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禁毒简史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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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中国禁毒简史 作者:门诊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335 更新时间:2009-10-25 荐 [字体:小 大] http://www.wyzxsx.com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庞大政治机器遗留下来的大量残余反革命分子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是旧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一道为害作祟,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




新中国禁毒简史


作者:门诊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335 更新时间:2009-10-25 荐 [字体:小 大]

http://www.wyzxsx.com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庞大政治机器遗留下来的大量残余反革命分子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是旧中国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一道为害作祟,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妓院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




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无能,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烟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鸦片烟毒在反动腐败政权的庇护之下,或明或暗的贩运售卖,毒害各地群众。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三大烟毒运销中心的武汉,1932年时汉口市吃“黑饭”(烟毒行业)的行商户数和从业人数及资本均超过了当时的粮食业。直到解放后的调查统计,武汉市仅毒品贩运犯就近4000人,占毒犯总数的77.8%。而这些从事烟毒制造贩运的主要分子,大多数是反动官吏、流氓头子、奸商之流。在解放后武汉市逮捕的贩运烟毒的大犯、主犯、惯犯、现行犯中,国民党军、警、宪人员,地痞、流氓就占49.8%。而且因烟毒贩卖能牟取暴利,甚至一些民间社会名流也要参与贩卖烟毒,如据《文史资料选辑》记载,京剧艺人荀慧生等几十人有一次受邀从北京到上海演出,演员们听说上海烟土价钱贵,便把领到的包银,加上个人私蓄,买下了烟土。拿到上海去高价贩卖。烟毒贩卖之泛滥可见一斑。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卖烟,我卖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旧中国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当时民间有一幅对联描述鸦片的危害: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火光冲天。”




中国共产党,早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各个革命根据地里,就已经带领老区人民群众和烟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全国第一个无毒区。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清明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经济建设扫清道路,带领着全国人民,展开了一场清除危害中国人民百余年之久的烟毒的伟大斗争。




1950年2月2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命令各省市积极开展禁止烟毒工作。


《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底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




《通令》制定了严禁鸦片烟毒的办法共八条。开宗明义第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在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办法。”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辨证的,不可分离的。所以这第一条就已经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禁烟禁毒斗争是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这是中国百年禁毒史的第一次,依靠群众路线,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来禁烟禁毒。从清朝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对禁烟禁毒年年都讲,禁烟法令连篇累牍,禁烟机构叠床架屋,时常兴起的禁烟运动也颇有轰轰烈烈之势,但直到国民党政权覆灭,烟片毒祸仍然泛滥成灾,并且愈演愈烈,除吏治腐败之外,究其根本,对作为禁毒主力军的人民群众猜防备至,对群众运动畏之如虎乃是首要原因。新中国颁布的禁毒第一令,短短几百字,却出手不凡,一下就扼住了毒魔的咽喉。以《通令》发布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拉开了帷幕。




新中国的禁绝烟毒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通令》发布直到1951年7月,这一阶段主要是结合清匪反霸、镇压残余敌特和土改等运动,重点在全国范围内禁种鸦片烟苗和取缔烟馆,着重镇压一批流通环节的大毒犯。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靠烟亩税金,禁烟税费等方法,明为抑制,实为庇护,放任烟毒横行。而新中国禁毒《通令》里,明令禁绝种烟,禁绝贩运,收缴民间毒品,对制毒,贩毒,售毒三大环节坚决打击,绝不与毒魔虚委苟且。


对吸毒人员,《通令》规定: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




这两条表明了新中国根除毒祸的决心。新政权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崩溃的烂摊子,一穷二白,但为根除毒祸,开设戒烟所,供应药品,免费或减价为瘾民医治,并且令其定期戒除。




第八条,责令各地区政府立即制订各地禁绝烟毒具体办法及完成任务时间。




雷厉风行,从军情战火中走出的新政权,效率之高,令人赞叹。《通令》颁布之后,各地人民政府积极行动,调查研究,与各人民团体密切配合,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并相继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订了禁烟禁毒办法措施。




1950年5月,即公布了《中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同时,武汉市政府还颁布了《关于禁烟禁毒的公告》《烟毒瘾民登记办法》《奖励自报检举查缉烟毒办法》《处理烟毒案件暂行办法》;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并于同年12月通过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华东军政委员会在1950年9月颁行《关于决定查获毒品之处理办法的通令》;1950年10月,公布了《东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1951年2月,颁布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195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颁行了《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从此,一场全国范围的禁烟禁毒工作逐步展开。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3月12日,又指示各地贯彻政务院关于《农林生产决定》,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解决农具困难,禁种鸦片,尽可能解决改种的困难问题,适当地提倡多种当地主要粮食”。7月颁布的《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中,明令规定:1,政府绝不采取低价收购或抵缴税赋的办法,为种烟户找出路。5,对于种植鸦片过多而形成灾荒的地方,可酌情采取生产救灾办法,酌量贷予粮食,保证新收归还。这些办法态度坚决,切合实际,至1951年春,西南区汉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在鸦片种植泛滥的甘肃省,据1950年6月不完全统计,皋兰、永靖等13县种烟即12万3千1百余亩,其中皋兰即达6万1千多亩。1950年3月2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禁烟禁毒布告》之后,各级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禁绝烟毒。至6月间,全省即铲除烟苗11万亩。1951年1月17日,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在烟毒较多地区、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区广为张贴。2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是年春,全省成立各地禁烟禁毒委员会或禁毒小组,结合减租、土改及春耕生产等中心工作,及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逐渐提高农民觉悟,发动群众,检查、铲除烟苗。当年,全省又铲除烟苗14万7千多亩。经过连续两年的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铲烟,甘肃全省大规模种植鸦片的情况得到有力的制止。




大西南是多民族地区,禁毒工作最难开展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凉山、西昌等百万彝族人民聚居区,在解放前长期处于奴隶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人靠种植鸦片作为换取枪支和向汉区换取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这些地区的鸦片种植一向被认为是各个政府都难以解决的难题。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种,最主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彝民的生活问题,使之靠种鸦片为其生活来源改变为依靠发展粮食和副业生产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新政权开始从宣传教育着手,逐步引导彝族上层和彝民认识烟毒的危害。并在已建政并有一定条件的地方,一方面宣传教育种植鸦片的害处和多种粮食的好处,一方面采取决议、公约等办法,逐步减少鸦片种植,达到完全不种。1954年8月至12月凉山各县普遍开展宣传。布拖、金阳、昭觉等县先后召开大小会议600余次,受到宣传教育的彝族群众4万余人。不少上层头人和群众拥护禁毒措施。布拖头人吉博牛牛将自己正在开花结桃的鸦片全部铲去,种上粮食,并召开家支会,按彝俗打鸡吃酒,保证全吉博家支今后不种大烟。金阳头人马拉里哈、加八唐甲等也自动铲除所种鸦片,保证再不出现一棵烟苗。1954年,布拖四县原种鸦片2万多亩,经过宣传教育,当年底自动铲去1.6万亩。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斗争的深入,逐渐在全州实现了禁绝鸦片种植。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的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既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处死刑37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通令》发布以后,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在四川东部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词等方式,劝谕烟民。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如云南等地传唱的快板书:“小快板,啪啪响,我来把大烟的毒害细细讲。大烟正名叫鸦片,原来出产在西洋。帝国主义侵犯咱中国,大烟换走咱金银财宝千千万。大烟在咱们国家泛滥开,害得咱们家穷国穷穷人病怏怏。拿起锄来挖不了田,提起枪来打不了仗,任外国鬼子逞疯狂。咱受够了罪啊遭够了殃,水火深处百多年。如今全国得解放,帝国主义早滚蛋。大烟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不许它再害咱中国人。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在四川南川县,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1951年9月,《新黔日报》介绍了贵阳市的戒烟经验:一是发动群众搞戒烟工作;二是利用烟民动员教育烟民;三是召开戒烟烟民家属会和烟民诉苦会、坦白会;四是脱瘾烟民的互相监督。




经过《通令》发布后第一阶段的禁毒斗争,到1952年春为止,仅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共缴获毒品2447308万两。全国毒品种植基本禁绝,贩运吸食毒品现象大为减少。但是由于烟毒流行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又带有较大的普遍性,当时主要敌人尚未肃清,城乡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嚣张,而国家正处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中,各地尤其是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在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秩序,我党政军任务繁重,还未来得及进行有系统的、大规模的、彻底的禁绝烟毒运动。在查处烟毒案件时,着重于禁种和禁运,对于禁吸工作,除宣传外,其他措施还不够周密,且单靠公安法院税务等机关查处,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因而,一些残存不法之徒仍暗中贩运制造毒品,这些残存的行为更为诡秘,罪犯更狡猾,危害也更大。而且至1952年春统计,西北地区尚有32万人吸毒,西南地区的昆明市即有7千多人吸毒。




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局逐渐稳定、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取得深入成效,而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正开展到高潮之际,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已被充分调动起来,新中国彻底肃清烟毒的第二阶段斗争展开了。


1952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强调“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对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指示对这次全国性的肃清烟毒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打击重点都作了明确规定, 5月21日 ,政务院又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再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三反”“五反”中,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毒运动,清除“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6月10日 ,中央人民政府对运动进行了部署,决定这次禁烟运动主要由公安部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中央指定彭真定期召集公安、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法院、监委等部门汇报情况,并在中央指示下处理有关问题。 7月30日 ,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该报告对禁毒运动作了以下部署:(1)目前运动主要集中在城镇中进行,农村一般先暂不动。(2)禁毒运动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为“大破案”,即先逮捕、审讯一批有证据有价值的毒犯;第二期为“继续深入和铺开其他重点”;第三期为“追捕漏网毒犯和处理结束工作”。(3)大举破案后,必须迅速召集适当的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禁毒运动的政策和意义,动员人民积极参加运动,与毒犯作斗争。(4)在禁毒运动中,各省(市)之间,可直接交换材料和联合缉捕毒犯;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应每五天向公安部汇报一次情况。关于禁毒运动中惩治毒犯的具体政策,报告也作了详细规定。




在上述指令和通令要求下,各省市发布通知,制定计划,重新成立禁毒委员会,结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的线索,为把禁毒运动推向高潮作了充分准备。从1952年8月到10月是这次禁烟运动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在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各省市于8月中、下旬两次逮捕毒犯,结合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检举揭发,不少省市于9月初进行第三次大搜捕。12月底以前将各类毒犯分别处理。


1952年,贵州8月至10月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分三批在43个地市县开展禁烟毒运动。当年贵州抓获烟毒犯3915人,缴获烟土29万余两,其他毒品折合烟土7万余两,烟具6703件。云南省1952年查处贩毒分子2444名,逮捕6235人,处死38人,缴获鸦片120多万两,烟具1.5万多套,仅昆明市即登记烟民14762人,经分期强制戒断,80%戒绝。广西全省召开各种群众会及毒贩家属会1778次,直接受教育群众1821279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全省召开宣判大会78次,判处毒犯死刑24人,有期徒刑1130人。湖北恩施县于 9月25日 在县体育场召开了庆祝禁烟禁毒胜利大会。当场焚毁了缴获的全部毒品和毒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多人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天津市,8月初进行调查摸底, 8月10日 夜间统一行动,逮捕毒犯。之后,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造成强大攻势,积极开展禁毒宣传,召开各种会议。仅天津市公安局八分局就召开大小群众会议1417次,受教育群众23495人。至8月底,群众检举制、贩、运毒案件材料1.1万余件。共挖出1950年后仍有活动的大小毒犯3086人。在青岛市,在 8月18日 大举破案之后,21日起即在全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其方法为,在居民聚集的街道和场所设点,反复讲解毒品危害,控诉烟毒犯的罪行。各区政府还组织各街道的治保会,群众读报组,妇代会及其他群众组织深入大街小巷,挨门挨户地进行禁毒宣传。在西安市,从 8月11日 第一次大逮捕到 8月22日 第二次逮捕,市区分别召开各种类型的宣传会5843次,参加人数14万多人次。在宣传活动中,将禁止烟毒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说明禁烟毒就是爱国行动,是抗美援朝的表现。同时,还采用编发禁毒小报,演禁毒戏曲、快书、召集毒犯家属会等形式,宣传毒品危害,动员人们与毒品犯罪作斗争。在兰州市,召开军民小组、烟民、毒犯家属等群众会议5560余场,受教育群众32万多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0%。群众称“禁烟是救命”,积极检举、提供毒品线索合计8739条。3823名毒犯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




湖北省会武汉,在解放前就有“武汉市是烟、赌、娼三大毒窟”之说,毒犯多为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以及地痞流氓恶霸甚至一些国家工作人员,1952年8月13日第一次大逮捕之后,因在社会上震动不大,各阶层反映不多,毒犯虽有震动,但变化不显著。有些几进几出公安局的惯犯,被捕后满不在乎,他们看到“五反”中“严查宽办”的处理精神,认为对他们不会怎么样,“杀不了我,吓吓傻子罢了。”有的毒犯猖狂叫嚣:“老子吸给你看,卖给你看,看你把老子怎么办?”有的甚至造谣污蔑说:“共产党要钱,收缴吗啡到百货公司去卖。”




根据这些情况,武汉市委市政府强调“彻底禁烟禁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就可以把烟毒禁绝。”要“大张旗鼓地作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把烟毒毒害人民及贩毒与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恶事实,通过各种会议,各个宣传机关,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以提高群众对制毒犯与贩毒犯的仇视。”在这一时期,广泛召开了大小各种群众会议,进行宣传发动,并把禁烟禁毒的意义、内容编成戏剧、快报、相声、彩连船、大鼓、秧歌等形式,在街头巷尾巡回演出,有的区、街还组织访问队,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从8月14日至8月16日3天内,各区、街代表会、居民小组等组织讨论,进行深入宣传,表明政府禁毒的决心,扭转群众怕“严查宽办形成宽而不办”的思想顾虑,打消群众害怕毒犯报复的担心。在各区召开的大小群众动员会当中,许多群众以及瘾民家属纷纷控诉烟毒带来的灾难和旧社会的罪恶。江岸区军民陶XX控诉了大毒犯王清绪长期贩吸毒品,将她买来当佣人,后又逼她为妓为王赚钱吸毒的罪恶事实;毒犯家属蔡老头控诉说:“制毒的人坑害了我一家人,儿子吸毒,家里穷得象水洗一样。儿媳呕气离了婚。制毒卖毒的不收拾干净,我们一家就不能伸头!”




经过这样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烟禁毒工作。有的秘密跟踪毒犯,不分昼夜地向公安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不辞辛劳地找知情人了解毒犯的材料;有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毒犯家属。江岸区刘家庙居民郎幼梅听了报告会后,就积极检举其弟弟的吸毒行为;毒犯黄久臣的女儿在会上检举其父亲的贩毒罪行并动员其父交出了毒品;武昌区八辅街工人程绍传以及新河街数名居民主动自费去汉口、汉阳、新州等地查证毒犯事实;保安街治保委员马明厚经过大量工作,查出毒犯李润富制作假伞装吗啡的贩毒事实;梅神甫路13岁女孩王德胜监视大毒犯刘汕潮的贩毒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直到刘犯被抓获。




这种形势之下,武汉市于9月9日下午,对已经审理结案决定判刑和释放的毒犯,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张平化、王任重等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市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把禁烟禁毒运动进行到底。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纷纷发言,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判决。宣判大会后,极大的震慑了毒犯,发动了群众。泉龙港船民代表在大会后,立即跑到各学习组传达大会情况,船民梁万友当场就在学习会上坦白运送过两次吗啡;毒犯蒋从云的老婆听了传达后,立刻跑回家动员丈夫坦白登记。船民们说:“政府为了我们人民,我们必须想一切办法收集材料供给政府,还要很好宣传。”




通过一系列工作,尤其是公判大会的震慑,毒犯纷纷坦白服法,毒犯李聚久说:“过去我不管政策压,开会挤,是坚决不谈的。参加公判大会后,我才感到只有彻底交待才有出路”,当即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群众高兴的说:“空说话不如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不如现场执法”。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和全国禁毒会议规定:“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拒不坦白从严,彻底坦白从宽”等宽严原则,除严查严处一批主犯惯犯以外,对一般毒犯采取了“严加惩治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武昌区从10月7日开始至10月25日止,先后办了4个毒犯集训班,共集训毒犯136名,坦白交待毒品吗啡82481两,鸦片5898两,烟泡180粒,集训中仍不坦白交待者逮捕3人,交群众管制53人,对坦白交待彻底或按政策不够处理的教育释放80人。




对6693名瘾民,主要是加强改造教育,由群众监督,家属规劝,促使其彻底戒烟。由于通过运动已达到了禁种、禁制,加上运动中又对他们加强了教育,各方面进行了督促、规劝,卫生机关又采取措施,为他们减轻痛苦,配合戒瘾。到9月底,基本上达到了“禁吸”的目的。蹻口区有一个派出所曾试验性的将瘾民集中起来,与外界隔离进行学习,目的是看瘾民是否已经戒烟。结果只有一名妇女稍有不适,其余都戒了。




到10月25日,武汉市第二阶段禁绝烟毒运动结束,“该杀的杀了,该关的关了,该管的管了,该教育的教育了”,全市毒犯基本肃清。制造、运送、贩卖、吸食烟毒的现象彻底消灭。使百年来在武汉的烟毒危害得以根绝。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从1950年到1952年底,短短三年时间,新中国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鸦片毒品,在此后直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时间里,新中国以无毒国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堪称世界奇迹。







关键字: 毛泽东 禁毒禁娼 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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