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毛泽东家事

(口述者曹耘山系毛泽民烈士的嫡亲外孙,执笔者周燕系中国传记文学会会员)


我的外公毛泽民,在1939年至1940年间,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同时,还肩负着鲜为人知的特殊使命。为了弄清这段历史,近几年,我曾几次去莫斯科,从俄罗斯已经解密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寻找到一些有关毛泽民的珍贵史料,其中还有一份由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长达4页的《个人履历表》。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毛泽民代填毛泽东的个人履历


按理说,这份由共产国际印制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个人履历表》,应由来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的同志本人填写。毛泽东本人没有来苏联,又并非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级组织,而是由他的同胞弟弟毛泽民代其填写。乍看起来,似乎不大合常理。


在这份洋洋31项的《个人履历表》里,除了填表人本人的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革命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比如,家庭出身一栏就有许多内容:父母双方的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何不动产,在何时、何处?他们革命前后从事何职业?现在从事何职业?居住地的详细地址等等。


《履历表》的最后一页是填表人独立生活后的工作经历。毛泽民用600多字言简意赅地填写了毛泽东的革命经历:“1919年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北大图书馆之图书管理员,1920~21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校长,1921年下半年起至1922年,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至今天止,仍为党军委所领导,坚持华北与华中的游击战争。总之,目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为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事业而工作。”在结尾处,毛泽民还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这里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确地了解毛泽东。


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党的重要方针政策要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人来制定,国际还派出全权代表,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国党的工作。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操纵和扶助下,王明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年春夏,党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环境相当险恶。王明既不敢在上海隐居,又不愿去中央苏区过艰苦生活,便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一住就是6年。在这期间,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预料。但莫斯科对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政策和军事战略战术并不完全认可。他们所能听到的只是王明等人对毛泽东的肆意贬低和嘲讽。直到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博古、李德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和绝大部分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共产国际才不得不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执委会总书记。他大力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解散地区局,取消向各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精简执委会的机构,加强了同各国党中央的联系。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季米特洛夫特意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但王明将此忠告当作耳旁风,回国后,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责,甚至在长江局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1938年8月,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谈话,季米特洛夫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而他的亲兄弟毛泽民的到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毛泽民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与毛泽东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产国际干部部也希望毛泽民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党的真实情况。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抵达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写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关于党内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关于中国党的情况报告》等近10万字的重要报告,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问题的会议。毛泽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于是,便发生了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个人履历表》的事情。


父亲毛顺生,一位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农民


过去,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书中有关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记录: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了中农。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富裕?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却难以探究。当存放在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毛泽东《个人履历表》和毛泽民的《个人简历》被找到后,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履历表》第28项“父亲”一栏中,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


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十五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去世。


在毛泽民他本人的《个人简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这些档案材料不难看出:毛家祖上是贫农;在1900年以前,即毛顺生30岁以前,完全靠种田来养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只是在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型农民。然而,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1887年,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毛顺生的父亲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一生劳碌,不仅未能发家致富,反倒欠下不少债务,不得不把祖上分得的一些田产典给别人,家里只剩下六七亩田。毛顺生起早贪黑拼命地苦干,家境不但没有改善,欠账反倒越来越多。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外出参加了湘军。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随着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地处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开矿山,造枪炮。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这时又在各地掀起高潮。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以及买进乡亲们的稻谷,碾成米,挑到银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卖,既赚了加工费,又赚了地域差价。开始,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猪和贩卖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作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在此期间,1893年12月26日,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了,接着,1896年4月3日,他的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孩子们开始懂事时,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在毛顺生看来,只有劳动才能致富。他雇了一个长工,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去干活儿。


湘军贯彻“书生带山农”的方针,在湘军当兵时,毛顺生饱尝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苦楚。后来,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他明明有理,却因对方能言善辩,又引经据典,硬是让他输了官司。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能读些书,只有识文断字,能写会算,才好光大家业。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1910年,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维新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湘潭、浏阳三县颇有名气。在这里读书的几乎全是富家子弟。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和谭政也曾在这里就读。陈赓是将门之后。他的祖父陈益怀曾为湘军将领。谭政则生于湖南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


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从此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远的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和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与他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家里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帮工吃的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去卖,付给别家“毛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


眼见着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1915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应该说,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和经营的结果。


母亲文素勤的名字将第一次写进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份《履历表》第28项母亲一栏里,毛泽民清清楚楚地填写着他们母亲的名字——文素勤。


母亲:文素勤。生于1863年(应为1867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坪垇。是中农之家的子女,出嫁后,娘家即变为贫农,本人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1919年8月去逝。


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在《毛泽东自传》中,斯诺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谐音)。从来没有人提及“文素勤”这个名字。


从莫斯科归来后,我曾向毛家几位直系亲人询问过,还与有关党史专家进行探讨。大家对这个问题除了新奇,也只有推测。


为了对“文素勤”这个名字一探究竟,2007年春天,我和传记作家周燕女士一起到韶山采风时,专门拜访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刘胜生研究员。


时年68岁的刘胜生是湘乡文氏家族的研究专家。当得知我从莫斯科找回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毛泽民称母亲的名字叫“文素勤”时,刘胜生不假思索地认同道:“如果这个名字是毛泽民自己填写的,应该没有错,应该是准确的,应该相信他。”


我真没想到,像刘胜生这样一位长期潜心研究毛泽东外家历史的儒雅学者,竟一连说了三个“应该”,这样痛快地认可了“文素勤”这个名字。


我连忙打开笔记本电脑,将毛泽民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展现在他的眼前。毛泽民真真切切的手迹一下子吸引住刘胜生,他从头到尾仔细地浏览着,还习惯地念出声来:


“毛顺生……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


“文素勤……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平垇……”


“对的,对的,这两个地址都是对的!”刘胜生解释说:“现在,许多地名都变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湘乡县唐家坨,当年就是湘潭县四都太平垇。这两个地址,毛泽民填的一点都没有错。”


当我们向他探讨“文素勤”的名字时,刘胜生赞许道:“‘素勤’这个名字很好,体现了文家的家风,也体现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刘胜生若有所思地在手心中写了一个“素”字,接着又写了一个“勤”字,便饶有兴致地说开了:“‘素’代表朴素;‘勤’代表勤劳。在旧时的农村,长辈给女孩子起名字,一般都用:‘秀’呀,‘花’呀,‘春’呀,‘兰’呀的,用草头‘芹’或琴棋书画的‘琴’也比较多,很少有人用勤劳的‘勤’。这个‘勤’一般都用在男人的名字中。”


我们又向刘胜生请教说:“为什么毛泽东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而毛泽民则如此郑重地填写在共产国际印制的履历表上呢?”


刘胜生诡秘地笑了。他说:“毛泽东没有说,但不一定不知道。因为提起‘文七妹’,大家都知道,在家乡都是这样称呼的。在旧社会,女人不出门,不外出做事,也不做生意,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


提起毛泽东的外家,就不能不说到他的曾外祖母贺氏。她比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长3岁。德明公去世时,贺氏只有30岁,留下芝兰、芝仪(毛泽东的外祖父)、芝祥三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她虽素不知书,却治家有道,教子有方。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殁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毛泽东未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毛泽东一出生便打上了外家“三芝堂”的印记,先是取名“咏芝”,后改为“润之”。


毛泽东在8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人丁兴旺,孙儿众多,十分热闹。外婆又对毛泽东倍加疼爱。这种温馨宽松的环境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真、善、美的种子,后来毛泽东在性格上表现出来的不好束缚,以及疾恶如仇,追求理想社会的品格,也都与外家的熏陶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与两位舅父关系颇为密切。七舅文正兴曾充房长,监修房谱。他既是毛泽东的舅父,又是毛泽东的干爹。八舅文正莹在家开设蒙馆。年幼的毛泽东时常跟随旁听,由此认识了不少字。八舅文正莹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


文家都是些知书达理之人,见毛泽东从幼年就悟性非凡,无不希望他多读书,早成材。所以,当毛泽东想去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时,两位舅舅都表示赞成。而父亲毛顺生却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于是,两位舅舅亲自到韶山冲说服毛顺生,从而促成了毛泽东走出乡关的宏愿。


毛泽民也继承了文家的家风,继承了母亲的美德,一生清正廉洁。自从参加革命,毛泽民一直为党开创经济和金融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是国民经济部部长。他白手起家,为共产党开创家业,使党和红军在最艰难的时期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毛泽民常年经手成千上万的资金,而他守着钱袋子,从不乱花一分钱,更不为个人谋利益。


尽管在旧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名字都难得留下,但母亲的形象在毛泽东三兄弟的心目中却十分高大。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和泪写下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奋勇献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说来也巧,我们这次韶山之行正逢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扩建。这些从莫斯科找回的历史档案也为重新布展增添了珍贵的内容。毛泽东母亲文素勤的名字将第一次郑重地出现在纪念馆的展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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