看到明显相关。但因为疗效涉及到生存质量以及不同人抗病的个体差异,所以我不能简单判断治疗费用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大病治疗几乎总有一个讨论方案的过程。对于预后不良的来说,讨论方案,我看无非是讨论病人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治疗,人总是要油干灯尽,钱也要花到枯竭为止。我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肺癌,医院给出几种方案,朋友接受的方案是1年20万左右,最后是超出大约一倍,治疗时间大约一年半后去世。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存在着权利的不对等。培根说“知识就是权力”,托夫勒说“信息就是权力”,汉语都译作“就是力量”。餐馆一个菜卖多少钱,这个比较透明;而医院治一个病得多少钱,这不够透明。不是有费用清单就透明了,而是医疗是很专业的问题,这个专业是由医生和医院掌握的,病人不可能明了价格,你最多知道药价,但你还是不知道那个药是否必须要用,你并不明了哪些治疗是适当的,哪些是过度或者不够的。

可以说,医疗机构与病人之间的不对称,是注定的。陈竺提出“给一个病种定一个价格,医生在治好的前提下合理用药”,这就是借助国家力量来实现病人权利。陈竺说这在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也谈到他在成都开会,进行某病种的案例分析时,这种平均治疗费用为八万元的病,某地医院的费用达到几十万。

以病种定价来控制天价,也会产生一定问题。不同医院甚至不同的医生,医疗水平不一,医疗服务不一,怎么体现?不过,比起医院以开天价为基本选择来,病种定价还是现实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没有的,只存在“最不坏”的选择。至少在公立医院,应该是这样。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是一种生命伦理,人们往往以治疗表现仁至义尽,越是重大疾病,越是重在“尽人事”而不是治好;医院以治疗实现利益。这是双方目的不对称。医院掌握着知识权力,这是双方知识不对称。这两种不对称大概都是天然的,而且不可消除。现在,这使得人们一旦有了大病,就可能不惜一切地将财产输送到医院,这大概是一种最坏的交易。病种定价,可能使这种不对称略略有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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