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如何没有5000年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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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文明起源的标志 文明指的是阶级社会与国家的形成, 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区别于“野蛮时代”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世界史中处在文明时代早期的国家, 除中国、雅典、罗马等外, 大多没有留下系统的成文的历史记载, 要确定是否已建立了国家很困难,不过考古资料提供了许多可靠的信息, 如房屋建筑的差别, 墓葬中殉葬品的数量、性质, 王宫等大建筑物的出现等等, 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的克里特文化等的性质就

一、 文明起源的标志



文明指的是阶级社会与国家的形成, 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区别于“野蛮时代”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世界史中处在文明时代早期的国家, 除中国、雅典、罗马等外, 大多没有留下系统的成文的历史记载, 要确定是否已建立了国家很困难,不过考古资料提供了许多可靠的信息, 如房屋建筑的差别, 墓葬中殉葬品的数量、性质, 王宫等大建筑物的出现等等, 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的克里特文化等的性质就是主要根据考古资料确定的。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国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的产生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也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说, 文明时代应具备下列条件(这些标志最早是荷兰学者克鲁克荷恩提出的):



第一, 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生活中较普遍的使用, 金属工具的普遍使用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 并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 城镇的形成与较大规模建筑物的出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 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 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城市的出现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城镇出现后有可能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据估计, 一个五千人的城镇至少要与几万人发生联系, 其幅射半径约百余里, 这样就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狭小界限和孤立塞闭状态, 促进了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国家的形成。



第三, 文字的出现。人们最初用简单的图形符号来表达一定的意思, 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则需具备下述条件: 1. 文字符号有固定的读音和含义; 2. 能用几个单独的文字连缀成句并表达一定的意思; 3. 越出个人或少数家族作为特殊记号而被不同地区和时期更多的人们群体公认, 成为具有社会性的记载和交往工具。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这些标志是从古代文明中心的考古资料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一般规律, 这些标志已被广泛采用于判定古代文明的起源。但是历史发展是复杂的,有些地区可能因为历史、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等原因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一些游牧民族就不一定有自建的城镇, 有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满足其中的两条, 便可称之为文明。



二、 中国文明起源



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始于夏王朝,原因很简单:夏王朝是“家天下”的开端,同时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



但从世界史上看, 在国家建立之初, 一般都尚未形成王位世袭制度, 有的国家虽有王, 但王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也就是中国史上所说的“禅让”, 如古代印度、斯巴达、罗马王政时代的王等。目前确知最早实行王位世袭制度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是赫梯, 公元前16世纪铁列平改革时规定了王位继承法:“仅让王子中的长子成为国王; 假如王子中没有长子,则让次子作国王。”但那是国家建立后三百年的事了。



况且传子之制也不是从禹开始的。据《史记》记载, 传子制始于禹前的帝喾, 他先传位于长子挚, 因政绩“不著”, 又传位于尧。这说明在五帝时代已存在王位在子孙中继承的事实, 这与早期斯巴达与罗马在王族中选举产生国王是很相似的。可见以禹传子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既不符合中国的史实, 也不符合世界史上的标准。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应提前几百年, 即上溯至《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早中期。下面我们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 探讨五帝时代的社会性质。



首先探讨一下物质文化方面的发展情况。我国金属工具始于何时, 尚无定论。研究冶金史的专家通过对发掘出来的实物化验认为, 我国出现铜器的年代最早者是甘肃东乡县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和碎铜片, 时间距今约五千年。此外齐家文化中发现了铜制的小刀、锥、凿、匕首等, 龙山时代更是发现铜容器残块(可能是青铜斝), 还发现了青铜炼渣。史籍中也有“蚩尤以金作兵器”、夏禹铸鼎等记载。《史记》中还提到铁, 但现在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发掘出土的金属工具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分布面广, 不限于中原地区, 说明其使用已较广泛。二是已有青铜。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青铜是在中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已是国家建立后的一千多年了。把我国文明的起源定在五帝时代, 其金属冶炼水平仍比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国家形成初期高。



作为文明时代物质文化发展程度的另一标志的城镇与较大型建筑物在龙山文化时代(即五帝时期)已大量出现, 我国已发现几十处早期大型城镇的遗址。



其中最著名的是山西陶寺遗址。(留待后文说明)



此外还有淮阳平粮台城址,城建在高出地面3~5米的台地上,城址呈正方型,边长约185 米, 城墙残高3米, 底宽13米, 上残宽8- 10 米, 推断当时的城墙高度大约十米,有城门、护城壕,有一条南北向街道通向城外, 道路下埋设有三条陶水管道, (这与印度哈拉巴文化遗址相似)。城内还发现有陶窑和炼铜渣。城内的大型多室方型房屋可能是“王宫”。平粮台遗址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它为以后城市与宫殿的形制奠定了基础。



在文献中也有修建城墙、宫殿、设置市场的记载。史籍中有“鲧作城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记载, 说明不但有城墙, 而且有内城、外城之分。“尧命禹作宫室”, 说明当时已有类似王宫的建筑。传说颛顼时“祝融作市”, 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 南贵江汉之珠”, 说明某些城镇已有较发达的贸易, 商业贯通南北, 交易的除日常用品外还有玉、珠等贵重物品。有的学者认为禺氏即月氏人, 属印欧人种, 曾居新疆一带, 据此则当时的贸易不仅限于中原地区, 已抵达边远地区的印欧人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说明, 我国在五帝时代不但出现了城镇, 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发达程度不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的早期国家逊色。



文字的产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以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已把文字的起源大大提前了。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姜寨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器上的120 多个文字符号,这应该是文字起源的滥觞。公元前三千纪的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陶器与玉器上也有刻画符号,多达几百个,山东邹平丁公发现一件陶片, 刻有四行十一个字。这中间有些是山东少昊氏的文字体系,可惜由于这些文字已经失传而今天得不到释读。1994年在湖北宜昌发现了170 余个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 有一定的含义和规则, 应该能表达一定的意思,定年为约公元前4000 年,但可惜的是也不能得到释读。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时期的文字, 古希腊的线形文字A 等, 到目前还没有释读成功(有些学者自称释读了其中一些文字, 但没有得到公认) , 甚至其所属语系也没有确定, 与以后的文字也没有联系与渊源关系, 但学术界仍认定它们是文字。呵呵。



但可喜的是在山西陶寺遗址中出土了一片陶文,上面有“文尧”二字,距今约4500年,表明至少在4500年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文字,陶寺陶文和后来的甲骨文无论从字形构成上来看,还是书写习惯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是汉字的祖源。汉字是世界上最为成熟可靠的文字系统,早期即已如此。



而且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陶寺遗址进行考古时发现了古观象台,它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呈半圆形平台,有三个圈层的夯土结构。第一圈的半径大约18米,第二圈大约有24米,第三圈大约为50米。在第一圈内,有11座夯土柱,夯土柱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排列。表明这几座夯土柱上面原来竖立着13根石柱,石柱高约5米左右,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15至20公分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气。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这座大墓深8米,长3.7米,宽5米,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色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



利用这根木杆和戚,今年夏至日在此观象台原址测量日影获得成功,日影与出土木杆上的刻度精确吻合,证明《尚书》中羲和望日和《周髀算经》中“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的正确性。



山西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它就是尧都平阳。(限于篇幅,对陶寺城址规模不做介绍了,网友可以查找相关资料,)



上面论述说明在五帝时期, 我国中原地区及山东地区等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已具备了文明时代的特征。下面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探讨社会关系方面的情况。考古资料表明五帝时期已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与阶级差别。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有一座老年妇女墓, 随葬品多达180 多件, 有许多玉制饰物。齐家文化中发现有殉葬者的尸骨, 在一男二女合葬墓中, 男子正中仰卧, 二女姓屈肢, 面朝男姓, 据考证三人是一次埋入的, 这说明已实行一夫多妻和妻妾殉葬的制度。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分财而居的单独住房, 说明私有制已确立。墓葬也有明显区别, 其中20% 的墓葬有多而贵重的随葬品, 木椁上还涂有朱红色, 而80% 的墓葬较简陋, 随葬品也少, 这说明已有了明显社会分化。



国家机关的建立与职能的行使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本质特征, 文献与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五帝本纪》中记载, 黄帝时“置左右大监, 监于万国”, 颛顼时曾任命官吏, 分别掌管祭祀和民事。舜时国家机构更完备, 中央政府由22 人组成, 各司其职:“皋陶为大理, 平, 民各伏得其实; 伯夷主礼, 上下咸让, 垂主工师, 百工致功; 益主虞, 山泽辟;弃主稷, 百谷时茂; 契主司徒, 百姓亲和; 龙主宾客, 远人至。”而其它文明古国, 我们还不知道有如此完备的政府机关, 更不知道官员的姓名。



制定并颁布刑法是国家职能的另一体现。《尚书•吕刑》记载:“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这表明用刑法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而且刑法相当完备;“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赎刑。眚灾, 赦, 怙终贼, 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1) 对官吏犯罪, 也要治罪; (2) 已区别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 (3) 可用金钱来赎罪。不但中原地区有了较完备刑法, 而且当时的边远地区也制定了刑法, 禹征讨有苗, 其借口之一是苗民不信神灵, 而制定了刑法。考古资料也提供了执行刑法的证据。在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被砍头、腰斩、活埋者的遗骨。

军事也许是国家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五帝时代经常征集军队对小国或部落进行战争,以掠夺土地和奴隶。“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尧时对周边地区除军事征服外, 还经常采取强迫迁徙的措施。



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 如举办公共工程、组织生产、征收赋税与贡物等也得到了充分发挥。治水这种公共工程只有超越氏族部落的狭隘范围, 在较大规模的国家的组织下才能完成。国家还专门设置了主管农业、手工业的官员, 负责组织农业、手工业生产。禹时派官员治理九州, 根据土地肥沃程度, 分为上上、上中……等等级, 根据各地土地的分类和物产, 规定了税收、贡赋与军役, 贡赋中有金、银、铜、锡等金属, 粮食、饲料、桔柚等农产品,漆、丝、皮革等手工业产品, 象牙、玉石、毛皮、羽毛等土特产。国家还根据各地粮食的余缺,加以调济(“食少, 调有余相给, 以均诸侯”)。如此周密的全国性经济政策与措施, 为其它文明古国的早期国家所未见。



五帝时代国家在发展文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尧时任命专门官吏主持历法,“敬授民时”,“便程东作(按时春耕) ”,“便程西作(按时秋收) ”。舜时设置专门官员, 制定萧韶, 一名舜乐。

舜在位时曾讨论治国之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学。舜曾召集禹、伯夷、皋陶等讨论治国之道, 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皋陶提出了“知人、安民”两条, 禹加以发挥:“知人则智, 能官人; 能安民则惠, 黎民怀之”。还提出了“简而廉, 刚而实, 疆而义”等官吏的九德。这种治国理论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国策, 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五帝时代不但有了完备的国家机构, 而且有了相对稳固的大规模的疆域, 黄帝时,“东至于海, 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空桐, 登鸡头; 南至于江, 登熊湘, 北逐荤粥, 合符釜山, 而邑于涿鹿之阿”。舜时,“方五千里……南抚交趾, 北发, 西戎、析枝、渠庾、氐、羌, 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左传》记载“芒芒禹迹, 画为九州”, 而且对各地方物, 知之甚详。与《叔夷钟》所载“咸有九州, 处禹之堵(土) ”可互为参证。文献中所载可能个别有失实之处, 如鸟夷(一作岛夷) , 有些地名尚待进一步考证, 如记述颛顼时疆域中的蟠木。但其中大部分地名是可考的, 司马迁也进行过实地考察。



与此相比,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均无古代国家疆域的文字记载遗留下来。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曾迫使雅典为臣属一事, 也是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雅典的提秀斯曾杀死“迷宫”中的牛精这则神话推断出来的。中国五帝时代有如此确切(当然某些内容待考) 的文字记载为什么要否认国家的存在呢?

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经历了从小国争霸到统一的过程一样, 五帝时代也处在小国争霸到统一国家建立的历史阶段。传统上把黄帝与炎帝、蚩尤之战解释为部落战争, 但从战争的规模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结果看, 已超出了部落战争阶段, 而是争夺霸权(“天子”) 的战争。以后战争仍连绵不断,“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披山通道, 未尝宁居”。到黄帝末年初步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



以后诸帝又进一步对外征服, 其中征讨次数最多的是三苗, 到禹时彻底打败了三苗。据《国语•周语》记载, 打败三苗后,“亡其姓氏, 踣毙不振, 绝后无主, 湮替隶圉”,“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 子孙为隶, 不夷于民”。战败者的领土被占领, 宗庙与祭器被烧焚, 居民沦为奴隶, 国家(抑或部落待研究) 被灭亡了。可见经过五帝时期的多次征讨打败了周围的国家和部落, 共尊黄帝, 尧、舜等为天子。到禹时初步建立大规模的统一国家, 当然这时各地方还保持很大独立性, 有的被征服地区只是作为诸侯国臣服于中央政权。“禹会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朝贡) 者万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 防风之君后至而斩之”。禹不但强迫诸侯国朝贡, 而且可以以迟到为藉口杀戳诸侯国的国君。禹已是大规模统一国家的专制君主了。

总而言之,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相印证, 与世界其它文明古国作横向比较,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绝不是夏代, 而是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 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 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



附:当然,呵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及文明化进程研究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就是中国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正如前文所言,我国考古学者一般把文明的起源约定为夏王朝的形成正是由于在文献中记载这是我国古代大一统的开端,同时也是家天下的开始,这是为了和历史学断代相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文献的翔实记载,按照西方学界对文明的判定标准,如同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那样,正如文中所述,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中原地区则至少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早中期(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约为5000多年之前;山东地区则大概在大汶口文化后期,约6000年前。


中国文明曙光的出现并不晚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人类文明的出现在几个不同地域是大致同步的。所以会有中国文明产生年代较晚的情况,是由于我国考古学者为了和历史学对应起来而约定为统一王朝的形成——即夏王朝的建立而造成的错觉。呵呵,不过近年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酋邦文明的研究,西方学界所谓的文明界定的正是这种酋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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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09-11-9 10:45:50 被shanfuke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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