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走了 那年整个中国“哭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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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主席走了 那年整个中国“哭了”(组图)


万人齐聚广场哭毛主席([/b]资料图)


在云南大学教师宿舍,俄语教师颜洪恩正准备洗脸的手僵住了,看着那曾经握过毛主席的大手的右手,眼泪大颗大颗地滴落在脸盆里。


在三市街五福园门市,杨惠芬正在记账的手也僵住了,几分钟后,她和同事默默地站了起来,泪如雨下。


在弥勒农村一块田地上,正在收割谷子的孙梓川握镰刀的手僵住了,他站起身来,百感交集,随后泪水夺眶而出。


这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发生在云南的几个场面。


1976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黑色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与世长辞;7月28日,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中国都“哭了”……


1976年:毛主席走了 那年整个中国“哭了”(组图)


多年过去了,颜洪恩依然记得与毛主席握手的情景[/b]


颜洪恩 “毛主席的手很大很有力”[/b]


1954年9月的一天,北京,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在北京机场上,来自北大、清华、北京俄语学院的近千名学生站成三个方阵。“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此起彼伏的演练声在队伍上空回荡着,22岁的颜洪恩就在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方阵中间,他们在这里等候着迎接外宾。


颜洪恩是云南人,抗美援朝时参过军,后来上了新闻干训班,分在西南人民广播电台,1954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在这里,他们经常有机会会见外宾,这不,刚报到没几天,他们班就被抽调来北京机场迎接外宾了。


迎接外宾时,男生都按要求穿上了白衬衣、藏青色的中山装,裤子系上皮带,颜洪恩还用水把头发抹湿,“这样看起来会显得更精神和整洁”。女生则穿着白色上衣,红色连衣裙,还有两条漂亮的背带,刘海微微内卷,两条长辫子扎着花蝴蝶,在清风下她们都迷人眼目。


近11点时,一辆敞篷红旗轿车开进机场大门。“毛主席!毛主席来了!”靠近机场门口的人开始惊呼,骚动从机场门口那头一直传了过来。随后,毛主席走到三校队列前,频频挥动双手。天安门城楼上的标准像,活脱脱地呈现在颜洪恩的眼前。“毛主席神采奕奕,宽阔的脑门儿下,目光炯炯。”50多年后,颜洪恩依然清楚地记得毛主席那时的样子。


11点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专机在机场降落。伏罗希洛夫从舷梯上走下来,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互致问候,热烈拥抱,然后,他们并排走向三校学生。当两位伟人走到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面前时,毛主席操着湖南话,对伏罗希洛夫说:“这是学俄语的学生,将来要送到莫斯科学习!”伏罗希洛夫频频点头。这时,站在队列前排的女同学纷纷涌向毛主席,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高兴地与涌来的女生握手时,也没忘记把手伸向后排的男生。颜洪恩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幸运地握到了毛主席的手。


颜洪恩记得,主席的手很大,很有力。“握住指点江山的大手,真是人生最大幸事!”颜洪恩的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填满。颜洪恩注意到,毛主席个头很大,头发比电影电视中看到的短一些,脸红润红润的,毛主席穿着灰色细毛呢中山装,很笔挺。颜洪恩还留意到一个细节,毛主席穿的中山装四个口袋的扣子都是暗扣。


11点10分,毛主席牵着伏罗希洛夫的手,登上红旗牌敞篷车,两位伟人并列站在车厢内的红地毯中央,红旗牌敞篷车绕场一周,当两位伟人再次来到北外院同学面前时,“同学们好!”“谢谢大家!”他们以不同的语言说道,同学们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回校途中,在接送他们的解放军军用卡车上,所有的学生一路上高唱着《国歌》、《歌唱祖国》、《解放军进行曲》,兴奋得红光满面。


1954年国庆节、1955年五一节和国庆节、1956年五一节,颜洪恩都参加了庆祝游行,和盛大的游行队伍一起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每次,毛主席都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摘下那顶遮阳帽,向下挥动。


1957年,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颜洪恩被分到云南大学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颜洪恩和爱人作为红卫兵到北京串联,住在北京军区大院。军车一批一批地把串联红卫兵拉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那天,轮到颜洪恩他们了,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等了一段时间后,几辆红旗牌敞篷车开过来,打头的一辆上站着毛主席,后面的几辆上分别站着其他中央领导,敞篷车从群众中间的道路上缓缓开过。毛主席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章,从10多米远的距离看过去,颜洪恩感到毛主席还是那样的雄伟,那样的健康。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许,颜洪恩正在家里洗脸,他刚把毛巾拧干了,准备放到脸上,广播中就响起了沉重的哀乐和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颜洪恩捧着毛巾的手停在了空中,然后僵住了,随之,脑海中浮现了几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特别是那次与毛主席握手的情景。然后,眼泪滚出眼眶,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滴进脸盆……


吴桂英 一家人哭得一塌糊涂


吴桂英是澄江龙街乡人,家里有父母和她们姐妹两个。


解放前,父母没有田地,只能帮地主做工,地主管住,工钱就是一升或半升米,仅够养活她们姐妹两个。不做工的时候,地主就不给住,也不给工钱。“父母做活时,出了差错或者做得慢一点,就会被老地主打,是用赶马车的皮鞭抽,那是一根棍子上绑着一根皮条做成的,打在身上都要留下一道印子。”吴桂英说,她父母回到家来,经常会掀开裤腿给她们看,都是一条条青肿的鞭痕。


1947年,地主不要她父母种地了,他们全家只好到昆明找事做。父亲帮人做点木活,母亲帮人做家务,做到哪家就住在哪家,城里比农村稍好一些,但是生活也是捉襟见肘。后来,父母在大东门的和香楼(一家糕点店)里打工,他们一家稍微固定下来。


那时,有地下党员来告诉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活,不要偷东西,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有人正在领着穷人干革命,穷人快要翻身了。吴桂英一家不知道翻身是什么意思,但是只要能改变目前的生活,他们还是喜欢的。地下党员来通知去开会,吴桂英的父母去了,回到家里,很激动。


解放军进城那天,吴桂英和小伙伴们一早就跑到街上去了,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大军”要进城,还说“大军”穿着草鞋。那时候,东方刚刚发白,太阳还是红彤彤的,但街道两旁早已是人山人海,由于个头小,吴桂英三下两下就钻到人群前排。


10点左右,解放军进城了,是从状元楼进来的。先进来的是先头部队,走成几列,穿着草鞋,裹着绑腿,穿着草黄色军装,披着蓑衣,背着篾帽,斜背着军用挎包,挂着一个白瓷口缸。看见群众,解放军就把右手抬到眉际,敬礼。这是先头部队,没有带武器。然后,大部队就开过来了,走成整齐的方块,依然是那种装束,只是多了武器,有的背着步枪,有的几个人抬着机关枪、小钢炮……


吴桂英和小伙伴一直跟着解放军队伍走,走了拓东路,又走了金碧路,来到状元楼,后来,部队进了红庙村,住进了老百姓家。吴桂英还想跟进去看,被老人们拦回来了,因为大军需要休息。


后来,解放军就来通知他们可以回澄江了,因为那里要分田地了。回到澄江,吴桂英发现,澄江到处都是解放军,解放军烧着篝火,跳舞、唱歌;还给穷人发衣服、被子。


再后来,农会成立了,吴桂英的父母也加入了,然后是减租退押。吴桂英的父母没敢要土地,也没分地主的财物,说是怕地主反扑回来,打他们。后来,他们一家又回到了昆明。父亲还是做木工,母亲还是帮人做家务,可是这时,他们能领到工钱了。后来,云南纺织厂招工了,他们全家都去报名,结果全家都被录用了,成了工人。现在,他们一家几代人都是云纺的工人。


那天,吴桂英正在云南纺织厂上班,单位上传达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吴桂英一下就僵住了。那天下班后,他们一家人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们一家今天的生活。”吴桂英说。


杨惠芬 正在记账的手僵住了


杨惠芬家是昆明人,家里有兄弟姐妹6个。他们全家在文庙街租了间铺面,做象牙雕刻。这是一间10来平方米的铺面,有三层。


父亲一个人做象牙雕刻,挣钱不多,于是,母亲在照顾小孩之余,还接点外活来做,这样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虽然全家人没有饿肚子,但是生活还是很差。6个兄妹睡一张床,合盖一床被子。哥哥上中学了,要住校,没有棉絮,母亲只好向别人借了一床。衣服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叔叔的衣服穿旧了,给哥哥;哥哥穿了,给她;她穿了,给两个妹妹。


解放军进城那天,杨惠芬很早就来到正义路等着,由于个头小,她也是三两下就挤到了人群的前排。下午两三点钟,解放军来了,就跟吴桂英看到的一样: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披着蓑衣,背着篾帽,斜背着军用挎包。看见群众,解放军就把右手抬到眉际敬礼。


解放后,父亲还是继续做老本行。1956年,父亲加入了象牙雕刻联营社,成了工人。姐夫进了单位,成了国家干部,后来姐夫调到昆明市电力局,任昆明技工学校校长;姐姐也到了一个单位,成了家属委员会支部书记;大哥也有了工作;二哥继续读书,后来考取了云南大学;两个妹妹,一个在玉溪百货公司工作,一个在官渡区百货公司工作;杨惠芬则在昆明市饮食公司门市部做会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杨惠芬家也过了一段时间的苦日子。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每人每月24斤,说是粮食,但其实也只是些苞谷、麦面和蚕豆。


当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杨惠芬正在三市街五福园门市工作着,听到这个噩耗后,她正在记账的手僵住了,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流。她记得,当时门市里所有的店员都站起来,垂下头,哭了。


孙梓川


复杂的泪水滴落大地


孙梓川是江苏苏州人。1947年参加国民党军,在太岳军分区,胡宗南的部队,据他说是被抓去的。18个月后,在一场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随后,参加了解放军18集团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随大军进军西南,参加过解放重庆的战斗和成都会战。全国解放后,又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1954年7月,作为首批归国的志愿军,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厅草坝农场做管教工作。


1957年12月,孙梓川被划为右派,解除了职务,到弥勒监督劳动。1976年9月9日,孙梓川正在田里收割谷子,那块田不大,只有两三个人在收割。孙梓川正把一束水稻揪住,准备割下时,广播里传出的哀乐声,并播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孙梓川握镰刀的手僵在了水稻旁,随后,他慢慢直起身来,心中百感交集。


从划为右派那天起,孙梓川就为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还被划为右派感到委屈。只是他一直压抑着,不让这种委屈表现出来,现在,他积攒了多年的委屈爆发了。接着,他脑海中又浮现出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想起了在毛主席带领下干革命的岁月。“我虽然被划为右派,受了委屈,但主席毕竟是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啊!”想着想着,孙梓川鼻子一阵发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淌过脸颊,滴在大地上。随后,孙梓川蹲在稻田里,像个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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