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为何“不宣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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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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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此前一直是“战而不宣。”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今天的《旧闻坊》就来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蒋介石认定,对日宣战是“绝路”


张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从南昌匆匆赶回南京。一回南京,蒋介石便召集各方要员商议对策。经过一番权衡,蒋介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现时的情况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的挑衅,这自然是极度艰险之路;二是采取延缓措施,借外力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如果走第一条路,我们对日抵抗的条件一点也不具备,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连思想上、精神上也没统一”。

因此,老蒋认为,日本方面都没有对中国宣战,如果中国对日宣战,日本将诬赖中国,顺势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侵略将更加无所顾忌。此时对日只能妥协,绝交与宣战是“绝路”,是“自取灭亡”。


于是,国民政府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一方面让东北军撤到关内,一方面多次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求主持公道。

面对日本侵略的事实,“国联”虽然应中国的要求派出了调查团,最后也作出了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决定,但由于当时主持“国联”的英美期待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向北攻打苏联,所以在事实上对日本没有任何制裁,也没有施加任何压力。


周散木:老蒋当时不宣战也的确有它的顾虑,一是由于中国极度落后,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要依靠外国进口,如果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

二是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定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三是如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这位委员长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李国庆:日本当时不宣战也是这个考虑,认为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程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周散木: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实力,当时,日本占有很大优势。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而中国只占10%;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圆,而中国为13.6亿美圆;日本的钢产量是635万吨,而中国为55.6万吨,且含东北在内。特别是在军事工业上中日两国差距悬殊,日本已经可以大规模生产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包括航空母舰,而中国只能生产轻型武器,飞机、大炮、军舰类不能制造或很少量制造。


中国最早对日“宣战”的是毛泽东

张林:在老蒋依赖外国的调停的时候,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无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战的最强音,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宣战”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日本人就更不会放在眼里。


李国庆:对日作战最早在东北。最早奋起抗击日寇的是颇有些“胡子”色彩的“杂牌军”。马占山在江桥屡挫敌寇,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日军出击。后来发展成了东北“义勇军”,总人数达50万人。


张林:老蒋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讲应该算是对日宣战吧?


周散木:国民政府的宣战应该是8月14日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书;实质是正式宣战。但这个宣战同样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按照国际法规定,一国向另一国通知或宣告终止两国之间的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它的作用旨在说明进行战争的理由,使对方和中立国获悉战争状态开始存在。国民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实质上是自己的一个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曾判定德国和日本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所发动的一系列突然袭击为违反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罪行,并据此对责任者判罪。

李国庆:国民政府的正式宣战应该是1941年12月9日。那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明确宣布:“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所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作废。”


历史教科书为何看不到“宣战布告”

主持人: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历史书上都没有记录国民政府的“宣战布告”。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在该书的第二章《抗日战争》中,完全没有关于中国对日本宣战的记述。该书附录的《中国现代史大事年表,1927-1992》,也完全没有中国向日本宣战的记事。


周散木:国民政府的“宣战布告”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让人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宣战布告”没有提到宣战书开始生效的日期,只是含糊地说:“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如果当时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外国人问:“中国从哪天开始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和日本的条约、协定、合同从哪天开始作废?”中国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勉强按发布文书的日期来解释:“1941年12月9日开始,中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从今天开始作废。”难道1937年7月7日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非正式战争?在1941年12月9日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仍然有效?

这就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看不到国民政府的“宣战布告”的原因。


张林:中国这份宣战书连中国人自己在事实上也没有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就要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比如战犯的审判,国际法庭上只对战争期间的战争犯罪进行审判,因为中日战争是1937年7月7日开始的,所以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的屠杀事件就不予起诉。如果中国的宣战书有效的话,中国对日本的正式宣战日期是1941年12月9日,那么按照国际法,1941年12月9日前的屠杀事件就不予起诉。这样一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的凶犯岂不是无法追究了?日本人倒是希望中国这个宣战书有效,这样一来8年侵略战争就变为4年,要赔偿的话,赔偿费也得减少一半。


李国庆:这个“宣战布告”国际上也没有承认,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有四个政府(名义上三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满洲国的溥仪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半中国人(重庆、延安)加入同盟国阵营反对德意日,另一半中国人(南京、满洲)加入协约国阵营反对英美苏。两个敌对阵营的英美和德意,都收到了自称是“中国政府”发来的宣战书。承认谁呢?


主持人: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也不便向中国宣战。1940年3月,日本扶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双方建交。此时日本对中国宣战就变得更不现实,因为此时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宣战,就等于承认了重庆国民政府,这将使汪精卫政权陷入尴尬境地。当然,日本对于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诱降的企图,因此不宣战也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正因为如此,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对中国公开宣战,就是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也只对英美宣战,却未对中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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