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环球网历史

2008年1月,库尔德地区政府将在萨达姆大屠杀中死去库尔德人的遗体重新安葬。士兵们抬着旗帜覆盖的棺木,走过大街小巷时,路边无数哀悼者举着失去亲人的照片,哭泣着与他们告别。但他们有所不知,是一群考古学家、法医学家践履险地为含冤的死者铺平了这条坎坷回家路。

1988年5月,伊拉克基尔库克塔的卡兰集中营里,泰莫·阿布杜拉·阿哈穆德又迎来一个黎明。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可此时他并不知道。他无助地被粗暴的狱警推出牢门,送上了一辆巴士车。狱警随手把他的名字从一张名单上划掉,同时,泰莫的母亲、两个妹妹也被推上了巴士。

塔卡兰集中营是当时伊拉克最残酷的地方。在关押其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12岁的库尔德男孩看到狱警拿废弃的电缆狠狠地抽打犯人;看到四个孩子躺在地上,越来越虚弱,最后活活饿死;看到狱警脱光他父亲的衣服,狠狠地打他。而这一切,他只有默默无言、无能为力地看着。所以,当他走上巴士车前,最后一眼看到塔卡兰集中营的灰色高墙时,心中没有一丝留恋。但他不知道他从这里出去,却是走向了死亡之路——狱警手中拿着的是一份死亡名单。

踏上死亡之路

从凌晨起,这辆巴士一直在集中营附近无所事事地闲逛,不时停下收纳一些“乘客”,看起来好像一辆流动救护车。泰莫上车后,发现巴士车中挤满了肮脏的库尔德老人、妇女、儿童,他们的村庄不久前被袭击,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士兵押送到集中营。

车上,亲人们彼此拥抱着,孩子哭泣着,他们不知道将去何处,但也暗暗期待噩梦结束,这辆车是将他们送回家乡。而后来的事实却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

泰莫、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被粗暴地赶到一个阴暗、充满粪便臭味的角落。不久巴士缓缓开动,其上载着六十多个库尔德妇女、儿童。

行驶了12个小时后,巴士停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的边界附近,车上的人都被赶了下来。这时太阳已经落下,沙漠中的夜晚有着难得的清凉。泰莫走下巴士,发现他们的车停在一个浅浅的大土坑旁,周围站着一排伊拉克士兵,手中握着冲锋枪,面色阴沉地看着他们。

泰莫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一个士兵就跑过来,用力把他、母亲和妹妹往坑里推。周围持枪的士兵开始朝着大坑开枪。泰莫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道:“当被第一颗子弹射中的时候,我不知哪来的力量,用力跑到旁边一个持枪男子身边,我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

本能的求生心理让泰莫伸出手去握住那个士兵的手,但这时一位巡逻的长官出现在旁边,用阿拉伯语发布了一个命令。士兵残留的同情被压制下去,冲泰莫开了一枪,泰莫摔倒在地上,左腿中弹。他并没有昏迷,但聪明地躺在地上装作死去。

那几个小时如同地狱——他听到自己耳边哭喊、枪声、死前哀嚎响成一片,更令人心碎的是坑中还有他的母亲和妹妹。几个小时后,四周慢慢归复一片宁静,他等到所有人离开才爬起来。附近是一片荒漠,他在沙漠里爬了几个小时,找到一户贝多因人。那些贝多因人同情他,把他藏在帐篷里,泰莫才幸免一死。

泰莫并不知道,他经历的是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政府针对库尔德人的一场大屠杀。他是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与他同时有数万库尔德人下落不明。

库尔德人是西北亚最古老的一个民族(族群),他们信仰***教,讲库尔德语,分散在中东各国。其中,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占伊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是伊拉克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伊拉克北部,居住地石油产量占伊全国一半以上。

库尔德人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两伊战争中,为了推进独立运动,有的库尔德人支持伊朗。萨达姆害怕失去库尔德地区的石油资源,因此1987-1988年间,他在伊拉克北部展开了针对库尔德人的种族灭绝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安法尔行动(Anfal,意为战利品)。

在安法尔行动中,萨达姆先派飞机向毫无防备的库尔德地区投掷炸弹和化学武器,然后进行地面攻击。两轮攻击过去,这些村庄大都已经没有反抗能力,士兵将幸存的老弱妇孺集中到主要道路旁边,然后统一押送到临时关押点。

但是此后不久,这些库尔德人都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些消失的库尔德人发生了什么?

寻找消失的库尔德人

1990年左右,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派了一批研究者到伊拉克,试图寻找这些库尔德人的踪影。该组织找到许多目击证人,泰莫也于1992年向人权观察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目击者的证言说明当时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被秘密屠杀。研究者们也在伊拉克档案中仔细翻找,其中透露了屠杀一些作为“伊朗奸细、伊拉克叛国者”的库尔德人的信息,牵连到七位前伊拉克高级官员。

当时人权观察组织希望伊拉克政府能在国际法庭上对大屠杀的发起人提起诉讼,但是当时伊拉克一片混乱,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责任。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拉克新政府才提出对萨达姆的三项指控,其中便包括屠杀库尔德人。

这一年,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发现230个大坑,其中一个离泰莫被救的地方很近,这些坑很可能就是屠杀坑。但发现屠杀坑尚不足以在国际法庭上对萨达姆定罪,法庭需要明确的证据证明屠杀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屠杀目标是库尔德人。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美国政府准备派一批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到伊拉克,让他们来挖掘那些大坑,寻找进一步线索。

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着急是理由的——那年春天,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了赢得公众支持,美国政府希望揭露萨达姆的种种罪行,证明伊拉克人如何悲惨地生活在萨达姆的强权统治之下,为此政府特别拨款1.28亿美元。

正因如此,2004年春天,索尼·特姆博接到美国司法部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领头进行一项调查伊拉克的屠杀坑的项目。52岁的特姆博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rmyCorpsofEngineers)的考古学家,曾多次任陆军工程兵团考察活动的总负责人,曾领头进行许多复杂或敏感的工作,比如寻找越南的美国士兵坟墓,帮助科威特政府寻找1991年被伊拉克劫持的600名居民等。但是,此时伊拉克战火纷飞,有关汽车炸弹、小队士兵袭击军队的新闻每天登上报纸头条。这种多事之秋,送一个毫无武装的考古队去挖掘当地的屠杀坑,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但是特姆博仍然接受了这份任务,理由很简单:“我愿意帮助这些伊拉克人”。和特姆博一起接受邀请的还有苏珊·玛琳·鲍伊斯,她也是职业考古学家,以及一个由120位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

战火中的“考古者”

在伊拉克穆萨纳省中心荒无人烟的沙漠中,特姆博静静地看着一辆巨型铲车。在他注视之下,铲车司机将铲子对准地面,铲掉了薄薄的一层又一层沙子。

这是200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清晨,他们已经工作了一个小时。在伊拉克的沙漠中,所有工作都要趁早晨清凉时尽快进行。

当挖掘逐渐深入,铲车每铲一下,特姆博都能听到金属和骨头摩擦的声音——这是挖到屠杀坑的前兆。不久,在刚刚挖出的土堆中,他看到一小簇黑色以及一抹耀眼的橘红色。特姆博走过去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条妇女的黑色裙子和橘红色腰带。

此时他们的项目已经开始几个月,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2005年3月,特姆博就专程前来伊拉克考察几个屠杀坑,考察后他认为每天从17公里外的营地送考古队员来屠杀坑工作太危险,决定建立一个流动考古站,派135个士兵进行保护。

决定获得批准后,2005年4月炮火暂歇之时,美国直升机将考古队送到伊拉克。该小组选择的区域一共发现了10个巨大的屠杀坑,都是正南正北朝向。特姆博说:“这些坟墓坑可以用肉眼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斯皮尔博格要拍一部关于库尔德人的记录片,这就是他应该来的地方”。

最终考古小组选择了其中一个进行深入挖掘——碰巧,这里也就是泰莫的逃生之地。

开始挖掘不久,他们就发现尸体位置就在地面一英尺半(46厘米)之下——这个屠杀坑简直浅得可怜。考古小组中的地质学家考察地层后发现,地面两英尺下就是岩石层,即使用大型工具也很难挖出深坑——这种地质结构恰好帮助了考古学家。

在第一次挖出遗物后,三天中考古小组都在屠杀坑中寻找衣服碎片,同时对每片碎片的位置、形状、颜色进行记录和标记。马克·史密斯是政府科学研究机构联合会的地图学专家,他会用电脑记录每一颗子弹和弹壳的位置,然后输入GIS(地理信息)系统,最后生成一张标记有所有发现子弹、遗体和遗物位置的地图。

在清理完表面的遗物后,工作人员便开始挖掘埋藏泥土中的遗体。这些屠杀坑里有大量衣着整齐的人类骸骨。将他们挖出来是个细活,挖掘者必须对遗体一具一具地进行清理。“识别每一个个体是很重要的”,鲍伊斯说。事实上,她虽然说得很冷静,然而她和同事们以前大都从来没有尝试挖过和自己属于同一代的人的遗骨,更何况还是大规模屠杀所致,心里不免惴惴。但是工作仍然要继续。

他们从大坑中心开始挖掘,逐渐向四周扩散。挖掘遗体的方法是先用长柄锄头小心地把一具尸体附近的泥土刮开,然后用泥铲细细将尸体从泥土里“起”出来。考古队里有精通人体解剖的解剖学家,也有专攻现场挖掘的考古学家,因此发掘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考古学家会向解剖学家发问,“这根指头是这个人的么?”

在这个36英尺长的坟墓中,他们最后共发现114具尸体。在遇难者的骸骨周围,专家还发现了至少80支用过的步枪弹药筒,这些武器是萨达姆执政时期其秘密警察使用的专门武器。

和遗骨跳舞

每当一具尸体被完全挖掘出来,并且做好记录后,考古小组成员就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入一个密封的装尸袋中,然后运送到大本营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鉴定。

考古队的大本营位于萨达姆·侯赛因前宫殿中,这个以前曾有游泳池和游船池塘的游乐场,现在空地上布满了帐篷群,其中安装有很好的照明、空调以及专业检测设备。

这些帐篷实验室,散发着尸体分解的恶臭,也因为受难者苦难的经历而有悲哀萦绕不去。伊拉克政府起诉时需要证明受害者身份的证据,因此在其中一个实验室中,工作人员格兰特将一个又一个袋子打开,去掉遗体上残留的服装碎片,对随身物品进行检查。他发现了小女孩的小洋娃娃、男孩的水枪,还在妇女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16个肮脏不堪的身份证——穆斯林士兵信仰的宗教使得他们不会仔细搜索妇女的内衣。

研究者把这些身份证洗干净、拍照留底,然后将原件交给伊拉克政府,由他们将这件遗物转交给受害人家庭——虽然有的家庭可能一个人都不剩了。

下一步,格兰特和他的组员将每片受害人的衣服碎片都送到另一个实验室,这里阿丽安娜·费尔南德斯-康格莱姆——曾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工作的文化人类学家——将每件衣服上的灰尘扫下来,必要时重新缝合,然后穿在一个合适的假人模特身上。这样衣服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死去受难者的身体形态也可以借此展示。他们将受害者身上的衣服和库尔德的传统服饰进行比较,发现至少80%的受害者穿着一件传统库尔德服装,还有人佩戴库尔德人的首饰。

研究者还从服装中发现了重要的信息——有个小女孩穿的小靴子可以从侧面佐证大屠杀发生的时间——靴子上有一个著名漫画《猫和老鼠》中的人物,这个卡通形象是随着时间不断地改变的,考古学家南茜·布莱顿对其历史进行了回溯,发现小女孩鞋子上这个形象大约出现在1988到1989年左右。

当服装被去除后,遗骨则被转移至人类学者处,他们仔细观察残留遗骨上的枪口或者其他外伤。小组的放射线技师吉姆·克瑞斯特负责用X光给遗骨拍片子,并辨认外伤源。在一些访问者面前,他把一张男性肋骨的巨大X光片夹到灯箱前,指着一颗子弹说:“这个家伙中了11枪,他死于枪击。”

当放射线技师工作完毕,一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法医阿德尔·沙克将对所有线索进行统一分析,并在完好的牙齿或手腕、脚腕取两份DNA样本。他经手的大部分受害者都可以判定是被屠杀身亡,但三个幼儿和一个婴儿的遗体上却找不到外伤。特姆博解释说,这是因为几个孩子是被活生生地埋进土里,窒息而死的。

最终他们运用法医学技术、地理学、考古学的先进技术,从死亡陷阱里挖掘出被隐藏的秘密:确定受害者的身份、来自哪里;并弄清谁、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杀害了他们。

最后的沉默

在项目进行的最后一天清晨,玛琳·鲍伊斯和一个同事走向空荡荡的屠杀坑。大雾四处蔓延,坑旁边的土埂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鲍伊斯摇着头说“一切如此宁静”,确实,就仿佛血淋淋的大屠杀从来不曾发生过。

然而事实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个巨大坟坑中,共发掘出114个库尔德大屠杀受害者,而其周边还有其他九个屠杀坑未经挖掘。仅就一个屠杀坑,研究小组就给伊拉克政府提供了2000页的报告。这已经足以清楚地揭示在遥远的穆萨纳省,有组织的伊拉克武装如何屠杀了114个库尔德平民。

各种数据使得研究小组可以重建屠杀场景:夜色中,一群库尔德人被带到这里,士兵先是将两个成年男性——可能便是公交车司机——赶到坟墓最深处。然后他们将所有的妇女和小孩赶进屠杀坑,士兵们站在南边,用AK-47冲锋枪大范围扫射。“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这次屠杀”特姆博说。

有了这些资料,伊拉克新政府决定把萨达姆·侯赛因以及其他六个前伊拉克政府领导人推向被告台,罪名是有预谋的种族大屠杀。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官员说,“参加调查的法官已经搜集到大量重要的证据,包括录音带和群尸坑的踪迹。”

2006年11月30日,特姆博作为安法尔计划的原告专家证人出场。法庭位于巴格达的司令部所在地。屋子中间,安装着一排铁栏杆,栏杆后坐着萨达姆和其他六位被告。

法庭首先听取了65个目击者的证词,证人们讲述了他们的村庄如何被化学武器所袭击,身强力壮的士兵又如何将幸存者拉走,而他们大多数再也没能回来。证人中包括现在住在美国的泰莫,他在法庭上讲述士兵是如何杀死他的母亲和妹妹,他又如何逃生。他的证词和特姆博小组的很多研究细节刚好相合。“我看着他,就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景”特姆博说。

证据确凿,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屠杀罪无可辩驳。据伊拉克内政部后来统计,萨达姆的行动造成约18.2万名库尔德人死亡,2000多个库尔德村庄被毁。2006年11月5日萨达姆·侯赛因被判绞刑,于同年12月30日当地时间清晨6时5分执行。

2008年1月,库尔德地区政府将在萨达姆大屠杀中死去库尔德人的遗体重新安葬。那一天,面容庄肃的库尔德士兵们抬着旗帜覆盖的棺木,走过大街小巷。路边挤满了无数悲痛欲绝的哀悼者,他们举着失去亲人的照片,哭泣着与他们告别。库尔德地区的总统巴尔扎尼说:“这次葬礼,我既感到悲伤,又感到欢乐,悲伤是因为我们面对着无辜死难者的遗体,欢乐则是我看到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但他有所不知:是一群考古学家、法医学家践履险地为含冤的死者铺平了这条坎坷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