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包装的战役:时隔60年 台湾反思金门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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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充满偶然性而被过度包装的战役”


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进军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金门战役,欲肃清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由于误判敌情及后援不继等原因,这场登陆战以解放军失利告终。战情传回台湾后,被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当局视作挽回士气的“救命稻草”大肆宣传,在岛内媒体的添油加醋下,成就了所谓“金门大捷”的神话。时隔60年后,台湾《全球防卫杂志》8月号以《金门保卫战六十年后的真相》为题,用相对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金门之战的本来面貌,并对国民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宣传手法进行了反思。


“大捷”一说乃人为炮制


文章开篇指出,如果不认真检讨真相,便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正确体悟,也就不能发挥写史给后人的殷鉴作用。遗憾的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军在内战中为数不多的“战绩”,都成为军方自吹自擂和媒体歌功颂德的对象;至今仍在广泛流传的“金门大捷”,便是一个亟待去除过度包装的典型例子。


对于金门战役的胜负,海峡两岸的结论基本一致;不过正如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对于国民党一方而言,这场规模不大的战斗究竟能否配得上“大捷”的称号,倒是很有讨论的必要。事实上,金门战役黄埔系国民党军建军80多年来,惟一对中共军队成功实施的歼灭战,对于向来败多胜少的“国军”而言,似乎也有些值得炫耀的理由。


但文章也指出,尽管国民党军政当局口头以“大捷”称之,但他们心知在金门的胜利只有“心战效果”。如果以严谨的统计数字评价,则光在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一方就付出了数十万人和大量物资的代价。而中共方面,今日却少有人以“淮海大捷”为之宣传,最多称其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而已。


反观金门战役,即便按照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数据,解放军在战斗中的人员损失(牺牲、被俘)不过1.1万人,损失武器不到3000支。文章称,如此微薄的战果,若称其为“大捷”,未免太过离谱。就连稍微严谨一些的台“国防部”史编局都没敢采信类似说法,大概是觉得这种极端偏离史实的宣传性称谓实在太“业余”。


国民党军搞“人海战术”


金门战役发起时,正值国民党军在中国大陆节节败退,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则挟携席卷东南沿海之威,计划于10月25日凌晨将两批共约2万人的部队跨海送上金门岛,一举歼灭国民党守军。然而,据该文分析,因缺乏两栖作战经验,解放军在战役进程中的最大失误,在于未能把握好当天的退潮时间致使渡船搁浅,加之国民党军派飞机轰炸锚地,解放军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参战,首批登陆的3个团(近9000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相比之下,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在部队数量上明显占上风。根据文章的计算,仅驻防于金门岛东北、西北部的第45师和第201师,就有9500人之众,再加上作为预备队的第118师及一个坦克营,总兵力已接近2万。不仅如此,战斗打响后,迟到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还由海路不断上岛增援,台湾飞来的运输机也不断空运油料及弹药;由此可见,在整个金门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始终占有兵力及后勤的优势。


文章进一步指出,除了大搞向来被国民党“官修”战史贬低的“人海战术”外,国民党军的技术兵器,在金门战役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特别是在重武器方面,前述坦克营的22辆坦克(每辆最多携带炮弹123发,机枪弹万余发)与空中的B-24轰炸机、P-51战斗机乃至海上的军舰,陆海空联合火力之猛烈实属罕见。因此,后世某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竟不顾事实而以“以寡敌众”为国民党军粉饰战功的做法,颇有“得了胜利还吃人豆腐”之嫌。


解放军本有机会获胜


金门“大捷”被国民党政工系统加工后,逐渐被套上了“统帅神机妙算”、“各军团结一心”的光环,很多被反复灌输这一套的国民党军老兵至今对此深信不疑。


文章就此指出,根据国民党军内部的看法,金门之战其实是一场“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的战斗,正是一连串意外的集合,才侥幸成就了国民党军的“战功”。就连时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的李良荣在进行总结时,也更多地偏重分析解放军战术失误、守岛部队兵力和装备质量占优等客观因素,诸如“……神勇无敌”之类的渲染性辞藻则未见记载。


事实上,按照文章的分析,如果解放军能在25日天亮前确保全部兵力上岛,且渡船到次日尚有部分能够使用的话,守军的防御体系势必被穿插击破,岛上两大指挥枢纽(太武山及金门县城)的控制权也将易手,岛上守军的士气势必大减。此外,国民党军虽然拥有装甲部队,但第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其弹药及油料已接近告罄;若非后方紧急空运补给物资,这些战车势必陷入无法开动也无炮可打的局面。


不难看出,若非登陆的解放军后援不继,守岛的国民党军极有可能在26日前就身陷困境;其装甲部队由于缺乏夜战能力,亦无法主动支援步兵而只能固守据点,待解放军后续部队抵达,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丢弃装备、撤回台湾。


文章最后总结说,在金门战役过去一甲子后,随着两岸关系日趋缓和,相关历史研究理应摒弃政治偏见而回归真实。然纵观今日岛内,却依然可见诸多“野史演义”般的非专业说法,这种现象应当令台湾学界对自身的军事史研究予以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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