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的真正原因:国军壮丁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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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color=#FF0000]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color]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 - 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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