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毫无疑问是酒色财气的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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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代流氓文化对中国人身心毒害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罕见,迄今遗毒未清。当前网络最为明显的一种流氓文化遗毒表现就是流氓文化传播者们不顾历史真相对朱明王朝大肆进行粉饰美化。而在这类粉饰美化行径中最无耻最奴性的一种就是对万历这一酒色财气昏君进行漂白,妄图把史书上对其酒色财气的历史记录通通抹掉。       关于万历帝酒色财气最经典的历史证据就是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所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他是这么说的:“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明代流氓文化对中国人身心毒害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罕见,迄今遗毒未清。当前网络最为明显的一种流氓文化遗毒表现就是流氓文化传播者们不顾历史真相对朱明王朝大肆进行粉饰美化。而在这类粉饰美化行径中最无耻最奴性的一种就是对万历这一酒色财气昏君进行漂白,妄图把史书上对其酒色财气的历史记录通通抹掉。


关于万历帝酒色财气最经典的历史证据就是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所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他是这么说的:“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然而流氓文化传播者们是如何否认万历酒色财气历史记录的呢?这类人找来的借口是“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个地步,也足以令人愤慨。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酒色财气到底是本人所有的特性,还是言官们扣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辞?我们还是要从文言史料和今人的史学结论中找出最贴近历史真相的分析!



先来看“酒”这一方面——


朱翊钧本人对雒于仁批评自己奏疏中的“酒”字也是无法否认,但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


很明显,从万历自己的供词里看出,他也无法抵赖自己对酒“好这一口”的事实,他的理由是“谁人不饮酒?”然而辩解说自己酒后没有舞刀弄剑的“非帝王举动”。


然而御史冯从吾针对朱翊钧的嗜酒问题是如何评价的呢?老冯在万历二十年正月奏疏里是这么说的:“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


老冯说得当然是有点夸张。但从他的奏疏里能看出来,万历每晚必喝酒,每喝酒必喝醉,每喝醉必发怒是一种经常性酒后失态状况。而且朱翊钧至少曾有过酒后打死人的记录,而且这记录是“外庭无不知者。”


老冯的这道奏疏给他自己惹祸了,后果很严重,“帝大怒,欲廷杖之”,不过他运气稍好,那时候赶上太后寿辰,内阁大臣帮他说话,老冯屁股总算没遭殃。不过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冯被“惦记”上了,后来朱翊钧“大黜两京言官”,老冯终于丢官了,原因正是他以前那道奏疏惹的祸。



再来看色这一方面——


朱翊钧本人对“色”的辩解是:“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官,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


流氓文化传播者们对朱翊钧偏宠郑贵妃大加赞赏,声称:“万历一生也就钟情于一个郑贵妃,这个感情同样至死不变,即便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人老珠黄,他也从来没有另觅新欢。”


这纯粹就是给朱翊钧唱道德高调,事实上朱翊钧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如果他“从来没有另觅新欢”,那郑贵妃的生育能力可真是生猛无比了。


实际上朱翊钧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鬼。还是在万历十二年时,御史孟一脉就曾在奏疏中劝谏说:“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辇下甚扰”。选宫女居然“急征一时”,严重扰民。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估计朱翊钧后宫宫女有数千人之多,太监有数万人之多。


而在万历十五年之后,朱翊钧更是荒淫怠政,成日与后宫宫女们嬉游淫乐无度。明人笔记里还曾记载他用萤火虫和枫叶“幸”宫女以及洗鸳鸯浴的历史:“夏日,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嬉。令人自轻罗制成之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于谁簪上,则是夜帝必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待流萤。秋日,帝题唐人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词后二句于另一红叶,一起放入御沟,若遇两叶相叠,令人取观,如成全首宫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是夜必获帝幸。冬日,于洛阳殿大池,注满香汤,挑选柔肌雪肤之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戏水之乐。浴罢,则坐于锦绣上拥美饮酒,谓之‘鸳鸯之会’。 ”


再来看财这一方面——


朱翊钧辩解非常有意思:“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


很明显,朱翊钧认为自己不贪财的借口是我是皇帝国家是我的,我若贪财,何不去抄张鲸的家?


朱翊钧说这番话的时候真是太健忘了,如果说抄家才是贪财,那么他抄冯保、张居正家算不算贪冯保和张居正之财呢?


事实上,冯保家的财产比张鲸多了去。朱翊钧抄冯保家,可真是发了笔横财。朱翊钧不动张鲸,因为觉得这个奴才用着顺手,何况捞钱的路子多的是,也不缺那点小钱。


《中国全史》里说“明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其敛财手段除向国库传索外,便是派出矿监税使,直接掠夺于民。”由此可见,朱翊钧自有财源广进的路子。


《万历起居注》里记载了他在万历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向内阁公然要钱的历史事实:“朕尊上两宫圣母徽号,内库缺乏银两,卿等传与户部、光禄寺各十万来用。”那一次是有白字黑字;而另一次干脆就是口谕,令每季再增金花银五万两,全年共增二十万两,以便购买猫睛宝石金珠。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七年三月,神宗皇帝又下谕取用光禄寺银十万两,结果被张居正激烈谏阻“决不敢奉诏”,万历九年冬十一月,神宗皇帝下令增加云南岁进黄金,由原二千两增至四千两,经户部及抚按官员再三恳求,神宗皇帝不肯让步,再经谏净,才以宫中所需,人不敷出,改命在原额上增加一千两。


《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神宗耗资三十万油漆大高元殿的历史:“今西苑齐宫,独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设,至今崇奉尊严,内宫宫婢习道教者,俱於其中演唱科仪。且往岁世宗修玄御容在焉,故亦不废。至万历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见新,凡费物料银二十万、工匠银十万,不过油漆一番而已。”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放开手脚,矿税使出,大势捞钱,再无忌惮。吏部侍郎冯琦批评他的矿税敛财政策说:“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然而朱翊钧依然我行我素,后来矿税使横行不法闹得四方民怨沸腾,连内阁首辅沈一贯也看不过去,上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


沈一贯是首辅,老官油子,够圆滑,而另一些官员就没他这么语调委婉。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就抨击说:“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凤阳巡抚李三才上奏说:“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以上的李三才和李戴都不是言官,而是干实事的一把手地方和中央的重要官员,然而这两个说得比言官还激烈,实在是国事日渐腐朽,看不过去。


然而时下网络里居然还有这么荒诞不稽的言论:“明代的上层社会中,皇帝是最穷的一个,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这真是明粉们不折不扣最无耻奴性的言论!也只有受朱明流氓文化的遗毒影响的无知愚人才说得出来!



再来看气这一方面——


朱翊钧的辩解辞令是:“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待宜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又是老一套说辞,用是人怎会没有脾气来给自己遮羞。然而他也没敢公然否认杖死人的责任!只是用“亦有疾疫死者”来给自己推卸减轻罪责。然而一句“如何说都是杖死?”却不打自招暴露出并非都是杖死,而杖死人确有其事这一最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朱翊钧的脾气大得很,尚气之说对他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朱翊钧杖死的人可不在少数,上文提到的冯从吾的奏折里就指出朱翊钧的“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也指出了朱翊钧对太监宫女结菜户的血腥处置手段:“今上最憎此事,每闻成配,多行谴死,或亦株连说合媒妁,多毙杖下,然亦终不能禁也。”


朱翊钧不仅拿手下太监宫女不当人看,任意杖死,就连朝廷大臣被他当成家奴一般任意杖责。如吏科给事中李沂在万历十六年上书要求将太监张鲸治罪,结果遭来了“诏廷杖六十,斥为民”这样的结局。礼部祠祭主事卢洪春关心他身体,劝告说:“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结果也遭来“以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结果“廷杖六十,斥为民” ,“遂废于家,久之卒。”至于那位冯从吾的遭遇也是丢官,不过屁股躲过了一顿饱打,比较幸运。


朱翊钧的脾气大,因此肝火也旺,这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认的:“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隔胀满,近调理稍叱又为雒于仁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


朱翊钧的脾气还能从他报复张居正的历史里可以看出来!事实上老张对他可谓是劳苦功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是管他管得严厉了些。结果遭来他的“惦记”,在老张死后“反攻倒算”,连张居正家也给抄没了,张居正的儿子也因逼迫太甚动用肉刑而愤然自尽。


他的脾气也能从他跟群臣斗气,几十年不上朝理事可以看出来!一个正常的皇帝绝不会这么胡来。


综上所述,酒色财气,朱翊钧的确是样样俱全,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找理由为自己开脱洗刷,然而他的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通史》对朱翊钧是如是评价的:“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



虽然时下网络里的流氓文化传播者千方百计为之洗刷,把万历时代粉饰得天花乱坠,然而粉刷的乌鸦是白不了的!


我们姑且不看清人所修的《明史》,单从明朝官方记录《明神宗实录》里,也能看出明神宗时代的民生是如何的悲惨——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丙寅条: 山东比年荒旱,道殣委籍,父子兄弟互相残食,妇女流鬻江南、淮安,遂成人市。

万历四十四年五月辛卯条: 兵科给事中熊明遇奏:“其异之大者,莫甚于山东人相食事。”


关于山东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万历四十三年举人陈其猷的伏阙上书里有最真切最清晰的反映——


“臣尝往稽载籍,宁讵无数百里之蝗、二三年之旱?然夷考当时所称,不过‘流离载道,死伤蔽野,易子析骨,十室九空’止矣。从未有白昼剥割,母子残食,平村落为垒块,贬子女如牛羊,沧桑大变如今日者。……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行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於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毫无疑问,陈其猷的上书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人间地狱的画面!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远不是明朝最悲惨的时候。


万历皇帝朱翊钧数十年酒色财气怠政的“成果”,要到崇祯时期才能更全方位彻底的呈现出来!


《明史》里对朱翊钧的论断是:“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而《中国全史》也有异曲同工的评价:“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腐败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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