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西“大一统”思想及其实现的差异

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中西在历史上,其实都有过“大一统”的理念,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一统”在历史上无数次的实现,而且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统一的凝聚力所在,而西方则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至今未将其变为政治现实过呢?

唯汉中国论者说,这是因为中国有汉族作为这个核心。

是的,中国的凝聚力主要是来自汉族,但是,他是来自汉族的文明,而不是来自汉族的血统,也就是我说过的,它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种族政权。夏后氏是西夷,东来成为“中国”;商汤是东夷商部落首领,灭夏成为“中国”;周武王是周部落首领,而周部落长期和西戎打交道,虽说是源自华夏族,但是却不能算是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孟子》就说:“文王……西夷之人也”,伐纣代之为“中国”;以至到被称为西夷的秦,灭六国建立的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秦朝,秦朝即为“中国”,至少到这时,这些改朝换代,都不是“中国”内部的替代,而是部族之间的攻灭,但是却继承延续了中华文化,他们就都是“中国”,这里的传承,不是种族间的传承,而是文明的传承。

请注意,我上述引号内的“中国”,指的是“中国”一词的古代含义,大体上指的是京师或者天子直接统辖的地方,范围是比较小的,差不多是中原甚至还不能做“中原”讲。这里的“中国”,指的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区域,占领“中国”,才会获得统治权力传承的某种“合法性”。

南北朝,我们可以说是南朝承继了“中国”的文明,对,他们是汉族,但是隋朝呢?隋朝由北而南统一全国,而且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并非草根汉族起义建立隋朝,而是作为北周的权贵“和平”得国,他的种族血统都不用说,单他接过的这个国家北周,他的建立者是鲜卑族。而且就是杨坚,也是先鲜卑化,姓氏为普六茹,鲜卑小字为那罗延,他的这个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恢复为汉姓呢?是汉族的统治力量吗?——之前的北朝,还是“胡人”政权啊!南朝汉族正统,有此实力吗?还是汉族为代表的文明的力量。就算是到了李唐,他的建立者李氏,其来源族源也和杨坚差不多,但是到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此刻,他们已经毫无疑问是汉族了!还有著名的女真人的汉化,竟然在短短的历史年代中,进入中原的金国女真人就几乎尽数汉化,湮灭与汉族中间——他们的汉化,是来自汉族的武力吗?非也,完全是中原汉族文明的力量。与此类似的还有满族的汉化,就不多说了。有意思的是,每次的大规模北方胡人汉化,都不是汉族政治力量占优的时代,而是北方胡人占据了政治优势的情况下,使得胡人汉化的,不是汉族的征伐武力,而是汉族的文明。

所以,中国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一个种族,一个民族,而是来自一个文明。我知道你会说这个文明来自汉族,但是汉族本身的来源就不是种族性的,他是由多个部族融合形成的,促使它形成的力量,就是文明的力量。

为什么我说中国对蛮夷是平定和安抚,西方对野蛮人是征服和殖民呢?因为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蛮夷征战,除了争天下之外,一般的目的就都是解除异族对自己的骚扰和威胁,不是为了获取异族的子女玉帛,甚至也不是为了异族的土地,只是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对天朝权威的承认罢了。中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与控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内地中原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没有经济上的掠夺目的和要求。正因为是这些目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中央政权,除非受到蛮夷的威胁或者骚扰,是不会动兵的,因为战争就意味着巨大的开支,就算是胜利了,获得的也仅仅是安宁,而不是经济上的巨大好处,甚至最后还要为了安抚被平定者,所以在胜利之后的经济交往中,中原往往还是通过赏赐、让利等方式在付出。西方则不同,他们讨伐野蛮人,就是为了利益而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奴役他们的人民,抢夺他们的财物,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庄园,用他们的人民作为奴隶进行劳动,掠夺他们的一切财产为自己的。所以,中国人对侵略战争就根本性地原动力不足。近如郑和下西洋,以郑和强大的武力,也仅仅要求所到之国臣服于大明,向大明皇帝朝贡,而这个后来被称为朝贡贸易的玩意,实际上也变成了明朝财政的沉重负担。但是,西方的哥伦布,以小小的三艘帆船抵达美洲,就敢宣布美洲为西班牙所有。麦哲伦怎么死的?他在东南亚的小岛上插上西班牙的旗子,宣布占领该地,该地为西班牙国王所有,在当地的冲突中被土人打死。达•伽马在1497-1499年的印度之行,从香料贸易上面获得了30倍的利润,足以支付这次航行费用600次。从这些航海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中西方对蛮夷或者说野蛮人的态度的巨大的差异来。中国是为了抚远,西方是为了殖民利益。

目的性不同,造成了结果的不同。中国从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服中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安定,非但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能耗费大量的官民财力人力,所以扩张的动力不足。西方则反之,有掠夺的利益,促使他们不断的发动掠夺性的远征。郑和航海也是这样,最终因为财政不堪重负而罢,但是西方的远航却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能够继续下去,而且利益驱使这些航海的规模越来越大。

中国的大一统,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政令法令的统一,其二是疆域的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这里的“天”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地”就是天下,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对蛮夷的排斥。

中国的大一统之实现,来自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结合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都是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从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开出的“济世良方”。

这就使得中国文化更多地关注世俗政治,而这种关注又促成了国家思想文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就形成了中国的政治凝聚力,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这种凝聚力使得中国人相信,“天下”就该只有一个共主。历朝历代,只统治汉族地区,将不是一个完美、理想的大一统王朝。所以,“万国来朝”才被视为一个大一统王朝必不可少的一环,才有李世民被奉为天可汗的荣耀,才有朱棣朝郑和下西洋拉番邦国王贡使来朝的壮举,因为,万国来朝,无疑可以增加他天下共主之“天子”地位的合法性,为了这个合法性,甚至不惜付出贡品数倍的赏赐以笼络之。清代为什么在对外交往中要那么固执地坚持一个朝见天子的叩头礼呢?为什么坚持把英使称作是贡使?就是因为,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就将动摇了皇帝在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体系中的合法性。

所以,当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产生、成熟开始,就没有视蛮夷为不该被自己统治的人类,只是有化内化外之分,也就是把天下子民分为已经被教化的和尚未被教化的两种。皇帝他不会认为不被自己直接统治的那些人那些地区,就属于老天没划分给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仅仅是自己力有不逮,或者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委托藩王统治。例如,朱元璋列出的“不征之国”,又例如明代划给朝鲜的领土,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领土人民不归自己直接统治就不再是自己的子民。而他们这样做的基础,便是来自大一统的思想。这样,也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就从未产生过类似西方的民族国家那样的领土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精确的领土边界划分,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看来,是完全没必要和无法操作之事。“大一统”确是一个节约统治成本的最有效模式,它的提出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为最大多数人群所认同的多元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由各种少数民族聚合而成的统一体,同时又经过民族识别的程序对各个民族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和限制,使之变得更加清晰,由此途径建立起了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大一统也认为国家、“天下共主”亦对天下人拥有“道义”上的责任。周边藩国,往往也需要中国的“天子”主持公道。

大一统思想,在清代有效地化解了疆域拓展方面拥有正当性的怀疑,并且由此而收编了汉族知识界。反过来说,宋代明代谈疆域伸缩一直强调“夷夏之辨”,不过是以汉人为重心形成的史观实际上表达了对疆域退缩状态难以控制的无奈反应。

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试图借助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抗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但是,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汉民族主义在国家民族团结疆域保持上的弊端,随之就出现了容各民族为一或者五族共和的理念修正,这也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大一统理念的回归。就是到了当代,大一统理念还在维护国家统一的事业中发挥着他的影响。

西方的大一统,更多地来自对罗马帝国的怀念。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这主要跟西方的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有关,也跟欧洲缺乏共同语言有关。其次也跟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与世俗政治的脱离有关。随着希腊城邦体系的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世人的注意力便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葛派的盛行和后来***的流行都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这种种因素,就使得西方缺乏了大一统所必不可少的凝聚力,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大一统努力,非但没有实现大一统,反倒更加走向了分裂。查理曼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缺乏大一统的凝聚力,也直接造成了15、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的抬头。

欧洲人对待异族的做法,实质上也来自他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念。缺乏凝聚力,使他们缺乏对“共主”的认识度和期待,也就没有一个中国式的“天下观”,对这些目无“天子”的“诸侯”而言,什么东西,都是抓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领土边界要细细地划分,自己领土以外的财物人类,并不需要自己为他负什么“天下共主”的责任,而只是将其掠夺才算是自己的。

中国式的文明,是讲求和谐、讲求共容的文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讲求竞争、讲求排他的文化,二者的根本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在“大一统”理念的实现上的巨大差异,也造成了中西方历史以及历史观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历史观,不适用于考察西方历史,西方的民族历史观,也不足以套用在中国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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