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鲁新闻中看到,11月5日下午2点10分,“北大教授死于北大医院案”在北京市高院二审,王建国捧着妻子的遗像走进法庭。双方针锋相对的发言一直到下午4点30分左右才结束,此后,法官宣布择日开庭继续审理。


死者熊卓为,女,1956年出生,澳大利亚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教授、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关于脂蛋白的研究,获得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因脊柱移位,熊教授于2006年1月23日中午入院,第二天早八点多手术,第6天晚上10点10分开始呼吸困难,而后腹部大量积血而死亡。但事后发现,死者病历记录上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3位主治医生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且事故发生后,病历被多处修改。如此一个冷酷的事实披露出来,无异于晴空霹雳一般震聋发聩,令人心寒。


按照医院的说法,熊卓为死于术后并发症。但王建国认为,北大医院对妻子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治疗过程中,院方使用了3名没有执业医师证书的在校生,且抢救手段不当。于是,两年前的2007年10月,王建国将北大医院诉至法院,认为该院“非法行医”,并由于医院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索赔500万元。今年7月1日,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医学教授的死亡有因果关系。该院承担全部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王建国及其岳母共计70多万元。但并未认定“非法行医”。一审判决后,双方均表示不服,此后相继提出上诉。最后的结果,自然要等二审判决。但此案暴露和引发的问题却值得深思。


“北大教授死于北大医院案”令普通百姓特别心寒之处在于,医院的专家教授都有如此遭遇,那么普通人就医还会有安全感吗?按照王建国的说法,他的一个医学专家朋友因参与了最后抢救才发现了问题,普通老百姓恐怕就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的亲人遭遇到此类不幸时,也只能认命于院方给出的“并发症”结论了。而事实上,在人们身边,都会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不明不白死伤事例,只不过没有办法去澄清到底是不是 “非正常死亡”罢了。笔者的两位老师,都是轻松进医院,却没有从医院走出来。


同时,因为没有门路,没有权势的小小百姓,根本不知道医生是否在用心为自己看病,更不知道当自己被送上手术台后,给自己动刀的到底是谁?所以就不情愿地花钱买放心,以至造成时下的“红包”盛行。其实他们也清楚,这钱根本就是白花,但他们更害怕如果别人都花了,只有自己不花而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再者,时下在许多医院,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实习学生大量临床实践,患者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实验品”,一些医疗事故由此产生。报道业已表明,既使在北大第一医院,因此而出现的死亡纠纷,熊卓为并不是第一例,而直到熊卓为死亡才有了新闻报道。


如是想像,越想越怕。无证行医、延误病情、篡改病历、推卸责任、草菅人命这些不可饶恕的罪行,让多少条人命在医疗事故中枉送了性命?当患者把自己的生命权利交由这样一家不知尊重患者的医院手中时,有谁会真正放下心来?因为熊卓为的医学教授身份,因为王建国的执着,因为各大媒体的关注,或许熊卓为案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只是,如果每一次公正的获得都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那实在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悲哀。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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