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时限究竟是“十四年”还是“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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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编者按:2009年9月7日至9日,“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会聚一堂,集中梳理了中日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脉胳,并就当时各国之间的外交角力进行深入探讨。本刊执行主编特别采访了本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章百家先生。 刘志平(以下简称刘):尊敬的百家主任,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已经举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主题是战时中国地区

编者按:2009年9月7日至9日,“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会聚一堂,集中梳理了中日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脉胳,并就当时各国之间的外交角力进行深入探讨。本刊执行主编特别采访了本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章百家先生。


刘志平(以下简称刘):尊敬的百家主任,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已经举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主题是战时中国地区问题,包括国统区、中 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等;第二次是2004年的夏威夷会议,讨论战时军事战役问题;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举行,讨论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本次会议是第四次,主题是战时国际关系。您曾参加了第二次研讨会,又是本次会议的轮值主席。请问,这次会议为什么选择在重庆举行?


章百家(以下简称章):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在重庆,是一件顺理成章和两相情愿的事。按照项目计划,这次研讨会轮到中方主办。在国内,举办关于抗战的重要学术会议,一般的选择就是北京、南京、重庆这三个地方。这次会议,中方主办者的主要考虑就是要找一个不仅能代表抗战时代,而且能反映会议主题的地点。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首都,不仅国民政府在这里,还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中 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是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中心。这是我们选择重庆的主要原因。另外,许多外国学者也没来过重庆,非常愿意到这里来看看。


从重庆的角度来讲,这里不仅是历史名城、中国抗战的战时首都,而且今天是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大都市,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去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的中方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先生找到我,说起要在中国召开第四次研讨会的事。恰巧,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勇同志也来找我,说重庆近来正在做“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希望联络各方,共同加强抗战史研究。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经我介绍,双方见面一拍即合,确定这次会议就在重庆举行。


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的研究由来已久,您认为就中日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进行共同研究有什么新意和价值?


章:的确,二战和中日战争都不是历史研究的新题目,有关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不过,在很长时间,这方面的研究是由各国分别进行的。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看同一段历史时,眼光总会有某种局限性。特别在冷战时代,世界分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烈,研究所受的局限不免会更大一些。冷战结束后,国际共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各国学者首先在冷战史领域开展合作,随后,其他一些专题史也采纳了这种合作研究的方式。


我们这个项目的新意和价值首先在于推动了对中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通过共同研究这个平台,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本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相互了解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碰撞、沟通,又有助于新观点的提出和形成。共同研究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多边的,学者们用一种多国的或全球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这就突破了以往分别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求得对这段历史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和解读。


刘:从这次召开的会议来看,“中日战争国际研究”有什么新成果吗?


章:有没有新成果是我们衡量会议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概括地说,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各国学者形成了一些共识。从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宏观的题目不少国家的学者都在做,比如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谈自己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基本看法里有差异,但也有相当多的共识。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观点可以被称之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第二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以前深入了。例如“中国对日宣战问题”,为什么刚开始不宣战,后来才宣战?一位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宣战与否是一个基本史实,但史实背后是什么呢?他的文章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首先是他对中国方面的不宣战的理由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中国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国民政府不愿宣战是想搞对日妥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的研究中注意到,国民政府不宣战主要是担心美国启动“中立法”。因为“中立法”规定美国不介入他国之间的战争,一旦宣战,美国对开战双方都不再进行商业往来,而战时中国,很多物资都需要美国提供。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再深入,而这次会议有了新进展。这位日本学者根据新史提出,除“中立法”的影响之外,国民政府还考虑了其他几方面因素,如侨民、租界等,宣战以后对这些方面都有不利影响。国民政府判断,宣战实际上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相对有利。这个研究就比我们又深入了一步。同时,这篇文章还分析了中方学者几乎没有涉及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日本为什么也不宣战。按照国际法规定,日方一旦宣战,中国不宣战也得宣战。但事实上,日本因“中立法”的原因也不愿宣战。通过这种国际共同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深入了、全面了。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开展共同研究和交流的意义。


最后,与会学者也研究了一些新题目,带有开拓性。我注意到刘晓原教授的《重塑中国的形状: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维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这篇文章研究了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对中国边疆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以往抗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却是非常大的问题。从清末开始,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期,这个过程十分曲折。中国传统的边疆体制——宗藩制度,在清朝末年被西方侵略打破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边疆趋于固定的过程中,抗日战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涉及了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和内外蒙地区。这方面研究还有待开拓,有大量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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