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蒙元对明朝开国的恶性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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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对明朝开国的恶性影响(下)



朱元璋的做法即是对这种思路的善意利用,用以监察外廷朝臣的政风和保护自家皇权的安全性,意在监督惩罚不良官吏违纪乱法现象,并保卫皇权,必要时予以刑狱,而非如蒙元怯薛政体那般随心所欲地干预朝政,这才是朱元璋的初衷,也即如果朱元璋本意在于侵夺外廷之权,则只需允许锦衣卫参议辅政即可达到,或授权殿阁大学士之顾问团(宋制,也即后来的内阁)侵夺外廷之职,这样既可达成目的。但事实相反,外廷之相权取消后,并未以内廷代替外廷相权,依照政府职能的自身规律又决定相权总会以其他方式存在,所以才会看到吏部逐渐向相权的地位演化……当内阁由内廷顾问机构演化为外廷政府机构后,吏部的代行相权规律就回到内阁手中,所以内阁又成为变相的相权机构。以此发展逻辑来看,朱元璋当初并无扩大君权的动机,而只是对胡惟庸案的一种保守反弹而已。而锦衣卫的性质也仅属于皇帝私人的司法监督部门非侵权工具,是所谓霸道行仁政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是朱元璋想对老百姓表现得出奇地好而对官吏们说声对不起。但是此制有利有弊,在于所用得人,则朝纲清明政风清廉,而用人不当则可成为无良类尤其内廷太监干预外廷朝政弄权之工具,也使得锦衣卫制成为另后世胆寒的一个污点,明朝也因而蒙上一层恐怖阴影,沿着此思维,后世又产生东西厂的内廷督察机构。于是,明朝的光明建立在恐怖平衡中,明朝的黑暗建立在恐怖失衡中,这就是明朝。今人只认为此制确保了皇权安全感,而认为这仅是独裁制的精心安排,明朝无善治的假象也就此被夸大和确立。


社会结构方面:在古代,一个社会模式的根基在于户籍制度,这项制度对社会是否进步影响极其巨大,可以说,户籍制度奠定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潜力和基础。宋代户籍制度确保了一个社会应具有的活力和发展需求,所以,宋代户籍制度是自由流动的而非钳制的。但蒙元的户籍政策,完全不同于宋代,在于蒙元实行职业户计制度——即百姓按照职业分为不同户计,如民户、军户、站户、盐户、匠户等等,职业间不可混同,身份不可混乱,并世袭罔替。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列出83 种户计之多,也就是83种职业的人世代相袭并互相孤立而不可发生联系,各自只与政府发生联系。于是很明确,这种制度阻碍了职业间互动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和物质效应。


但这种户籍制度最大的优势一在于人口普查的稳定,二在于全民服劳役。也即对于国家税收和压榨极为方便,这是对宋代自由民社会大规模人口流动社会所造成人口普查困难进而造成的税收难问题的一种反文明行为-----在于这种制度可以为了国家税收、劳役而取消人民的人身和人性自由。所以,这种制度造成的实际结果就是钳制国家文明的自然发展,所以蒙元虽无闭关之处,却有锁国之实。无独有偶,魏晋南北朝时北朝也如此,百姓也被按职业分成世袭罔替的户计:如“兵户”、“百工”、“伎作户”、“寺户” “僧祗户”“杂户”等,也就是说这些只有单一军人职业的少民政权入中原后,无法应对中原庞大复杂精巧而又流动的社会结构而感到痛苦和无所适从,于是干脆就此将之推到重来为他们熟悉能驾驭的粗糙但容易管理的锁国之制!


于是,明朝即一介于长期蒙元形成的社会模式的现实,二在于神经质地要确保一个农战社会所必须的根本人力物力资源的强大控制以应对“强敌”,明朝一并继承,虽已放宽而简化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民户不需世袭)。但毕竟这依然是蒙元锁国之制的持续。所以,可以看到汉人中原王朝对社会结构的改造方面与游牧势力不同,游牧民族入主中国总是可以不在意现实条件而以暴力革命,全部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而重来自己喜欢的东西,生灵毁灭无所惧;而汉人的中原王朝却总不得不降低暴力革命带来的社会波动而采取尽量缓慢改变的思路,以朱元璋之暴强也遵循此思路,在国家创制时不以暴力革命,实是首肯之文明行为,虽然对于后世文明发展而言,朱元璋若以暴力方式重新推翻蒙元的一切而回到原来正确的轨迹是对历史巨大功德,但显然这是功在千秋还是弊在一时的两难抉择,而这个时候的抉择的基点,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和结构及国家安全的通体权衡。所以,文明并不是总是直线进步的,多数是螺旋线的。明初开局就是这种有点缺陷的遗憾。


在社会经济方面:蒙元对明朝的影响还在于商业和经济思维,即从宋代藏富于民的自由民经济模式转化为剥夺社会财富的国家管制钳制性经济。蒙元种族主义的四等人划分,蒙古人和色目人据特权阶级而基本杜绝汉人入仕途径,因而在官僚经济制下,才能看到蒙元的商业富甲大亨案例大都为色目人而鲜有汉人,在海外贸易中,也是政府垄断贸易的官本船制度(政府提供经营成本物资工具,雇人为其经营,利润十抽七),且前后四次行民间禁海令,极少予海商自由,汉人更是被禁止从事海外贸易。 也从此可以看出蒙元种族主义在杜绝汉人仕途后依然钳制汉人对财富的掌握量,以防汉人的崛起。


因此,当从事商业活动必须由一类身份和户籍、特权阶级才能从事时,就不是自由民社会下的商业精神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元代会有宋代及晚明庞大规模的士与商之间频繁的角色互动,看不到商人那份“良贾何负闳儒”的士大夫胸襟,更看不到宋朝和晚明全民皆商的工商帝国盛景。蒙元所谓的商业繁荣是少部分依赖特权进行的超经济掠夺的繁荣而已,甚至是些野蛮行为如数目庞大而为后世所不耻的奴隶贸易,这些都构成蒙元所谓“商业繁荣”背后的真相。


所以,蒙元的商业行为与宋代与晚明商业行为不可相提并论,也在于蒙元没有商业道德秩序下的掠夺,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各个商业职业。当一个社会的商业畸形繁荣需要付出道德的代价时,国家即在灭亡情理中。因此,蒙元时代商业行为的恶化,并影响社会风气,便构成朱元璋抑商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之法家农战社会对抑商的本质性需求,导致明初即对商人痛下杀手,直至经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文明教化后,才开始从“抑商”到“便商”方向转化。


手工业方面:蒙元时代遗留了规模庞大的官制经济行为,曾被今人艳羡的手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就在这里产生,那蒙元手工业到底是什么性质?那就是在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将掳掠的数十百万计的工匠各隶属政府机构,成为官营作坊,产品一律归政府处置,或政府宫廷消费或进入民间流通。涵盖各个行业,职业照旧世袭罔替,不得变更职业和身份,但生活极为凄惨。这种作坊的性质基本属于竭泽而渔的压迫性奴工制,绝非自主能动性的正常经营劳作,所以元代工匠作坊又以规模大、工匠多、机构重迭繁杂、管理效益低下而著称,并严重剥夺民间私营经济、资本的发展潜力。所以,另今人津津乐道的元代手工业的兴盛,当知道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还能给予评价么?因而这种模式即是对先秦至宋代以来民间手工业据主导模式的一种严重的倒退,无论在物质创造上还是在文明的自由精神上。明朝接手,也一并继承,虽然工匠们的待遇不至过低,压迫不至于如此可怕,但也直到明中期以后,私营经济才开始在重新抬头,私营手工业才开始占据主流角色。也就是说,自宋亡以后,经历蒙元直到明中叶痛苦的250多年恢复后,才能说真正的商业精神正在恢复,真正的商业繁荣才开始恢复。


最后提一下明禁海政策,其实明建国之初并未马上禁海,朱元璋也绝非不懂得海外贸易之利,反而试图延续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政策,这在《皇明世法录》、《大明律》中都有证据,禁海原因在于“危机重重”的国内外局势---一方面面临循入沙漠的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一方面面临西北割据残余势力,而同时与之遥相呼应的则是取天下之争中失败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与海盗、倭寇武装勾结,威胁北自山东、南至广东的全部海疆。另就是倭寇大害,而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被揭勾结日本与蒙古谋叛,这一系列事件即导致本来即已敏感的神经再次激发对外国的悲观,终成禁海之策。当然,饱含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不在禁绝之列。但究其动机,则属于对蒙元应激性的战时体制的永久延续性,而非对蒙元曾经四次禁海的延续。


朱元璋禁海之动机却并非全为出于纯粹意义之守,而在于类似今日经济封锁之类的惩罚行为,所不同在于今日世界是合国际力量对一国实施贸易封锁,而朱元璋却以一国对多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茶法,因历来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往往以茶叶战马为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物资,所以自古以来就形成著名的茶马交易,而自明朝建立之后,蒙元的残余势力往往是明朝200年间的心腹大患,所以明廷对之采取的对策即是经济封锁,禁绝茶叶流入蒙古,并及其严厉地打击对蒙古的茶叶走私。(经济封锁之类的非军事打击行为早在宋朝就已经实施,北宋仁宗时对西夏战事,在军事上无法达到目的的前提下即对之实施贸易制裁,而迫其就范)。而蒙古对中国茶叶的需求一直关乎国计民生,所谓“无茶则病且死”,明廷即以此勒蒙古之软肋、掐蛇之七寸“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虽然明朝对于蒙古贸易的损失,但对一个自成经济生态的庞大明朝经济总量来说可以根本不值一提。但毕竟这是一种保守性质的思维,前代汉人的思维方式是尽可能以茶叶换取战马,以赢取对敌方作战优势;保守思维是我要饿死你,即便我也挨饿。但总归这类思维仅适合于战时应急,而非国家长期国策。


最后再谈谈明人曾提到的“宋元宽纵”问题。应该说着两者有天壤之别,宋之宽纵,是文明国风使然,表现为皇权大体对社会对士大夫对天下之民生抱之以虚心与垂拱心态,而与天道精神的士大夫取得认识与意识的共同,所以呈现宽纵之盛世。而元之宽纵则在于本身没有文明理念,国家创设的发展目标仅仅是掠夺和殖民,而非以天下民生社会发展为重,而一切以权势、纽带为唯一。所以,君权与分享君权之怯薛政体不可能存在本质利益冲突,两者都属于缺乏天道理念的政治群体,在共同的利益下即构成牢固的利欲分享集团,因蒙元之杜绝,也无天道精神之汉人儒家士大夫与之对抗制约,所以上下一团和气,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可以谅解,却可以因一丝一毫的不忠不敬而血腥屠戮,这就是蒙元之“宽纵”--无法无忌之宽纵! 再对比明朝,明朝多少继承了些蒙元的这种随心所欲的思维,但明朝却没有像蒙元那样排挤天道精神的儒家士大夫,而经过朱子理学锤炼的明朝士大夫更是集历代儒家刚毅之大成,才能显现明朝儒家士大夫群起而攻前赴后继与皇权作永恒的壮烈斗争以迫使皇权不断退让,甚至以血肉横飞为荣为极盛之景象,这样即构成明朝皇帝简直不是人的假象。所以,非蒙元宽纵祥和,而在于蒙元从源头上杜绝了文明,所以杜绝了文明带来矛盾和分歧,所以杜绝了儒家士大夫挺身抗皇权的局面,所以,宋为真宽纵,元为假宽纵真暴虐。



尾声


以上经过归纳,我们其实看到的蒙元社会是一种没有人身人性自由、处处钳制、到处充满种族主义压迫的半野蛮社会,这是种根本无足以褒扬的社会模式,这正所谓黄宗羲之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那种背人伦反文明、杀鸡取卵以获暂时获得所谓的“繁荣和成就”就如当代地下工厂对工人违背法律地恐怖剥削一般,虽榨出物质财富,可是能见于世人么?蒙元对明朝的建立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副作用影响,而今人却在赞美蒙元的“社会进步和繁荣”却严厉批判明朝模式,实为今人陋鄙之见,明朝除前中期闭关海外贸易外,明制任何方面远比蒙元更适合文明与人性的进步,哪怕是对承袭的蒙元之制的改造,而蒙元的后遗症却在明朝钳制了文明的飞速进步,当明朝几乎费尽150年时间基本清洗蒙元遗制,而开始回归到唐宋文明一系后,文明就此产生飞跃暴涨,这,才是历史真相。


蒙元在中国历史演绎中的这一段百年插曲对明代的国家风格的影响简单介绍至此,蒙元的影响并非仅仅上述所列,本篇所列仅为对一个国家民族气质、思维、文化心理、社会结构、政治文明等最深重的部分。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最后一个时代,开国之制异于前代汉人政权的原因即在于此,明朝也必然呈现了另一派别样的气象,强盛刚猛之中隐匿着阴翳而神秘的气质,构成了明朝的盛景,以及那一丝悠然的遗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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