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垃圾处理困境:焚烧垃圾才是出路?

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在有害物质中,最主要成分二恶英是国际公认一级致癌物。二恶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


编者按:近日,广州番禺大石镇将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出后,附近各大楼盘的30万居民绝大部分表示反对,大多数业主明确表示坚决抵制。


不过,一个迫切的现实是,如今的中国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垃圾处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处理城市垃圾的根本之道,不在于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在于推动垃圾分类制度。这一点,政府和居民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城市围剿垃圾


垃圾围城


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早已乘坐巨大的宇宙飞船遗弃了地球,剩下一个地球废品分装员,每日循环往复地处理着堆积如摩天大楼般的人类垃圾。


这样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按每人每年产生300公斤垃圾计算,全球60年产生的垃圾全部堆放在赤道圈上,可堆成高5米、宽1公里的巨大垃圾墙。


今天,如果哥伦布西班牙出发,穿越大西洋,寻找最初的目的地印度,他将无法顺利抵达,因为半路上会遇到一个新大陆——“太平洋垃圾大板块”,即“第七大洲”。


“第七大洲”现位于夏威夷海岸与北美洲海岸之间,由数百万吨被海水冲积于此的塑料垃圾组成,顺时针流动的海水形成了一个可让塑料垃圾飞旋的永不停歇的强大漩涡。它的厚度超过30米,总面积是法国国土面积的6倍。而以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其面积还会增长10倍。


在人口集中的陆地上,垃圾问题更为严重。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垃圾场——纽约Fresh Kills垃圾堆放场已高达海拔505英尺,高出自由女神像一半,每天流出百万加仑的污水。这里的地下水已经遭到铅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由于地下污水已经污染了新泽西的海滩,该垃圾填埋场已遭到美国联邦法院多次传控。


2004年,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村民因为难以忍受垃圾场散发的臭气和污水,便阻断交通,持续堵路,造成全城迅速被4000吨垃圾围困,主城区有的主干道一半堆满了垃圾,弥漫着臭味,同样引发了“垃圾危机”。


可以说,至今全球几乎所有城镇都已经被垃圾紧紧包围,如果一个星期内垃圾回收无法正常进行,繁华都市就会陷入瘫痪。


2004年,我国的城市垃圾生产量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各地纷纷发生垃圾围城的危机。如承担广州市9成垃圾填埋量的兴丰垃圾填埋场,由于垃圾增幅过快,将于2012年被填满,而北京市的所有垃圾填埋场也将在5年内饱和。


在巨大的垃圾处理压力下,中国开始了一个庞大的焚烧炉建设计划。2000年以来,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目前我国共有62个垃圾焚烧厂。“十一五”期间,各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频频推出,已知的项目规划有82个。


垃圾焚烧的困境


在农业经济时代,所有的垃圾都可以被自然“回收”。然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瘦弱的自然界已经越来越难以消纳人类生活的附属产品。


于是,人们开始刨坑,用“卫生填埋法”处理我们产生的废物。但随着垃圾填埋场地的告急,人们必须另辟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垃圾焚烧法。它比起填埋法,效率高、占地面积小,一度被视为“减量快”的好方法。日本曾一哄而起地建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占据世界垃圾焚烧炉数量首位。一些发达国家也进行效仿,把垃圾焚烧推向了高潮。垃圾焚烧法进入了发展时期。


然而,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后,垃圾焚烧法却一直未能被广大民众接受,其弊病突出表现在潜伏污染更重、耗资昂贵、操作复杂和浪费资源等方面。


据多种文献报道,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还会留下原有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


在有害物质中,最主要成分二恶英是国际公认一级致癌物。二恶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只有通过化学合成才能产生,毒性是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900倍。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会在人体内不断积累。


在越战中,为了切断越共的胡志明小道,美军用飞机喷洒了7600万升每公斤含2毫克二恶英的落叶型除草剂“橙剂”,以清除遮天蔽日的树木。后来,在越南长山地区,人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缺胳膊少腿或浑身溃烂的畸形儿,还有很多弱智儿童。这些人就是“橙剂”的直接受害者。据统计,越战中曾在南方服役的人,其孩子出生缺陷率高达30%。此外,在南方服役过的军人妻子的自发性流产率也非常高。


而且,二恶英污染源无法完全控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垃圾焚烧厂实现了连续实时监控,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本末倒置的现状


处理垃圾的有效做法其实早已存在:通过提倡循环再用和减少包装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量。即使没有得到循环利用,仅仅是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分类,都能使焚化炉的排放更容易达到标准。因为焚烧单一成分时,温度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


这也是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首要的一个是在源头减量,实行垃圾分类。


其实,在50多年前,中国有一些城市早已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最先进的城市,那时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废品回收站”,可惜,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自发武装消灭垃圾的战斗力的迅猛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无比热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废品收购站及临时性收购点约5000个,其中有登记注册的约2100个。只可惜,他们一直被垃圾管理者视为竞争对手,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不是遭受盘剥,就是遭受打压,因此,对抗垃圾能力最强大的民间武装,一直得不到建立集团军的机会。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也承认,广州市的垃圾分类主要由市场自发运行,由群众和企业自发形成的利益链驱动实施,缺乏政府的主导推动和有效指导。他表示,由于难以对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进行有效监管,不能对回收再利用渠道进行科学规范,同时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容易造成环境的再次污染,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各级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进行长远规划,对垃圾分类投入严重不足,垃圾分类设施缺乏,回收体系不完整,整个产业体系极不成熟,“分类收集、混合运输、处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推动垃圾分类的强制力不够,源于立法跟不上,全民教育和理念宣传也不尽如人意。


广州的问题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城镇里。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感谢北京环保志愿者郭威、肖家桦的帮助)


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在有害物质中,最主要成分二恶英是国际公认一级致癌物。二恶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


台湾向垃圾焚化炉说不


在居民与垃圾焚化炉的对抗上,台湾已经有了前车之鉴


政府推动


台湾大规模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在1980年代。从1984年的《都市垃圾方案》开始,“焚化”就一直是台湾政府制订的“中长程垃圾处理方式”,焚化炉的兴建计划开始在台湾各地推动。1987年,“环保署”成立,之后不久核定了21座焚化炉,总处理量21900公吨/日,预定在1996年前达到垃圾焚化率50%以上的目标。


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政府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得到政府以多种方式培植和推动,包括为厂商提供优惠贷款、保证利润、奖励投资、甚至承担兴建费等。


在推动焚化炉兴建计划时,台湾政府列出7大原因。在宣传口吻中,对于焚化炉到底产生哪些“二次公害”,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却从未说明。直到1992年台湾第一座焚化炉开始运作,台湾才制订出《废弃物焚化炉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该标准竟没有规范二恶英。


民间反弹


在政府大力推动焚化炉建设的同时,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与抵抗焚化炉进驻社区的草根组织开始反弹:环保团体运用科学、法律、媒体等机制揭穿“焚化炉神话”,社区组织则以草根政治实力抵挡焚化炉进驻家园。


1980年代末,焚烧废电缆产生二恶英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台湾绿色和平组织就两度发出焚化炉亦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的警告。


之后,“新环境基金会”也召开记者会批判焚化炉不是万灵妙药,而是“剧毒炼制炉”,不但针对环保署推动焚化炉所声称的优点一一予以驳斥,并提出替代方案堆肥法,呼吁以堆肥取代焚化。


1995年,台湾首度有焚化炉二恶英排放的数据出现,证实环保团体所言不虚。一些长期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开始痛批台湾政府过去都在说谎。在那之前,“环保署”每次都以“二恶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标准答案”来搪塞。


1999年是台湾焚化炉污染最受瞩目的一年,许多关键性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6月9日,环品会提出台湾焚化炉排放超量二恶英的问题,迫使环保署在之后的“世纪之毒——二恶英在台湾”听证会中承诺,将自7月1日起全面监测运转中焚化炉周边空气的二恶英浓度。


12月5日,环品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数据,震惊台湾。这项研究是环品会委托中鼎工程公司与嘉南技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