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卖600cc可获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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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09_11_4_25575_10225575.jpg[/img] 8月11日,“班船”载着进城的农民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09_11_4_25576_10225576.jpg[/img] 8月18日,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到血浆站的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09_11_4_25577_10225577.jpg[/img] 血浆站的


国家级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卖600cc可获168元

8月11日,“班船”载着进城的农民

国家级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卖600cc可获168元

8月18日,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到血浆站的

国家级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卖600cc可获168元

血浆站的血源接待室前多是女人



血船


这是一条长约5米、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30公里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


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


“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


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


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


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


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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