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期间韩国人在京无法无天 贩毒敲骨吸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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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核心提示: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10_21_59464_10159464.jpg[/img] 本文摘自《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 作者:张金起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


核心提示: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日伪期间韩国人在京无法无天 贩毒敲骨吸髓



本文摘自《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 作者:张金起 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


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至沓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清代到民国,政府对吸毒时禁时弛。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


1729年雍正帝颁布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禁烟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1935-1941年国民党六年禁烟计划等多次禁烟,都因时局动荡、政风腐败等使得烟毒禁令成一纸空文。特别是官场吸毒的示范效应,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间,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


近代城市中的烟馆,不仅是满足烟瘾,而且体现吸食者的品位。这些烟馆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当时吸毒已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鸦片成为应酬客人的必需品,吸毒成了有钱有闲有地位的象征,以至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


因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会认同,在高级妓院,“往来无白丁”,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


在北京娼业最为昌盛的民国六七年间,八大胡同的嫖客有“两院一堂”之说。同样,吸毒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公共场所”。


上世纪20年代有句俗语:“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烟土成为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就等于不善交际。而后者随着社会的默契认同,鸦片和妓女成了一种符号象征。


烟毒泛滥,使无数财富化为乌有,尤其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毒最剧之时,全国有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本统治之前,北京就有吸毒的。当时的政府设有缉毒所,地点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西边万寿寺内,发现吸毒上瘾的就送到缉毒所,戒了毒瘾再放出来,进去三次后仍然还吸毒的,被缉毒所抓到不审问,直接拉到天坛根就地枪毙,惩罚得很严厉。


那时候只有吸鸦片烟的,日本鬼子进北京之后,将白面带到北京。白面房子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开设在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共有十三处;西四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块地方原来是一个大院,叫西安市场,里边设有白面房子。




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这条几百米的小胡同,就有三家白面房子。院内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当时北京人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房主见利忘义,谁给的钱多就租给谁,把原来的房客哄走出租给韩国人开白面房子用。只要哪个院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不用宣传广告,门前也没有招牌幌子,吸毒的进进出出。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


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二三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


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凡抽白面儿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另一种是将一包儿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即化成烟雾,张嘴吸之,即可全部进入肺脏。


开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当时鸦片的价格,以普通烟土计算,是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照例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烟,一钱烟就可以卖到一块钱之多。这还不算,烟馆为了拉拢主顾,有的对上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有的则往烟膏里放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还使用白兰地酒。


一两烟土可以羼上一两酒,这样下次烟客不来这家吸烟,就会觉得不过瘾,甚至于肚子疼……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卖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金宝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又如韩家潭16号的黑皮老太,丈夫在饭馆当账房。因她吸上鸦片,丈夫供应不起,她就开了烟馆,边卖边抽。


上面所说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





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


吸烟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精神颓败,整天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妓院老鸨为了笼络买来的妓女,让她永远俯首帖耳被自己剥削,就故意让她吸食鸦片,鸦片抽上了瘾,这个妓女就不想嫁人了,因为嫁了人,有这口瘾,也不能安分过日子,谁愿意娶这样一个女人呢?这样,她就一辈子陷在苦海里面。


例如青风巷有个鸨母人称晁四小姐,买了个养女叫丽娟,人长得很美,晁四小姐就教唆她吸烟;她有点私房也都在烟枪里喷出去了。还有个妓女,名叫春凤,因为抽上鸦片,人老珠黄后,便只好当野妓,因没存下一分钱,连个住处也没有。有时,深夜里她还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过路的人远远看见她,像个鬼一样,猛一见,真会吓一跳。


1949年前,北平是华北地区的毒品(鸦片)主要集散地之一。1942年,北平的烟膏、烟土店多达320家。1949年后,毒贩们纷纷转入地下,以开设茶庄、皮毛店、药铺等为掩护,继续贩毒。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毒犯恶习不改,直到1952年左右吸食、贩卖鸦片的现象才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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