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

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主要在1952年进行的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构造了建国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模式已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

◎对院系调整过程的追述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纺织工学,等等。

1952年,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适应高等教育满足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需要,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分配毕业生制度的需要,开始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1952年院系统调整的序幕。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大学(指综合性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 所,最多不得超过4 所,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工学院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

农学院采取集中合并的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 至3 所。

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 至3 所,纠正过去与大学同学科设系的倾向,严格遵照中学教学计划所需系科设系。

具体的调整方案包括: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科性高等工业学校;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撤销。

将南开大学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

将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将其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

将南京大学的工党与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

将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统调整出来,在长沙成立独立的矿冶学院,并增设采煤系及钢铁冶炼系。

将武汉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水利系、广西大学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在武汉成立独立的水利学院。

将中山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独立的工学院,等等。

整个调整工作,京津地区从6 月开始,华北地区于9 月,中南地区于10月开始,到年底基本完成预定的调整任务。

通过调整,北京地区新设的学院为:北京地质学院(由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 西北工党院等校的冶金系科合并组成);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中央财经学院(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民政组合并成立)。 1952 年的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例如,华东地区原59所高校,没有参加调整的8 所,停办(或调整后校名取消)及迁移外区的学校达21所。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 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 所,政法院校2 所,文科院校1 所,艺术院校1 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 所。

作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延续和补充,1953年全国继续进行院系调整。此后,1955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调整部分高等学校的院、系、专业的设置和分布,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其中影响校大的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

◎院系调整的动机及其结果

1952年院系调整的主要动机,是将高等教育纳入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加速培养工程技术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变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状态。这些目标基本达到。

经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多科性综合大学改为文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性多科性工业大学。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招生规模迅速扩大。1949年,共有高等学校205 所,在校生11.7万人。1952年,共有高等学校201 所,在校生21.97 万人,增至1953年的1172人。

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理工院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由1949年的13.7%增为21.4%.全国工科学生招生规模广大了1 倍,由原先招收1.5 万人增至3 万人。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 ,1952年达到35.4% ,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通过调整,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相对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

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偏于沿海和大城市。1949年时,58% 的高校在沿海10省市,仅上海一地就占25% ;边远9 省区的高校仅占6.8%. 经调整后,适当改善了这种不均衡的布局。到1958年,沿海10省市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42.4% ,边远9 省区的高校增至占13.%与此同时,在1950年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其中11所改为私立)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以本世纪初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我国现代教育的体制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美、日教育制度的产物。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将二十世纪的大陆教育鲜明地一分为二。对旧中国教育大规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苏联模式,形成了建国后大陆教育的基本面貌、价值品质。

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其基本特点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

◎对院系调整的历史评价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而变革;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1 、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耸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因而,急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都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不难看到,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 ,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 、16.2% 、6.3%;至1953年,即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占14.9% )。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4.4%、2.7%和1.9%(共占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 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1986年,这一比例为4.3%.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对文科教育的削弱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文科危险”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酿成全社会经视、贬损文科,重视理工科的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

1980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达到8.9%. 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于50% 的有限3 个国家,介于26~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 的有6 个国家;介于18%~20% 的有4 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10%.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理工科院校的课程结构中,以及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中。其后果,不仅造成应用文科人才的奇缺,制约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且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化作用,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价格结构上的片面畸型。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在前现代的中国表现得格外明显。

2 、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 种专业;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1039种,是1953年的4.8 倍。以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理想的专才教育,在现实的动作中却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1987年高校毕业生分配中,有353 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41.7 %)人才奇缺,数额达19万人;与此同时,又有157 个专业人才“过剩”,人数亦达10万人之多。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技能,与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要求不符,是造成专门人才“专业不对口”、大量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

与计划体制相应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高校管理体制,造成重复设置严重,学校规模极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例如,1977年至1985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27.3万人增至61.9万,增加了127%;学校数却从404 所增至1016所,增加了151%.高等学校中,学生达5000人以上的仅50所,占5%;学生1000人以下的447 所,占44%;其中500 人以下的学校有179 所,占17%.3 、大学教育中的“三脱离”当按照苏联模式将大学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工厂”时,大学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学校树人育人的主旨和通义,在专门教育的结构中被培养专家的目标所模糊。“做事”和“做人”的双重目标事实上被分离,“人”的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这同时分离了曾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能。用政治教育取代价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则抽空了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

50年代初重建高等教育的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院落科研系统,从而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学与科研成的脱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科研十分薄弱,只具有单一原教学功能。

在大学内部,教学与科研的脱离是与理工分家、专业课与基础课脱离、实验室与考古室脱离的教学组织相连的。基础理论与专业教育,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间界垒分明,各类人员功能单一,相当多的大学教师成为只事教学的“教书匠”. 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教学与科研、专业与基础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崇尚书本知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反映出这种教育结构中产生的教育后果和学术风气。很多人认识到,50年代初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不仅是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的某种相容性和一致性。理论脱离实际便是这种共性之一,虽然它们出自不同的途径和结构。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在8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和改善。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