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正文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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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


‖余秋雨: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的记忆,就是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讲过,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是一个作家的玩笑说法,不能当作真理。实际上,我们即使在选择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用品时,也会考虑它的生产者,更何况是精神产品,而且是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否则,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孔子学琴学到最后,竟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作曲家。这里边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学习孔子的很多学问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的。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曲阜曾一度做过商的都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迁都五次,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在他前面这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这个过程也与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关,所谓“五世亲尽,列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颜氏怀了孔子之后,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现在山东还有一个夫子洞,据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他父亲由于年纪太大就去世了。他还年轻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当孤单,也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生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视,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我都会做。


‖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对。孔子有些卑贱的童年显然开拓了他的命运。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世的苦难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这是他能够立足大地的起点。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那个时候立志于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和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确实,孔子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实践学习。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对人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他说的“三十而立”。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学们叫几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岁才“立”,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即可以说,你“立”住了,“立”在社会上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知识分子,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问政,到哪儿周游,都有学生追随,而那些学生也需要他这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记录,不断产生着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


‖余秋雨:这是你很现代、很有趣的想象了。在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地扩充了。大家听到过,有一次,他带着学生经过泰山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哭,因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现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恶政。孔子马上对学生说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他让学生记住,残暴的统治比老虎吃人还要厉害。由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观念。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输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询。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的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处在边缘,但是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难以合作;为了讲究礼仪,喜欢破财厚葬,不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不能立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想恢复周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几代人都难以穷尽他的学说,哪怕到了壮年也不能学通他的礼仪,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人民的行动?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时候。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他自己一生能够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则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

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

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孔子热心从政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过独立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范方式来体现他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在精神观念和治国方略上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统治者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还会为了理想不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实施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整体关怀的。这个整体关怀寄托着他们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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