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知青哥们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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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哥们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令我留恋的“知青”年代


(廿)“扎根”思想的动摇


1、有了回城的念头

人,说起来也确实是“怪”,当自己还没有离开农场的想法时,有一件事记忆犹新~

1978年的春天,随着春风的吹拂,大地不几天就改黄而绿,少见的春雨滴淋在田野中,一股股芳草的香气喷薄而出。以往我们最喜欢这春草的气味,那沁人的芬香着实迷倒了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此时我们总是大口的深呼吸,好似生怕这芬香跑了~

偏偏这年的芬香来临时,我突然感到了这“芬香”突然变得不好闻刺鼻的味道!

自从到农场开始,上级对我们插场知青的“扎根农场一辈子”教育就抓得很紧。只要表现不错的知青,在大会、小会上表了“扎根农场一辈子”的决心就会入团甚至入党。典型的是农田二队知青李连锁,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扎根派”,我俩的关系处得不错,经常见面就开玩笑,一次我惹怒了邻村的农民,被二十几个人追赶,熟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跑了,其实心里也是怕挨揍!这一“壮举”闪电般地传开了,连锁当时已经是农场党委副书记,见到我就很习惯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哥们棒极了,一看情况不好,立即后退200米。”

与连锁口号相同但实际不相同的大有人在,一旦大喊口号入了党提了干之后,就是运作推荐上学、选调回城的大有人在~

实实在在的讲,我是属于那种不大喊大叫“扎根”,却又不积极运作推荐上学、选调回城的那种。但首次恋爱是那么一个不理想的结局,却让我起了“回城”的愿望!

三月间,我最尊敬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宫玉山被场党委调到场部,任党委政治处主任。临走时他找到我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想带我一起去政治处。我心里确确实实舍不得这位培养我成长的老领导,但我心里已经不想在农场呆下去了~

此间,我们得到了葡萄大队要恢复独立单位的确切消息。


2、单位升格

我们葡萄大队前身是同东欧的保加利亚有好象征的中保友谊葡萄园,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基础设施都是独立单位的架子。

1978年6月1日,按照市政府的批文,在天津市红旗农场葡萄大队的基础上恢复组建了天津市葡萄园。天津市葡萄园的规格明确为正县处级单位。

红旗农场来的原农场党委常委、副场长担任组建领导小组的组长,原农场武装部副部长是个转业军人也是我老领导的担任副组长。

恢复组建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整个葡萄园的人都是兴高采烈。

通往国道的2.5公里泥泞的土路改变成了还算是不错的铺上炉灰渣子的路面;

得到上级机关批复后购买了当时只有县处级单位才有资格配备的北京212吉普车;

大礼堂两侧的二层楼经过简单粉刷修补后做了办公楼;

加强了保健站的力量;充实了子弟小学校的领导和师资~

原一只有40与人的葡萄酒厂从红旗农场工副业大队分离归属了葡萄园直接管理,新任酒厂书记的是红旗农场工副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后来成功组建天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赫赫有名的王朝酒业的领军人徐文恒。

对于管理干部的选拔、提升也非常宽松,不少在生产第一线的人员被选拔进了科室,原来的小队长被提拔为大队级别的队长或成为科室的负责人。

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我谈对于我的安排事宜,他提出了两个岗位让我选择一是进入党委政治处;二是担任团委书记。

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已有耳闻 已经想好,不进入科室,选择到生产队去工作,这是因为我确实不想在农场干下去了。几年来我经历了选送工农兵学员,结果没有我的事,领导不同意;76年的当兵,我历尽阻拦验兵合格,结果被党委卡掉;两次选调还是没门,在77年底最近的选调过程中,我当时正在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接到通知回到农场后,书记对我讲,大队管理层就你们两个脱产的知青,经党支部研究,只给一个名额,只能走一个。

其实我心里相当明白,那个知青是个女同志,我是个“爷们”,绝对不会与她争回城的,所以当即向领导表示将这个名额让掉。

所以,当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肯定的说道,要求到生产队去,等待选调回城!

这样,我被安排到葡萄二队由于党员数量不够组建不了党支部,所以就来了一个别的队没有的,担任了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副队长,组织上还将还没有摘帽的“四类分子”交给了我,统统的带到了葡萄二队。

葡萄二队,原是葡萄大队所属的二小队,共有120人,其中职工60多人、知青50多人,拥有土地将近500亩,其中有410亩是葡萄地并且几乎清一色的是最好的玫瑰香葡萄,还有90亩桃园,大部是桃中之王的久保,还有不多的深州蜜桃。

葡萄二队的队长满运博是大学肄业生,非常有水平的一个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些建树,口才也非常棒,经常被政治处安排讲课。他组织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主要原因,一是家庭出身填写的是“旧官僚”;二是60年代初期的“节粮渡荒”期间上大学的他,饥饿难忍偷食堂的馒头而被勒令退学,还不错按大学肄业对待。

副队长刘金华是个年近40的老大姐,非常泼辣能干,印象很深的是骑上自行车似如男同志。

我们知青中,在这次组建中有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成为中层管理人员,此间我们整个葡萄园知青的总人数已经达到640人,占职工总数的50%以上。


3、知青哥们间的友谊

经过几年的朝夕相处,我深深地融入了知青这个集体。记得当年播映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电影情节有一段在监狱中一地下党负责人讲的一句话:“我们要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这句话就好像我们当年知青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容。

此间,我的好哥们,三队副队长董建设的父亲因三叉神经手术失败成为植物人长期住在了医院,我们几个知青哥们也自然加入了守护病人的行列之中~

董建设是个出了名的干将,以至于回城后成为我们知青中最早提拔的县处级岗位的领导干部之一。

我的好哥们,一队副队长郗振华,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他同我一起家访所到的知青家最多~

郗振华天资聪明,为人和善,回城后是某企业的销售科长,他最大的特长就是将我们的好友都能集中到一起,这样为我们大家办了不少的实事。

我的好哥们,科技站的副站长吕建中,是我们知青中人缘最好且最厚道的人,我曾经在原大队团总支开会时讲过:“我们知青中最厚道,最无私,最乐意助人的就是小吕。我自愧不如!”

厚厚道道的小吕,回城后当过工人,后来进入学校成了某重点学校的教务处主任。

还有我的异性“好哥们”张宏琴、董景文等,对了张宏琴被我的哥们搞到手后来成了郗振华的媳妇,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一些有些难度的问题,因为是太熟悉了,说着说着就没有了正经话,说着说着觉得说不过了就耍起赖皮,什么“伟大人物”呀!什么“克思”呀就哈哈了一痛~

在张宏琴41岁时,因胃癌生命垂危时,我们一干人轮流守候,守候的时候我们没有悲哀,只有欢乐,病房里不时地传出我们似如知青时的笑声~

我的好哥们,酒厂副场长王树生,原来是酒厂的化验员,一来新品种的酒都要留下一些,我经常开开我宿舍的后窗户,拿着水碗大声喊他,人家也不用问什么,拿着酒瓶就出来将我的水碗灌满~

这王树生后来非常顺利,先到农场派出所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成为王朝的副总,是国家级的品酒师。

……

我们闲时经常在一起喝酒,原来的禁酒规定领导上已经不在强调。

我们插场知青的收入是这样的,第一年月生活费18元,加上不等的每月两次回家路途的公交补贴,这样再远也没有超过1元钱的。第二年月生活费22元,第三年第四年,月生活费26元,第五年月生活费30元,我自然是最高30元的档次,所以喝酒是不成问题的。

数次喝酒过来之后,我感觉到了,平时还算是稳重的我,怎么喝到一定的曾度也学会吹牛了,那家伙吹起牛来可了不得了,大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态势!

酒醒了,回忆起来自己的吹牛,恨不得抽上自己几巴掌,还好,我不跟外人喝酒,只是局限于我的好哥们范围,没有造成不良的影响。

1978年,在文革的高潮期以来的十几年中第一次出现应届毕业生没有下乡的,我们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那时社会上流传了许多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传闻,这些传闻好像是在传递一个信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转折,可能是渐渐地接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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