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外传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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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


‖余秋雨: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现代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指出,我们上次提到的墨家的衰微,是从传统历史学的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上来考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原则;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有关,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真的,墨家,更能吸引后世艺术家的兴趣。有人把这种武侠精神看成低俗,而我的想法正相反,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民间精神潜藏,却在那里初露端倪。当然,只是初露端倪,而不是灿烂呈现。真正的灿烂呈现,有待于你们这一代,甚至你们的下一代了。

这种民间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见诸文本。我们今天讨论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就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面有许多批判儒家的内容,后来儒家的孟子对墨子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

哪位同学能简单说一说儒家和墨家在爱的问题上的主要差别?


‖丛治辰:墨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一些核心命题,其中对“仁爱”思想反对得尤其厉害。儒家讲究爱有差等,“亲

亲有术,尊贤有等”,也就是认为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厚薄之分。


‖余秋雨:儒家恰恰不能接受“无差别之爱”,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地批评墨家说,你们难道能把一个陌生人当做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吗?难道能把父亲等同于陌生人吗?那岂不是取消父亲?取消父亲是“无父”,“无父”的人就是禽兽。这种批评很激烈,脱离了儒家温文尔雅的风貌,有点上纲上线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儒家如此强硬地讲究有等级的爱,原因何在?


‖王安安:儒家遵从周礼,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本来就是一套等级分明的价值与行为标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观不可能不“爱有差等”。

‖王牧笛:我觉得儒家的很多思考是以“家”为起点的,墨家则像是从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互敬互爱、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为思考出发点。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他们并没有在一个交锋点上。“仁爱”适合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兼爱”更适合墨家学派这样一个由巨子领导的半宗教化的团队。

‖丛治辰:我认为儒家讲究有差等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都说得很好。你们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引经据典、晦涩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对社会的关注重点;治辰认为,出于他们对于可操作性的设计。这三方面,都说到了儒家做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都没有说错。

但是,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这是对这种理论的最好检验。由于儒家一直受到尊崇,因此这种后果也就有了两千年的聚集。如果要看当年墨家批判儒家是否有道理,就要用这两千年的聚集来回答。

事实证明,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观念就远远超越了仁爱观念。等差把仁爱化作了敬畏、窥测、追随,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这种状况对于王朝体制的巩固、社会管理的强化有很大的帮助,但在中华文明的精神素质上也带来严重的缺漏。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仕子追求“忠孝两全”,也就是只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两端。但是,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的辽阔的中间地带,却很少予以关注。这辽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公共空间。有等差的爱,使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行为缺少明确引导。就像上次王安安同学说的,直到今天,中国游客在外国经常因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毛病受到抨击。原因正在于,他们未曾获得过在正常的公共空间对陌生人表达爱心的行为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明白,当年墨子正是要用兼爱来填补这些无爱的公共空间。墨子的形象,突然在我们的一次次遗憾中重新清晰起来。

有等差的爱,让人为了辨别其间的等差而不胜其烦。因此,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佛教和墨子,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由“兼爱”,必然会引致“非攻”,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着好几层意思,其中最显现在外的一层就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反对战争。在这一点上,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儒家说,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这就是儒家的仁爱。在墨家看起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任何攻击性的侵略行为都应该被否定,这就是墨家的“非攻”。

墨子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千里。所以,当我们按照底层社会的普遍心理来考虑,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吕帆:按照秋雨老师的思路,能不能这样说,墨子并不仅仅是站在某一国反对另一国,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体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一种被征服者的立场,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和地位来说的。这种弱者的姿态和地位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这两个阶层,在这种意义上,墨子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虽然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实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发出了声音。


‖余秋雨:我赞成你的这一视角,把“非攻”的意义扩大到了战争之外。这也牵涉到了社会的多数还是少数的问题。你所说的“弱者”,或者说被统治者,数量庞大,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历朝历代,固然每个时期看上去都有一些政治、军事上的被攻击对象,但是,永恒的被攻击对象却是广大的劳苦民众。即使是上层集团的混战,受到最大伤害的也是抛尸荒野的兵卒、颠沛流离的难民。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确实有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人文理想。相比之下,儒家的思路更贴近社会上层,对此不够彻底。

除此之外,“非攻”还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拒绝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互伤、互毁的内耗习惯。这也是站在社会底层旁观上层互耗所产生的鄙视。上层社会能说出互伤、互毁的千百条理由,这些理由当然不能说服对方,为的是说服底层民众。但是,底层民众如果不是傻乎乎地看热闹,而是取得了自身立场,那么,必然会对那种内耗全然否定。一个“非”字,带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性,因此,社会底层反而取得了居高临下的整体判决权,有一种痛快感。


‖刘璇: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的内耗习惯,是不是起源于中国人把战场的内移?中国文化不同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战场一直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内部,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会向外寻求争夺的对象,把国人的目光引向一处。

‖丛治辰:内耗当然不好啦,但是把“耗”引向外部,引到非洲、拉丁美洲去,那就好吗?

‖王安安:中国先秦的学派大多包含了对斗和争的理解。儒家注重人际关系,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有很多争斗、内耗的成分。即便是道家在谈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时,其实也还暗藏了一种心机,那就是:以不争来争。就像秋雨老师说的,“兼爱”与“非攻”有逻辑关系,墨家正是从“兼爱”这个信仰出发,退守到

“非攻”,二者是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先是“兼爱”,别人的父亲和你自己的父亲应该同等地去爱,这样才可能不以自己父亲的名义,而去攻击别人的父亲。

‖王牧笛:安安说得对,墨家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拒绝争斗、维系团结的根基,给出了一个团结的合法性的说明。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团结可能有两个根基:一是宗教的神,另一个可能是外在的敌人。中国文化中既没有对一个统一的神的信仰,历史上也比较少有强大的外敌,所以一直缺乏这种团结一致不内耗的根基。墨家恰恰给出了这样一种根基,从兼爱出发,以“非攻”为表现。

‖丛治辰:在我看来,墨子的“非攻”思想非常值得赞赏,只可惜它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必然需要血与火的洗礼走向统一和强大。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经过一战、二战的惨痛记忆之后,和平主义的兴起才显得那么有价值。所以在今天和平主义主导的语境下,墨子的“非攻”思想也极其有意义。


‖余秋雨:在难于实现的时代仍然大声提出来,并身体力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不能永远成为“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而应该在清醒了解周围环境之后,抬起头来看看天上永恒的太阳。

墨子的辛苦,在于眼见身边多的是苟且偷安、袖手旁观的人,但他还要埋头努力。这是一个信仰者才有的形象。《墨子》里有一段话,说家里有十个孩子,九个人都不劳而获,只有一个人在奋斗,这个人只能更勤劳,才能支撑这个家庭。其实,对一家是如此,对整个社会的大家庭也是如此。

《墨子》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来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但是,墨子说,眼下很多号称正人君子的人看到肩负着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毁谤和攻击。他说,你看,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说到底,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文化知识,更不是关起门来搞一些自得其乐的研究,而应该像墨子一样,传达一种信仰。这个黑衣壮士的信仰,就是“兼爱”和“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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