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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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没错,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说的就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 赵构第一次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敌当前,年轻的赵构还是很有勇气和骨气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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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没错,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说的就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


赵构第一次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敌当前,年轻的赵构还是很有勇气和骨气的。可从其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位宝贝哥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赵桓对他似乎不怎么待见。明知弟弟在金营里面,还允许将领们去偷营,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赶吗。好在赵构命大福大—其实说来还是那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出了这档子事,赵构还很镇定,这使得金人心生疑惑—在他们看来这些长在深宫里,只知声色犬马,锦衣玉食的王子哥儿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早应该是吓得屁滚尿流了。而如果真是亲王的话,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亲王是冒牌货,即使不是冒牌货分量也不足。他们倒是猜对了,因为赵构虽是九王爷,可是在王室里地位确实不高,因为他是庶出,而且徽宗对他老妈感情也不深厚。因此金人要求换人—因祸得福啊,赵构得以逃出生天。从以后赵构的表现来看,我想在这次作人质的过程中,他深刻的认识到了两点。第一就是他看到了金朝兵威之强盛,使得他那点在深宫里养成的不知深浅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壮志豪情深受打击,也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了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残酷。其二是他可能也因此对老爸老哥有了很深的成见,并体会到了帝王家里亲情的凉薄—这也可能是他以后对国耻家仇不那么刻骨铭心的一个原因。


过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汴京—他又摊上了一个和上次一样的苦命差事—去金朝议和。这次是金人指名道姓要他去的,可能是经过上一次他的表现,金国人觉得在宋室里面还就他有点出息,所以要先抓过来。哪知我们的九王爷又一次因祸得福,还因为这一趟“出差”从此踏上了延续宋室香火,保存国祚的中兴之路。


谈论赵构,我们还是从这里说起—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中原王朝因为内乱或外族的入侵被迫南渡,它们分别是晋朝、宋朝和明朝。在宋之前,是晋室的衣冠南渡。据史载高宗听说杨万里的诗里把他比成晋元帝,非常不高兴。有些对赵构不感冒的人会说,晋元帝再怎么不济。也不比你赵构差—毕竟人家没有向北方称过臣。但我们还是需客观的承认,高宗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对王朝的建设和发展,高宗都是要远远超过晋元帝的。毕竟宋室南渡时的情况是要比晋元帝在建康称帝时的情况艰难许多。这是因为当时金朝已经灭了北宋,并派兵对高宗处处紧逼,而他身边兵马很少,情况实在紧促。而晋元帝称帝时在南方已经经营了近十年,基础已经比较牢靠,同时北方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混乱之中,对南方的威胁比较小。其次是赵构即位时才20岁,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经验,而司马睿登基时已经41岁,在地方从政也有了20年左右。第三是司马睿有王导这样在江南根基深厚,深孚众望的人辅导,而赵构却缺少这样好的条件。第四是,终南宋一朝,无论是从国祚的长久、皇权的威望、军队的控制、王朝最后的结局方式这些方面来考虑,南宋都是要强于东晋的。有些人会提出在晋元帝有王敦的叛乱—其实,高宗朝开始时不也有苗刘叛乱?当然,这样的可比性毕竟不大,因为历史环境不同,高宗和元帝的享国时间也有巨大的差异。既然说到了王朝的南渡,我们不妨继续谈一下南宋和南明的情况。高宗被赶到南边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他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兵马防守住了江淮,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明代,有明一代对南方的经营是远过于北宋的,南京六部九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左良玉和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土崩瓦解。与南宋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以此论之,宋高宗虽然在恢复中原方面深受后人诟病,但也不能算一个昏君。


终宋高宗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绍兴八年之前,南宋既和既战,对“和”的追求并不那么彻底。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赵构登基不久,需要一面旗帜,一个信念来团结广大的抗战军民。如果这个时候一味求和,无疑会凉了广大将士们的心—人家还不如拥护张邦昌呢。第二就是历朝历代无不是以忠孝治天下,现在父兄被人挟持到东北打猎去了,你却一门心思求和的话,于国是不忠,于家是不孝,那么得国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第三是金国那个时候压根就不承认你这个“流动”政府,他们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对赵构这个小孩子是必欲擒之而后快。所以,在前期金宋两朝是打打杀杀的闹了好一阵子。后来金国人发现自己一时是灭不了这个小朝廷的,而这时宋高宗的地位也渐渐稳固了,再不必羞答答的表示自己的“和平愿景”。


到这里似乎可以进入人们熟悉的主题了—那就是八百多年来在这位君王世界里最为后世叹息、诘责和痛恨的两个议题:和与战,忠与奸。


小时候接触的第一本书就是《说岳全传》—一本章回体演义性质的小说,具体的样子记不得太清了。因为那时没读书,是爷爷一回一回说给我听的。在这本书里—知道了那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英雄—岳飞。


谈宋高宗,就绕不过岳飞—绕不过岳飞的为人、功业以及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历史上有两个这样的武将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这般影响,一个是关羽,一个就是岳飞。关羽取义,岳飞取忠。不管王朝怎样变迁,这两个人都受到当政者的热烈追捧—而且两个人都成神话了—被封了“神”。尤其是岳飞,当年还是冤死在自己尽忠的统治者手里—这样的反差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史料,我们来总结一下岳飞: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为人耿直,坚持原则,对君王赤胆忠心。但也有一些小缺点,那就是有时爱使小性子,说话办事没有足够灵活性。当然瑕不掩瑜,千百年来人们敬爱岳飞,是因为他一直是站在广大被异族压迫的老百姓一边,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抵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而正义的工作。所以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对岳飞的“崇拜”还将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了解的岳飞—一方面来自民间的众口相传,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一些史籍资料,尤其宋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宋史受到史学界的肯定,但是其中关于岳飞的传记资料主要来源岳珂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一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对其祖有许多的溢美过誉的地方。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比如拿岳飞的功业来说吧,我们熟悉的朱仙镇大捷在《鄂王行实编年》之前的史料中就不曾有记载—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否定这次大捷的存在,只是存在疑问罢了。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金史—金史因为底本好,客观性更强,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比宋史要好。在金史中还是有一些关于岳飞的败绩记载,他的一些战绩也没有今天我们了解的那么辉煌。还有孝宗上台不久为了北伐的需要,给岳飞平了反。但在其后不久(乾道二年)再下诏评定中兴十三处战功中(这次不用担心功绩故意被尘封吧),岳飞却榜上无名,这只说明他的杀敌功绩被拂去若干年的垢腻沉积之后,在宋朝人之前,面孔依然比较陌生。岳飞是中兴四名将里面最年轻的,也是提拔最快的,而且他的地位和功绩在当时就受到了肯定,我想这些大家都是没有异议的。写这些话,想说明的是即使我们非常尊敬这位爱国将领,但我们也无须把他的功业无限的夸大—因为岳飞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地位和战绩,而在于他那足可以穿越历史长空,流芳千古的节操和铮铮铁骨。


应该说,宋高宗于岳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宗识人的本事还是不错的,他对李纲和张浚的评价还都准确,后来选的皇太子也是正确的那个)。岳飞是在常年的抵抗作战中,被宋高宗所赏识,并一步一步从一个中低级军官提拔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我们看到,自建炎四年(即绍兴元年)岳飞第一次见高宗,到绍兴六年的这段时间,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都很融洽,是君臣两人关系史上的黄金期。其后宋高宗就慢慢对岳飞心生不满,直至最后下定决心除掉他。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关系的破裂—或者说是高宗对岳飞的印象急转直下呢?


先来看看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在早期,应该说宋高宗对岳飞有知遇之恩,而岳飞则事君以忠—如果这种君臣大义能够维持下去,那也真是一段千古佳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但在国事上,就是在个人感情上,两个人的关系一度都很不错。比如岳飞有好酒酗酒的毛病,高宗就劝他戒酒。岳飞有眼疾,高宗就好几次亲派御医去给他治病。还有高宗对相马之术深有研究,所以他有时还和岳飞轻松的论论马。这些都显示他们不但有君臣之义,还有朋友之情。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刚登基时的高宗来说,如果他也需要一位朋友的话,那岳飞可能是最合适的了。首先,君王的朋友,可能里面或多或少的有政治意图在里面—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对于高宗来说,他需要一个朋友,更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嫡系将领。因为他那时可算是匹马渡江,手里的兵马基本上都是临时拼凑的—本来嘛,他自己从未带过兵。而岳飞恰好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有人会认为张俊是高宗在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时候带出来的。事实是在之前张俊就带兵许久了,并不是高宗一手提拔的。而岳飞则几乎是高宗一手培养的,要说嫡系,岳飞才是他的嫡系将领。第二,高宗就比岳飞小四岁,是当时所有大臣将领里与之年纪相差最小的(其他除刘锜外,都比他大15岁以上),不存在代沟的问题。这肯定使他有亲切感,对于孤家寡人的高宗来说,这种感觉很重要。他是君王,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何况他那时才二十多岁—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冲动也很需要友情的年龄。第三,在岳飞面前高宗不但有亲切感,应该还有安全感。你想高宗以前在深宫里锦衣玉食,估计一点重活都没干过,当了皇帝后,整天被吓得到处乱跑。可岳飞呢,比他大不了几岁,年纪轻轻就要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干的可是有了今天就没明天的营生。可即便如此,他照样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斗志和热情一定感染了高宗,让他感觉有希望,有安全感。第四,岳飞是那种耿直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在开始阶段,谁不希望大臣将领们少些花花肠子啊—可是如果太少了,日子一久,估计自己也不喜欢—人性使然。第五,最为可贵难得的是,岳飞不但武艺好,谙熟兵法,而且还不是那种只知道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文才还非常的好,还有更令他惊喜的是岳飞的书法也很不错—书法这高雅艺术,可是老赵家的传统手艺啊。和他老爸一样,赵构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君主,他善诗词,尤工书画(想来有趣,在高宗,岳飞,秦桧这个南宋早期的“铿锵三人行”里,虽然后来充满血腥的斗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那就是书法,这也和大宋的国策及文化政策有紧密联系吧)。所以君臣之间在国事之余,还可以就兴趣爱好切磋一下。


之所以写这么一大段,主要是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赵构和岳飞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君臣关系。个人觉得,在历史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加入人性分析。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和文化这些都会变,不变的是人性。而且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即使贵为君王也不例外。


写了君臣两人的关系,接着可以讨论这段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案—高宗为什么要杀岳飞了。


第一个原因广为人知,即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可是在张浚和秦桧的提醒下,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封建王朝,未经皇帝允许脱离岗位可称得上狂妄悖逆的大罪。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个有点小脾气的人—可是,即使“使气”也得看对象啊,而且还要当皇帝的三次下诏来请,同时王在这种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岳飞也算博古通今,这一点应该知道的。可岳飞不但为这个的事情发脾气,还要当皇帝的三番四次来请,也可见岳飞认为自己和皇帝是有“交情”的—一般的臣子何敢有这样的举动?


第二就是关于岳飞向高宗建议“立储”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之前已经有大臣提过这样的建议了,并得到了高宗的嘉许,为什么岳飞一提出来他就不高兴。二是立储“正资宗之名”—历史上就有是以高宗名义还是以钦宗名义立的争论。我们在这里暂讨论是以高宗自己名义立,那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高宗有猜忌愤怒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从老赵家的传统来说,是深忌手握重兵的武将干涉朝政的—尤其是立储这样的大事。其次,在高宗还只有三十岁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一般会朝两个方面想:一、谁不想立自己的儿子继承这份大家业啊,现在我没儿子你却提出来,分明是认为我不能生了吧。第二,即使不是第一种考虑,那么立储,还不就是为了安定人心,为出现万一的情况做准备?难道我三十岁就会有什么不测?如果是一般的大臣还好,那样只会使高宗心里不舒服,可能还要表面上称赞几句。可以岳飞的特殊位置,加上两人关系还一度那么融洽,提这样的问题,就不简单是恼怒的情绪,还使得高宗很难堪—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心怀恨意的(何况他还是一国之君),哪怕他再忠诚,再怎么替自己着想。


第三是关于议和的事情,本来对于国家政策,有宋一朝,武将都只有执行的份,可是岳飞不但不同意,而且公然反对,态度还非常坚决:“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样的话很重了,对于一心致力于“宋金友好”事业的高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第四是关于岳飞两次赴淮西的军事支援行动,动作似乎都慢了一些。这是高宗台面上要杀岳飞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关于这个事情有比较大争论,但个人认为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张俊需要负主要责任,但岳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第五是宋金议和金国提出的条件,以前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可笑,很简单—能战方能言和,赵构也算是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把敌方提出的无理条件认真的执行,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时宋朝基本上实现了以战促和,双边大体上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宋朝也不只有岳飞你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啊。从另外一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理由是正当的:1207年,南宋伐金失败,宋朝被迫将主持伐金的宰相韩侂胄杀害,并将其头颅送往金国谢罪。杀掉主战派,以为和谈信用—这是金国人提出的条件,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还可以往下看一下历史:1161年,金主完颜亮侵宋,宋金两国翻脸,高宗禅位之后,第二年便从孝宗所请,为岳飞平反。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岳飞是和谈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原因不只这一个,里面还有高宗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至于说岳飞北伐为迎还二帝的想法触怒了高宗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是杀岳飞时徽宗已经去世多年,而钦宗呢,即使回来也根本就不会形成威胁。主要是因钦宗乃亡国之君,且当皇帝还没有两年,根基浅,没声望。那时南宋全是高宗带出来的人马,没一点钦宗的势力,谁那么蠢会去讨好一个啥都没有的过气前皇帝。


至于杀岳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谋反”,这个就不讨论了,一是历史上的“莫须有”已经给出了答案。另外,我们看到在秦桧死后,高宗还是给许多秦桧制造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可就是不给岳飞平,可是几年之后,孝宗为了北伐向他请示关于为岳飞平反的事情,他还是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岳飞确实是被冤杀的,否则真是谋反,如果被证实了,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大罪,何谈平反?另外就是先前不予平反,后来形势变了,又同意平反,可见其中有私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正所谓宠之越深,恨之越切。只是可怜岳飞,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统治者政治棋盘里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们说岳飞冤死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他呢。我们知道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高宗对他逐步加重疑虑是很正常的了。我们了解宋高宗与岳飞关系,是否可以想到另外一对也很有名的君臣关系呢—雍正与年羹尧。岳飞与年羹尧都是文武双全,为国之栋梁,也都是皇帝的嫡系人马,一度和皇帝的私人关系也都非常好,为皇帝所倚重,也都有大功于社稷。可最后两人都被自己效命的皇帝所杀,只是年羹尧没那么冤—毕竟他实在是飞扬跋扈了一些—而岳飞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复杂许多。


至于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还是秦桧—只能说他们都是主要凶手,不存在秦桧矫诏杀岳飞的事情--秦桧死后,有人攻击他,高宗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当年在岳飞案中,万俟禼对岳云的判决都只是“徙三年”,可高宗最后却改为“依军法施行”,即腰斩于市。从这里看出,对岳案宋高宗绝对知情,杀岳飞绝对是出于他的真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这时对岳飞确实非常怨恨。


但为什么宋高宗那么热衷于议和呢,北伐有什么不好呢,万千将士浴血疆场去替你夺江山,成就你恢复和中兴的千古美名,实在是好事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赵构也不会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南宋建国以来,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国力疲弱,财政状况很不好。一般情况下文官都只能发额定一半左右的薪俸。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们客观的说,南宋那时确实也是需要休养生息了。


其次,一直到绍兴议和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都在将领手里,而不是朝廷手里。对于自己控制不了军队的苦果,宋高宗是亲身体验过的。刚登基不久就发生了建州兵变,接着是苗刘兵变,绍兴七年又发生了淮西兵变。一支自己尚且控制不了的军队,还谈何北伐呢。


第三,宋朝的祖制是抑武扬文,而当时的军队—看看他们的称呼—岳家军,韩家军、吴家军就知道是什么性质,这样的现状对于宋高宗来说只能以议和来换取时间来进行内部整顿。


第四,南朝的北伐—这使宋高宗不得不想起东晋这个同样南渡的王朝—一直是处在统军大将的威胁治下。最后刘裕北伐还把它的命给革了—作为王朝的统治者,面临同样的情形,他不得不做自己认为稳妥的考虑和安排。


第五,在国力没有允许以及军权没有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北伐的胜负对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事。胜了的话,可能是给别人作嫁衣裳—一不留神人家就学着你赵家祖宗来一场“黄袍加身”。败了的话,那么江山就岌岌可危。


所以,宋高宗热爱和平的思想行为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的。


既然谈到了议和,那么就有必要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平使者—绍兴年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秦桧先生登场了。


我们知道,议和就像谈生意签合同。两个陌生人签合同都需要中介机构,何况是两个完全不同,厮杀了十来年,有着血海深仇的国家—国家之间谈生意,自然谈的是大买卖。可那时既没网络,也没军事热线和首脑热线什么的。要把买卖谈成就需要有双方都信得过的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双方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秦桧学士。


秦学士现在看来也是青史留名的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绝对进了前十五。这很不简单啊,中华文明五千余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可见热爱和平还是有“回报”的。


秦桧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和他后来的搭档赵构一样很是精彩,那就是既爱国又英明。写到这里,觉得后来赵构选他做搭档实在是有理由的—他们是走过同样道路的人啊。都是在金国进修过,提高了认识的人—只是时间有长短罢了。


我们现在谈论秦桧,说他是史上第一奸佞,还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奸细—眼下有不少给这位相爷翻案的呼声,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如果只是因为秦桧主和就把他当成奸臣和奸细,那也太把几百年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看低了。南宋一朝,有那么多的主和人士,可没几个被认为是奸臣的。本来也是嘛,和与战都是一种国家的外交政策,谈不上对错—如果一定要分出一个对错,那就是该和的和,该战的战,这就是对的了。这个还放在一边,问题还要看这个和平是出于一种怎样的目的,通过怎样的手段,付出怎样的代价所得来的。


在被金人掳去前,秦桧是一个有见识的忠臣—这也是一些人认为冤枉了秦桧的一个理由。但我们也认识到,一个人以前是好人,并不见得他一直都是好人。一个人以前是清官,并不见得他后来也会是清官。一个人因为某些“学习进修”的经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没看到一些犯事的高官他们前期是何等的廉洁奉公,可到后来还不照样贪污腐败,样样都来。可见随着环境的改变,历练的增加,思想觉悟会提高,人也是会变的。


秦相爷就属于那种思想与时俱进的人。他在大金国呆了三年多,经历颇为丰富,打交道的人都是大金政府的头面人物。因此他应该对大金国的情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所以他归国后制定国策应该有他的道理。


秦桧“逃回”故国后,就一直不遗余力的推销他的和平政策。和平是好东西,谁都喜欢它—又有谁喜欢那种颠沛流离,狼烟四起的生活啊。而且他做得很成功,一方面宋高宗成了他的铁杆盟友,另一方面在他执政期间,基本上把主战派给打压下去了。


如果秦桧只是执行和平友好政策,那他绝对不能算一个奸臣,搞得好还会象陈平寇准一样流芳百世。可我们看看他的作为:首先他上台后就雷厉风行的打击打压主战派—尤其是主战将领。你和金国议和没错,但你自废武功就有错了。再怎么替秦桧翻案,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杀害岳飞,打压韩世忠,刘锜等抗金将领这些事情上他应负重要责任。其次,为相期间,他搞文字狱,屡兴大狱,残酷打击反对他的文人和大臣。第三、执政期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这一点可以通过他的府邸后来被宋高宗拿来当退休后的寝宫—即德寿宫就可以看出来。第四、秦桧当国,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他安插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将南宋的国防和军力几乎破坏殆尽。第五、排除异己,独断专行。


就以上几条应该可以肯定秦桧是一个奸臣了吧。


那秦桧是不是一个奸细呢—我们可以说,秦桧即使不是一个奸细,那他至少也是一个金国利益代言人。主要原因有:第一,他在金国时,曾写信劝降过楚州的守军;其次,在绍兴议和时金曾要求南宋“不得以无罪去宰相”(《四朝闻见录》,关于这一条是否可采信,还值得推敲),有这么一个要求,智力正常的人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第三,1206年,韩侂胄主持北伐,追夺秦桧王爵,改授其“谬丑”称号。不幸战败之后被迫与金国签订了“嘉定和议”。而在和议之时,金国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竟然是宋朝必须把秦桧“谬丑”的称号去掉。可见金国对秦桧之重视。第四,通过秦桧,金国的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宋朝称臣、纳贡、割地,削弱军队抵抗力—而这些东西在战场上一时是很难实现的。当然这些还不能直接说明秦桧就是奸细,但至少可以说他是金国信得过的利益代理人—是宋廷的亲金人士。


为什么大金国这么看重秦桧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对金友好吗。非也,其实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议和,是双方的事情,即使双方的期望值不同,但那都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这种方式来解决双边关系。我们看多了宋高宗的一味求和,殊不知金国虽然军威正盛,但它也是需要议和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金国建立时,基本上还是一个部落奴隶制国家,文化和制度建设非常的落后。但这样一个国家在短时间里面占有了广袤的国土。这些地方都比它先进,而且管理这么大的疆域需要官员,需要各种组织制度的建设,这是一个繁杂的工作。所以他不能老是打仗,需要腾出精力把这些事情办好,去消化这些东西。


其次、我们看看金人占领中原地区后,情况都是义军蜂起,几乎立不住脚,还得找个傀儡政权来维持治安。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它占领的原来辽国地区,情况是不是也一样呢。契丹人可比咱汉人好勇斗狠,辽国灭了才那么几年,反抗力量应该还大规模存在,所以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来打击这些反抗力量。


第三、通过和南宋这个小朝廷十来年的斗殴,金人也发现汉人的战斗力在逐步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在消耗双方的同时,只会增加对方的凝聚力。


第四、既然武力一时消灭不了南宋,而通过议和可以得到金银财物、土地和宋廷的臣服,又何乐而不为呢。


姑且不说秦桧是奸细,只要他能使得和议顺利,并对这些权益提供切实保证,就算是一个友好人士了。而且他打击主战派,无疑会消弱抵抗力量,这更加使得金国无论战与和都处在一个有利位置—这样的人胜过十万之师啊。谁又能说秦桧在那三年里面没有被洗脑,没有写下什么保证书呢,呵呵。


最后我们应该说一下宋高宗与秦相爷的关系了。


对于宋高宗来说,第一是在局势逐步稳定下来之后,武将的骄横比金朝的进攻威胁性更大,所以他要通过议和来收兵权。其次,宋高宗和金朝一样需要一个自己比较了解的,对金国也熟悉的人来牵线搭桥,秦桧是一个很好的人选。第三,秦桧议和,收兵权的政策无疑和自己的理念是一致的。第四,当时朝廷里面主战派占优势,在主和派里缺少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人来辅助自己完成议和大业,看来看去还是秦桧比较合适。第五,正因为秦桧有金国背景,就更加得罪不起啊。第六,宰相专权与武将作乱,哪个更可怕呢,宋高宗无疑会认为是后者。


所以宋高宗与秦桧是相互需要相互制衡的关系,利益的交织点就是议和。宋高宗需要秦桧与金国的沟通渠道,需要他加强议和的力量。而秦桧需要借助宋高宗来打击主战派,增加议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事实上,虽然秦桧相权一直在膨胀,但总的来说还是宋高宗在当家作主。在君权社会里,即使如秦桧,也只是帝王的一颗棋子而已—看他的几次沉浮,死后评价的反复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先抛开军队的所有权问题,来讨论一下宋高宗是否应该北伐。


南宋北伐有这样一些优势:第一,经过十多年宋金战争的锻炼,南宋已经有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有了一些能征惯战的将领;其次,由于女真人在北方的残酷统治,民间要求恢复中原的呼声很高,正所谓民心可期,民意可用;第三,金朝在短时间里立国并击灭辽和北宋,占领了广大的区域,统治并不是很稳定。


但南宋也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一是因为南宋建立以来几乎一直都在战争状态中,导致国力疲弱,财政状况很是窘迫,这样的情况很难支持长久的高强度战争;其次是当时的基本态势还是金强宋弱,金攻宋守,实际上宋朝都只是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第三,此时金朝的军队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女真人以几千人的家底起兵,在短短十三年的时间里,灭了辽和北宋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其武功之盛,可说亘古未有。第四,南宋北伐初期也许可以夺取陕甘、河南、两淮及山东等地,想收复山西河北可能就有巨大的困难。主要是这些地方还是适合金国的骑兵作战,而且还可以借鉴北宋开国时平定北汉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应该也是第一次和谈时金人愿意归还陕西河南之地的一个原因吧。第五,南宋军队协调作战的能力并不是很好。


综合以上的分析,个人觉得北伐的成败大致是五五开,毕竟强弱之势是相对的,而且金人当时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确实很不稳定,民心向背在那样的情况下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并不认为宋高宗对和战的态度是错误的—毕竟他不是一代雄主,首先考虑的是怎么保住这半壁江山,那时北伐风险确实很大,也没有很大的胜算。只是他太委屈自己了,呵呵。


只是杀了岳飞,经过宋高宗和秦桧对主战派的排挤打压,南宋几乎就没有可能北伐成功了。个人认为主持北伐大计,无论文才武功,岳飞还是最好的选择(刘锜也不错,但还是比岳飞要差一点)。以后,朝野就堕气蔓延,军队也不复有当年的朝气和战力。孝宗是一位有志恢复的皇帝,个人能力也不错,可惜就如史家评述的一样: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再加上那时金朝在北方统治逐步稳定,又先后是很有作为的金世宗和金章宗执政,恢复几乎就不可能了。


写到这里,想起关于宋朝两个有趣的故事。北宋修《旧五代史》,就晋出帝北掳一事这样评论:“族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出帝之甚也。千载之后,其如耻何,伤哉!”没有过太久,公元1127年,距石重贵被俘也就才一百八十多年,北宋的徽、钦二帝也被代辽而起的金国俘掠而走,侮辱更甚,情状更为凄惨。另一个是也是后晋和宋的,石敬瑭为称帝把幽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人,自称儿皇帝。而宋室把半个中国输给了金国,在隆兴和议中,由称臣改为喊叔叔,这使得退休了的宋高宗很高兴—金世宗要喊他做大哥啊。其实做儿子和做侄儿差别也不是很大吧。


解决了议和问题,又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了,宋高宗总算有了一些安全感。虽然秦桧这人当丞相喜欢专权弄权,手脚也不干净,但那些毕竟都还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一时起不了多大风浪。而且去了外敌入侵和武将作乱这两个心头大患,就可以安下心来整顿朝纲,加强革命队伍建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总的来说,君臣二人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因为同属主和阵营,国家发展的大体思路也相同,所以最后还是全了这一场关系。宋高宗追封秦桧为“申王”,谥“忠献”,评语“决策元功,精忠全德”。


秦桧死后,宋高宗日子就更加滋润了。这时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国力也有了一定的增长。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些成绩的取得,宋高宗是付出了努力的。


下面是关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高宗对海陵王完颜亮侵宋的一段独白: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大概五年多的样子,哪知北朝那个精力无限的主子完颜亮闲的没事干,居然喜欢上了我们汉人擅长的诗词歌赋。喜欢还罢了,他竟然把本朝散漫文人柳永词里写的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东西—这在咱江南不是寻常的事情吗。更可恨的是你一介武夫兼淫夫兼屠夫,居然还附庸风雅的要跑到我的地盘来赏桂赏荷花。你来就是了,我怎么也得招待一下--毕竟不管怎样我也是你的臣子。不可理解的是,你居然还带了六十万保镖过来。哇塞,你以为我临安是一个大粮仓大食堂啊,要管你们这么多人的饭。最可恨的是我一说管不了这么多人的饭,这厮就排兵布阵,要掩杀过来—这哪像是来赏荷花的啊,分明是来打劫的嘛。可经过十来年的文治建设,我朝已是良将凋零,哪里敌得过这些如狼似虎,蜂拥而来的东北蛮子。可终究是天不亡我大宋,这时有一个名唤虞允文如当年范仲淹一般的文官,竟深谙行军打仗的谋略。在建康采石一带,率领我大宋将士将那干金人很是揍了一顿,也算是为了我这多年韬光养晦所蒙受的屈辱出了一口恶气。


虽然采石一战宋朝击败了南侵的金军,但在第二年,宋高宗突然决定禅位于皇太子赵眘。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宋高宗春秋正盛,身体也很好,而且战争取得了胜利,环境气氛很不错,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决定呢。可能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采石之战之后,南宋朝野上下主战情绪高涨,让一贯主张妥协退让的高宗无法控制局面;二是这个时候养子赵眘已经三十五岁,正值壮年,一般来说接班人的准备工作做久了就会生出矛盾来,到后来还坏了父子之情,不如让他早点接班。第三是自己辛苦了三十多年,也该歇歇了,其实我们发现宋高宗还是有些文人情怀的。闲下来少过问些国事,多练一下书法,反正新皇帝也孝顺,朝里的大事宋高宗还是能插上嘴。


宋高宗禅位之后还做了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太上皇做得最久的一个皇帝。当然他这个太上皇虽然没有乾隆那么贪恋权位,但对朝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比如孝宗北伐失败之后,他就干预了隆兴议和一事。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寿命超过80岁的四位帝王之一,在他即位后,先后耗死了金太宗、金熙宗和海陵王三位金朝皇帝,最后金世宗也被他耗得差不多了。从这个方面讲,他是一个胜利者,呵呵。


而且宋高宗身上体现了南宋皇室一些特征—那就是太上皇、奸臣和养子继位。三个太上皇分别为高宗、孝宗和光宗。奸臣著名的也有三个: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还有三个皇帝是以养子身份入继大统的,那就是孝宗、理宗和度宗。虽然因为岳飞和秦桧,加上一味求和,总得来说历史对宋高宗的评价并不高。但如果考虑到他接手的是那样一个烂摊子,可说是内外交迫。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还是保住了半壁江山,已经算是对得起祖宗了。至于恢复之事,我说过高宗毕竟不是一代雄主,而且那时江南民穷国弱,北伐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大。至于杀岳飞—个人觉得以岳飞的性格、高宗的处境、两人的关系,虽是错杀冤杀—但换了别的君主,估计岳飞都可能会死。我们自然不希望看到汉人有那么屈辱称臣的事情发生,可如果高宗真的不计后果的贸然北伐呢,结果可能是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惨痛一幕提前一百二十多年发生,那么现在的汉民族或许更是面目全非了。历朝以来还是有一些人认为宋高宗是一代中兴之主。我个人觉得虽然他比不上光武帝,但考虑到他一穷二白闹革命,事实上等于再造一个小王朝(疆域有原来北宋的三分之二),业绩还是要比弘治中兴、同治中兴等要大(他们的条件都比高宗要好)。所以说宋高宗是一位中兴帝王也不为过的——尽管这个结论下得很艰难(也为许多的人不能接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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