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正文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仇富马甲 收藏 0 74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5790.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5790.html[/size][/URL]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_15790.html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后来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为现状辩护的经济学家。我则着重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在目前的繁荣中潜存的危机。换句话说,他是向后看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回首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很了不起!我则向前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陷阱等着我们。

周教授是经济学家,其乐观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年多以前在《21世纪经济报导》上撰文,认同张五常的说法,认为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60多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已经到了喝醉了的状态。我以研究历史为本业。对照历史,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虽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起飞。比如,日本战后经济起飞25年,到197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企业,如索尼、东芝等等。那时人家已经开始做世界的老板。中国经济起飞同样25年多了,哪里有世界顶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还只能为世界打工?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这样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苦力,能卖多久?再过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15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25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35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书中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线。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2006年,任志强的只为富人盖房论引起了公愤;后来,张维迎又出来说“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

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权力过大,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无论是任志强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他们当然难以说服公众,反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形象。

比如,在任志强看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房地产商只管给富人盖房,因为那样才赚钱。张维迎则要求政府“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换句话说,他们把穷人的住房问题,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特别是张维迎。他一方面攻击别人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思路来对应住房问题,并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进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承担给穷人提供住房的责任。要知道,穷人的住房要求,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从市场中切除,让给政府,等于呼吁扩张政府的职能,复活计划经济。

从任志强到张维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派已经陷入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由这些人鼓吹市场经济,最终会玷污市场经济的名声。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是暴发户的市场经济,谁还会拥护市场经济?看看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知道:许多人可以靠给穷人提供服务发财;穷人也相信市场经济最终能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存活。

我们不妨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语汇来讨论住房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经济行为的个人回报率应该接近社会回报率。这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件事情,他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和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呈均等的正比关系。你为社会贡献越大,你个人的收入越高。这样才能使社会有效率。

当个人回报率远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比如只让比尔·盖茨拿比一般政府职员高一倍的工资,这个个人就变相成了为社会做好事,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好事的动力,社会也丧失了从他做的好事中受益的机会,丧失了效率。我们这代人从小都背诵过“毛主席教导”:“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则在于能不断让做好事的个人从他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分红”,最后大家都争着做好事。

不过,当一个人从其经济行为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远远高于社会回报率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社会对这个人支付过度,使他不正当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社会觉得自己“亏了”时,就会有所谓“仇富”的现象。这种个人回报率高于社会回报率的状况长期不改变,“仇富”也就成了合理的现象。

以这些简单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强和张维迎们的问题来。比如任志强说房地产商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赚钱。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市场有问题。一个房地产商,只为几个富人服务,他们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回报率很低,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个人回报率却太高,让房地产商发了横财。张维迎则呼应,要求把穷人赶出市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无法从市场经济行为中获得回报,只能靠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在美国,盖低档房和经济适用房都能赚钱,对房地产商也很有诱惑。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在经济领域,市场永远比政府有效率。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关键是,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政策维持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使建造中低档住房的利润率赶上甚至超过建豪宅的利润率。比如,建中低档的住宅,可以免税甚至享受补贴;政府对建豪宅虽然不必限制,但应该上高税,高到把其利润率降下来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产商赶出这个市场,不得不挖空心思竞争普通民宅的市场为止。

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迅猛,城市这么拥挤,人口增长速度这么快,怎么可能让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居者有其屋”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一定面积住房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应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房。超出这个范围,等于侵占了别人或社会的土地资源。侵占者就必须和被侵占者进行讨价还价。比如,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侵占者为多占的每平米支付五倍的税,二十倍的税,等等。

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这种讨价还价能够随时、公平地进行。我期待着任志强和张维迎们说:“给富人建房税太低了,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来投资建豪宅。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市场机制,使建中低档房也有钱好赚,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0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大型核武军事模拟 坦克 装甲 战机 航母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