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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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作者:古彭万俟轩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879 更新时间:2009-11-7 顶 荐 [字体:小 大] http://www.wyzxsx.com     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古彭万俟轩       昨天( 11月6日 )晚上,笔者通过人民网读了《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长篇通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县妇女乘“血船”集体卖血》之后,感到如鲠在喉。没想到改革开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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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作者:古彭万俟轩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879 更新时间:2009-11-7 顶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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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卖血”给谁脸上抹了黑?




古彭万俟轩




昨天( 11月6日 )晚上,笔者通过人民网读了《中国青年报》刊登的长篇通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县妇女乘“血船”集体卖血》之后,感到如鲠在喉。没想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这么多农民靠“卖血为生”。


这篇通讯披露说,湖北省汉水上游 30公里 沿岸,有数万农村妇女为了生计到郧县县城单采血浆站卖血。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一斤二两)血浆,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路费。农民说,除了种地之外,这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县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每月采血3吨以上,这些卖血者大多都是山区农妇。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有两万人“奉献血浆”。老百姓直截了当地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


通讯中报道的杨家沟村农妇周文芬,孙子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卖掉家里挖沙船,儿子卖掉摩托车修理店,50多岁的她只好靠“抽血”拿回100多块钱。医院说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给孩子治病,儿子儿媳只好带着孩子去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不去卖血可“怎么办”哪?


报道中还提到另一位家住郑家河村的农妇高从芬。她从2000年开始就和丈夫老董一起卖血,已经10年了。儿子上大学每年学费5000元,从高中起,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全靠老两口卖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可是儿子毕业后不仅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反而被同学骗进传销窝点。对方给家里打电话来,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高从芬哭着说:“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有关数据显示,郧县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数十年,郧县还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这篇报道读后令人动容,也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人们通过改革“精英”和主流媒体的造势宣传,一直都以为我们国家通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集体跨越贫困线,步入温饱线,大多数地区达到小康水平了。就是个别地区有些差距,也不会沦落到“集体卖血”的地步。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难道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到汉水两岸?,难道他们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实行“大包干”?不是说农村“一包就灵”吗?怎么“大包干”在小岗村这么管用,到其他地方就不灵了呢?再说,按照官方宣布的4%比例,眼下中国“先富起来”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至少已突破5000万。他们“先富起来”之后,怎么没有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先富帮后富”呢?


透过这篇报道,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郧县农妇“集体卖血”绝不是为了图好玩,更不是为了去寻求刺激,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生活所逼所困。我们从这篇报道里还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改开”30年之后,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上不起学、生不起病、找不到工作。要不然,这些本该享儿女清福的,已经年过五旬的农妇们,怎么会半夜三更爬起来跑到数十公里外的县城去“卖血”呢?


至于她们卖血的原因,其实报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村妇高从芬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她还反问道:“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谈到眼前困境,她哭得更加伤心:“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另一位村妇周文芬则泪水涟涟回答人们提问:“想钱嘛,不去怎么办?”村民龚传海的理由与她基本一致:“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我实在不想就此发表什么议论了。但站在改革“精英”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又觉得这些“不识好歹”的农民实在不该做那些有失国体的事,还有这家“不识时务”的《中国青年报》,更不该刊登那些于改革脸上无光的消息。要学会识大体、顾大局嘛,要为国家利益着想嘛!就是“饿死”也不能让国家难看,就是“穷死”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也要去努力展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那些卖血的农妇们,还有撰写、刊登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老总们,让我悄悄提醒您们一句吧:你们这样做是故意给改革开放脸上抹黑,这是有意让改革开放的吹鼓手们颜面丢尽屁股坐不住!仔细想想,你们的立场都站到什么地方去了?




附《中国青年报》长篇通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县妇女乘“血船”集体卖血




血船




这是一条长约 5米 、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 30公里 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


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


“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


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


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


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


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 ,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 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卖血者称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他们都是遭罪的人!”




高从芬的娘家就在杨家沟村。有关她这些年“卖血供儿子读书”的事,周文芬等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圆几十里内的抽血者,她们差不多能一一道来。毕竟,大家常坐同一条船,做同样的事情。


在往孙家湾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来越多,在“血头”的带领下,30多人决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这条船就会从距高从芬家不远的韩家洲出发,装着一船人,直奔血浆站。


在汉水流经的郧县县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这3条在特定的时间被人称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时间,它们载着一批相对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点与终点。其他数千名供血浆者,则通过血浆站专门购置的班车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指着臂弯处大小不一的针眼,高从芬反问道,“你说日子要是过得好端端的,谁会去受这个罪?”


子上大学每年学费就得5000元,从高中起,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靠老两口抽血。她原本以为,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这个罪”了。


可一切都非这个乡下女人所能预料。儿子不仅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而且后来还被同学骗进一个传销窝点。


对方打来电话,要他们交3000块钱赎人。“你现在就是啃他骨头吃他肉,我也没办法。”高从芬告诉对方,“我们身上连血都没了,别说是钱。”


“她们都是遭难的人。”老谢说。


十年来,河水或汹涌激荡,或静静流淌,作为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独这条船风雨不变,给大河两岸的山里人,带来不少方便。老谢也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


爬过3个小山头,穿过山顶的松树林、山脚下的稻田和河滩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终于赶到了河边。这时天色微亮,刚好6点。


“等等她们吧!”刘开连对老谢说。同村另外4个抽血的女人,还走在半山腰上。


“这些人都是搞那个的。”一个过河的女人对身边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机轰鸣,对方没听清楚,说话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时斜了斜眼睛瞅着刘开连她们,压低嗓门儿说,“卖血的!”


差不多10分钟后,船开了,10个乘客,7个是去“搞那个的”。


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血头能多挣4块钱。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 10米 ,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游行。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 零下50摄氏度 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 零下30摄氏度 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记者王波杨芳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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