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蒙元对明朝开国的恶性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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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对明朝开国的恶性影响



中国文明,自蒙元殖民中国,可谓一个分水岭,之前的中国光明而骄傲,之后的中国晦涩而艰辛。在不幸中崛起的明朝,犹如刺青一般深刻铭记。在近世700年间的昏暗天空中如一道闪电一声惊雷般,而后归于沉寂。明朝政治分为前后两期,以武宗为分水岭,前期为农业社会为主,而后转为工商业社会。前后对比可谓泾渭分明天壤之别如两个朝代,也如唐朝之中分,农业社会在安史之乱后转向工商业社会演变,不同的是唐朝之转型为外力破坏导致,而明中叶以后之变局,则为内力之演化。


蒙元的崛起以前的时代,是一个大体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安全时代,邻居们虽然强大,但却在势均中而不具有过度的领土野心,于是大家彼此会心地享受平衡世界最后的美好时光,以至于李约瑟赞叹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为“人类最伟大的时代”……


然,自蒙元以异族入中国,行征服者种族主义奴隶事,这种国家模式渗入到任何领域。于是,蒙元开启了一种没有文明信仰的纯暴力的掠夺性国家模式,从此结束了李约瑟感慨的那个时代。一如钱穆《国史新论》所说,“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一变型”。可是,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挫败感深深地影响着国家间的安全秩序和文化心理,国家竞争也开始被不自觉的意识流带入一个缺乏安全感和没有文明原则的世界中,于是,赤裸裸的权势和武力才是信条,并充塞着世界。


明朝就在这样的世界中诞生,深深地带上了这层社会烙印,明初的中国已经不能也不敢无视任何来自周边的势力,经历沉痛亡国亡天下的失败而重新复国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形成谨慎而敌视外部野蛮世界的心态,这种心理终明300年一直存在,正所谓人之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国家心态亦如此。洪武时代的国家一如当今共和国建立时期的强敌环视的视野背景,北有北元、东北有高丽、日本、西北有中亚强国帖木儿帝国,虽然本身大部分国家并无力抗衡新生的强明,但近乎神经质的失败经历与外部已经趋于野蛮的世界导致所有潜在的对手都可能是可怕的这一心理,于是,如何面对“强大对手”而营建绝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才是明代国家模式的起点,这使得明初国家战略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性,甚至可以为此放弃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文明的进步。于是,开始表现为在明初的立国之制度均以保守的国家安全为主流,文明发展为次要。


而在蒙元之前的历史演绎中,中国人历代一直到宋以来都是对自身文明力量的绝对自信而从不将国家安全的憋促思维上凌驾于文明进步的开拓思维,所以,宋代虽然周边强敌之势远甚于任何一个时代,但宋人的思维依然是一种开放性,确保了宋代模式依然以文明发展为主流,而以国家安全模式为次,因此宋代在强敌环伺中的文明发展依然做到了我行我素。


但经过蒙元断代的明初中国人的心态就此与宋代中国人天壤区别,如果要将宋明两代通过简单的归纳来总结不同点的话,那就是宋人思维认为只要“内圣”做到,“外王”即可实现,借用《剑桥中国通史》的话来说就是“宋朝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军事化的”,而明代思维则是先要保住“外王”才能讨论“内圣”所以明朝是军事化的;宋人信奉人性善而多温和宽仁多教化,而蒙元之后人物寡廉鲜耻,则明代信奉人性恶而多严礼厉法多刑狱;也或者说,宋代内圣外王的失败、蒙元暴力美学的取胜,使得中国政统精神从先秦外王到内圣的延绵两千余年的过渡之后,重新回到外王的思维起点,而后再向内圣过渡。这就是一种思维上的变异,或者是思维上的保守,是对经过剧烈变化后国际气候的一种应激反应,虽事出必然,时也势也,却无疑会影响社会进步。


这种应激性表现在明朝是反应过度地施行战时军国主义体制的国制,军国主义体制对于军事征服来说是开放拓展,但对文明发展来说却是落后保守,这种保守思维,终明之世,才得以逐渐洗刷。在古代,军国主义特性即是农业社会,而绝不可是工商业社会,只有一个农业社会,才能形成一个人员稳定、兵源充足、粮食物资的庞大、以及高效的物质配给效率,一如商鞅变法后之秦国盐铁之政后之西汉。所以,明初的强大武功正建立在这种稳定农战社会所展现的威力上面。这种威力即体现在强大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也才能理解明成祖扫北每次动员数十万兵力而兵源不绝物资不匮的神奇景象,也才有官方势力直接导致的规模可怕的郑和7下西洋壮举,也才有明修长城等浩大工程而国力不衰,所以,悖论即是,明代的保守思维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巨无霸强盛明朝,在于朱元璋一手造就的史上最庞大农业帝国的威力。而这些,对于一个自由民时代的工商业社会,比如宋朝,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明朝以此成功,则成功的经验必然要强化延续这种模式,于是,保守国制的经验成为明朝一贯延续近200年的大国心态。


在这些国制创立中,有些为明所创,有些则为前代的潜移默化而继承。蒙元入主中国虽不过百年,但对后世之影响却远大于宋代。宋代留下了一批文明瑰宝,但却大部封存,而延续的却是大量的蒙元社会轨迹,涉及到社会结构、政治思想和和经济行为等方方面面。


考察明朝开国精神,首先绕不开的是蒙元断代之后带来的宗教影响力。蒙元异族入中国,随行进入的是中亚西亚等各色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混杂一起,又派生新的信仰种类,而儒学却沉沦一世。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家信奉的宗教---明教从“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来看就是明教、白莲教、弥勒教等民间宗教的混合物,以反元复宋为旗帜的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武装集团,即是该宗教信仰群体,包括朱元璋和一批著名的具色目血统的强兵猛将,朱元璋霸取天下后,即沉韩林儿以应验“明王出世”的预言而建立明朝。且以朱元璋的刚猛治国风格来看,也与自古以来的汉人王朝大异,所以明朝初期政治形态可能便与明教教义形成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则朱元璋建朝之后曾试图禁灭明教,并试图抬升儒学以抗衡明教势力,但立国初创,根基未稳,不得不照顾身边明教信徒的将领和士兵,以及元代遗留的其他回教信仰群体的问题。所以行祭孔子之礼行而复罢,罢而复行。且道、佛在蒙元时代取得官方的特权,其社会和政治地位远高于儒家,所谓元代10等人“官、吏、僧、道、医、工、猎、匠、儒、丐”儒虽在民间依然拥有民众的信奉地位,却无仕途而地位远低于回教、道教和佛教,所以这些宗教的广布纵深,正所谓 “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 (元代诗人汪元量)这些都是明朝建立之前不得不正视的社会前提和基础。


所以,朱元璋取代明教,则只能以道、释、儒并重以治天下“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何乔远《闽书》),同时也不得不照顾大批的回教徒而修建清真寺,以至于明代清真寺大致都在洪武时代建成。从朱本人来看,三教中却是更钟情于佛教,而对儒家怀有敌意,从其痛骂儒者“竖儒”、骂孟子“此老”,并删节孟子的言论以作科举内容,可见朱本人非常痛恨儒家不重君权重民权、不尊君意尊天意的信仰,因而无法得到朱的谅解。但孟子的言论在汉地已经传播千五百年,还能让一个汉人如此愤怒,实在有违逻辑,唯一的解释即是朱元璋本人信奉君权独大的法家思想以及朱本人就是被明教理念所左右的一个人,明教以及***教,从教义来看,两者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是只能信奉一个神,他是全知、智慧、善良等人类最优秀品质的化身(虽然可以诠释为自然法的化身)因而具有无边的绝对权利。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可以窥见朱元璋以刚猛霸道而行仁政之特殊风范,这实际上也是荀子或法家风格乃至明教风格,而绝非儒家劝善戒念利导等柔性仁政风格。


儒学在学说定义上,今人只将其定义为伦理学说,而实际上儒学在宋代以后已经走得更远,而是类似于西方自然哲学之类的具有自然法精神和思想的成为后期宪法宪政精神的东西,这在李约瑟及西方启蒙时代的一批科学家均有谈及。万历年间利玛窦入明朝勘察所知,在回复天主教廷的信中提及称儒学为法律而不仅仅是经义,这难道不需要引起重视么?利玛窦之所以与东林党人混得很好,也在于东林党人的理学思想与利玛窦的天主教义没有本质冲突,也才有利玛窦试图进行天主教与儒家的合并,天主教虽然信奉真神,但却是自然法背后的神,也即天主教真神通过自然法统御世界,所以儒学之自然法精神与天主教可以不冲突。而明教等却是直接真神统御世界,因而对于朱元璋所信奉的明教来说,儒家反对皇权独裁而提倡共和的精神即是后世的自然法精神,即儒学是干扰明教一神统御世界信仰的思想武器,所以儒学必与***教和明教教义产生矛盾,因此才会触怒朱元璋,最明显的实证案例就是朱元璋之后200年之后的东林党人即是以儒学为武器前仆后继地不停地试图改造皇权、收缩皇权,因而在明初这种环境气候下,儒学被真实地排挤,或是部分地排挤,就顺理成章了,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今人以为儒学是皇权专制的工具根本就是逻辑不通。而从朱元璋倾向佛教,就可以知道佛教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可以为任何一个独裁欲极强的政府或君主推崇,尤其历代游牧政权则更是推崇如喇嘛教,这足以应引起思考。所以明初儒者吴与弼在明初76年的时候还在感慨“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如此考察明初政治,以实际行为进行分类,则成分更多的应为法家政治乃至明教政治,而非儒家政治。


从蒙元政体考察:钱穆先生所说:“蒙古一切政制,并不沿袭中国旧传统”。蒙元政治的核心秘密可以归纳为怯薛制,怯薛即是皇帝禁卫军的意思,其制度渊源起于开基至前奴隶主的私属奴婢制,而得主人欢心者可获得“斡脱古•孛斡勒”的尊荣,意思是老奴婢,老奴才。也即游牧民族的思维是以成为主子的奴才为荣耀,这种价值观绝对与汉人精神背离,当化家为国后,主子即化为皇帝,而奴才中的奴才则化为怯薛军,职位世袭罔替,成为皇帝的私人军队与内廷政务的决策机构,而实际掌权的怯薛可以兼职任何外廷的重要执掌包括相权,但身份并不以相权为尊,而依旧以奴才身份为尊!这对汉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所以外廷的整个三省合一的中书省仅仅成为一个执行政令的机构,而怯薛既然以奴才为尊,那怎么可能会尽一个臣子必须尽的社会责任和天职呢?于是政府就此成为皇帝的奴才机构而非政府机构。


事实的演变也是如此,在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而对南宋降臣大开权利之门后,待汉官在权力场上落雁沉沙,伤亡殆尽后,即刻恢复排斥汉化的真实面目,从权利构架的规律上看也如此,对于一个分享到权力的奴才人群来说,还有什么要比再分他们权利、并与自己格格不入、并时刻轻蔑自己没文化的汉人更令人讨厌呢?对于一个习惯于把任何人当奴才的游牧大汗来说,有什么比那些总以天道民心为政治抱负而不是阿谀皇权的汉人更令人不爽的呢?所以,在一切完全以依附奴隶主与血缘关系为规则的极度原始的游牧政权中,汉人的政治理想和仕途则可想而知。所以,蒙元意识形态的东西绝不可能来自汉人社会,究其 “制度”的渊源,则是匈奴以来的北亚游牧民族的所谓“历史遗产”!虽然,蒙元亦时常会出现皇帝偷懒而皇权下放于相权,似乎相权很大的样子,乃至相权有僭越之嫌疑,然蒙元之本质却绝非宋代共和精神,而是以信任的奴才充任执掌相权,将外廷相权变为内廷绝对皇权意志的体现、俗称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皇权下放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共和精神呢?就看前代之宋朝,宋代相权体现的是中书门下之立法决策机构,在三省合一的趋势中并控制尚书省行政权,所以相权往往集立法决策行政三位一体,而宋代皇权无内廷,所以无法侵夺相权,而只能以御史台司法权监督相权及文武百官,但若相权控制司法权则基本等同于皇权;同时宋代代表皇权的敕命不经外廷批准则为非法,这才是真正的相权政治模式,并开启虚君制先河的政统精神,所以,真正的皇权是下放应如宋代正式一般放权于外廷大臣而非内廷奴才。因而毫无疑问,以奴才身份为尊的蒙元怯薛制偷换了汉人的共和精神而以绝对君主独裁制而严重逆向倒退。但是文明的宋败给了野蛮的元,于是自蒙元以后,中国文明转入了这条本该弃绝的蒙元体系。对于一个人来说,养成一个好习惯要长久的岁月积累,而养成一个坏习惯却可疏忽而成。坏习惯养成,则改之已难,可惜,明初国制就传染了这部分坏习惯,但毕竟明朝还是更多地体现汉人价值观的朝代,所以即便受明教君权至大思维的影响,受蒙元怯薛政体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建立奴才政府,况且真主安拉或是明王弥勒的天职是拯救黎民百姓,而非以奴隶主掠夺世界财富,所以朱元璋形式上承袭或变生了一套蒙元内廷制度,但却注入汉人政治文化,这就是锦衣卫。(待续)













本文内容于 10/31/2009 2:58:28 PM 被一箭清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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