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丛林浴血 第十四卷 家园 三个相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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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5293.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5293.html[/size][/URL] 一九七九,越战“海豹人”的真相调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号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早已忘却,但只要提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多数人还是能勾起那一丝丝的回忆。   这是一场自建国以来,除抗美援朝外的另一场大的战役,战役从整个时间上看,并不长久。但其战况的惨烈,投入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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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以下文章皆来自网络,我个人认为符合事实。)


一九七九,越战“海豹人”的真相调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号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早已忘却,但只要提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多数人还是能勾起那一丝丝的回忆。


这是一场自建国以来,除抗美援朝外的另一场大的战役,战役从整个时间上看,并不长久。但其战况的惨烈,投入的巨大,牺牲的壮烈也绝不亚于前者。


此后战争平息,两国边境也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接着就是交换战俘。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不少的希奇传闻出现在了民间。


也许是仇恨未平,也许是气愤未消,从高山下的花环到血染的风采。从新闻写实到小说深化,从记录片到故事片都在歌唱着英雄的事迹。


也许有些战争中秘密再过多的追究已经失去了它现实的意义,所以凭据不足的传闻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神秘闲聊的主题


有人传说,在交换战俘时看见了“海豹人。”


当时不知道有没有人深究过这些来自民间的传说是否可靠,但至少早正规的新闻上传媒上和纪实文学中鲜有所提。


所谓“海豹人”的传闻也就闹的沸沸扬扬的,它让人跺脚暴喊着:越南人真无耻!越南人真可恨!


据说这种所谓海豹人就是越南军人对我军被俘女军人的一种惨无人道的惊世“壮举”。


说通俗了,也就是当时我军被俘的女军人遭到了越军的残害,不仅被轮奸还被砍去胳膊和腿然后再给其缝上伤口,让其活着,和海豹一样只能蠕动,而不能行走。


据说在交换战俘时,我们的这些海豹人要求自己的战友给自己一枪,以结束屈辱的生命。


事实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可以说越南军人比当年的日本鬼子还要残暴百倍,如此的举动残忍的程度,用灭绝人性一词也显得苍白了。


巧的是我在某部记者站从事新闻采访已经四年了,正要调动的时候接到了上级首长的命令,和其他同志一起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调查“海豹人”真相。


命令要求此调查不能张扬,不能公开,确保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低调、但又必须抓紧的,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


三个月,要涉及到十一个省区和直辖市,还要找到直接当事人,并且还不知道人家肯否配合,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首先到一个大的边陲城市的部队战史档案馆翻阅大量的资料,但是毫无有关此问题的点滴线索。


于是,我们开始走访当年反击战的主要指挥员,遗憾的是有的指挥员已经辞世,在世的老首长基本上都对当时这一幕予以了否定。


一位当时处理战俘事宜的离休正师职首长告诉我们,战后在友谊关进行交换战俘的时候,他并没看到有我军的女战俘被交换过来,而在他手上倒是有两批共三十二名越军女战俘被完好的转交给越方,其中还有一名正营级的少校女参谋。


不过老首长告诉我们,战俘交换共进行了九批次,他只是交接了三批,便调动了岗位。


他建议我们寻找他的后来继任者继续了解,并建议我们到相关部门去查阅当时被俘人数的上报统计表格。


但是查阅资料的要求被有关部门以保护隐私的理由拒绝了,我们也表示完全的理解。


我们决定去一趟越南,经边境部门和越方的磋商,我们顺利的进入越南境内。


一名当年参战越军的老少尉排长被我们请为了向导。


他首先先带我们参观了几处当年的战场,从倒到地上已经长满青苔炸断的横七竖八的树木上,还隐约能想象出当时战况的惨烈程度,甚至还有被T-62型坦克碾压的痕迹。


“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地雷还没清除掉。”


向导黎文卫这么告诉我们。


他自己说他从未见过中国女兵,更没见过有被俘的女兵过。


“你们中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男人不够,女人才上了战场,你们应该不会派女兵深入进来的吧。”


黎向导似乎很肯定。


当时只是坚守一块高地,并没参加过进攻的黎文卫的话自然不能作为结论。


不过他的建议倒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他说他的一个战友和当时越军前线指挥部政治部的一个官员关系很好,而这个官员的老上级便是后来处理战俘事宜的阮见南少将。


费了颇多的周折,甚至被拒之门外的境遇后,我们终于见到了阮见南将军,不顾此刻的他已经退休,在海边经营着一家餐厅和一家酒吧。


交谈以后,他断然否决了有“海豹人”这一说法,他认为由于交战方的深刻敌意,对待俘虏也的确出现过虐待的情况,但所谓“海豹人”他自己也是后来听说的,并不真正见到过。


他说他的同僚也都只是听说而没见到过。


他说:“请相信不是由于我们曾敌对双方,而不说实话。我的确收容过你们的女战俘,但都是完整的人,并且也按照双方的约定交还予贵国了。而海豹人是不存在的。”


他告诉我们,凭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别说砍掉四肢了,即便是断了一条胳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


“当时我们是两线作战,就是柬埔寨和你们,物资十分匮乏,药品也紧缺,从俄罗斯订购的药品总是不能如期到达。加上医生、护士具备专业水准的不多。”


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很难想象出所谓人的四肢被砍去还能存活的可能。”


他告诉我们,那时候很多伤兵由于伤口感染都会接连死去,谁还有精力和能力为“海豹人”做那样的手术缝合那?


阮见南显然说的很客观。


他还给了我们一点资料上的惊喜,他从家里的书橱里拿出了一本他当时的日记。


不过他并不打算把日记完整的交给我们小组的人看,他只是翻出了记载着由他经手转交的战俘人数,姓名,年龄和服役部队番号的记录。


我们看到了由他经手交给我方的战俘人数是九百领七十一人,其中女性战俘为三十七名。


她们分别来自战地医院,通讯连队。


先前我们闻听到的还有文工团被俘的女战士一个也没有。


其中战地医院被俘的女医生两名,女护士十二名,女通讯兵二十二名。


她们分别来自九个单位,其中最多的是某通讯站,一次被俘了七名女兵,其中还有一名正连级的通讯干事。


后面的日记,阮见南不肯再示于我们。


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我们抄下那些战友的部队番号。


问到她们当时的状况时,阮少将只是说在他手上这些人只呆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当时已经做好了交换的准备,都住在边境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交换前,为他们做了身体健康的检查。”


他说:“具体她们被俘后是个什么状况我也不清楚,被送来时也是由各个所俘部队的上级派人送到边境我那儿来集中的。”


我们请阮见南介绍几个送俘单位的负责人,他找了一下通讯录,找到了三个送俘单位的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我们问他,是不是全部的女战俘就这三十七名,他肯定的说,全部的交换都是经他之手,不会有差错的。并且他肯定的说:绝无“海豹人”。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多方联系,但由于年代久远,部队改建和人事变迁的缘故,始终没联系上任何一个单位肯接待我们的造访。


我们决定先回国按带回的名单逐一核实。


这次我们的动作快多了,一个月就跑完了女被俘人员所在的七个省市,找到了除一名因病去世的同志外的另外二十九同志,另外七名由于住址变动较大,查找起来极为困难,因此放弃了。


对于二十九名同志,我们并不是采访,而是以慰问的形式送上看望的礼品和礼金,闲谈几句便离开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传说中的“海豹”现象,甚至连少一条胳膊或者少一条腿的战友也没见到。


完了实际的真人对面的调查,还不如说是观察,海豹人之说可以判断出是子虚乌有的事了。


怕有遗漏,我们有辗转找到了处置交换战俘的另外两位首长,终于证实了阮见南少将提供的人员名单是正确的,我方的确如数接回了三十七名被俘女战士,并且都是身体完好,绝无所谓的“海豹人”。


本来可以写结论了,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决定二返越南,再寻找一下线索。


再访阮见南让他很吃惊。


他说,当时各个部队有了俘虏都是先自行关押,并没一个统一集中的地方。但他好象还有一个当过特务连长的手下朋友,那个一次抓到女俘虏最多的就是他的手下干的。


阮见南说此人现在和自己住在一个城市里。他帮我们联系上了这个叫何甲水的人。


已经退役五年,在河道管理局工作的何甲水不愿意我们去他家采访,他架着摩托来到了阮见南的家。


他告诉我们说:战役开始几天,我们没想到你们会动真格的,被打的晕头转向。后来我们采取了有效的抵抗,长期战争经验帮了我们的忙,你们当过我们顾问的军事教官教的游击战术也帮了我们。


他说,他们采取了迟滞进攻方推进的战略,以为后续部队增援赢得了时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抓到了你们的俘虏。”


他的手下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九天,偷袭攻击了实战经验不足的我方某部的通讯站。


“丛林掩护了我们,而你们的部队却远距离的哨兵不能有效的放出,进距离的警卫所站位置又太靠前,还有附近驻军看似离的不远,但是山路和灌木成为了障碍。只要战斗在半小时内结束,你们的援兵就毫无作用。”


何甲水说,战斗打响了仅一刻钟,通讯站那里就基本没了枪声,他忐忑的在指挥所等待着消息。


他看见了自己的一个排押着九个俘虏过来了,两男七女,都是被反绑着的。


他命令连队转移,很快就到了营部。


营长命令枪毙两名男性战俘,两名男战俘被带进了丛林里,随即传来了枪声。


当时那名长的挺漂亮的女通讯干事站起来抗议,但是他们这边没有翻译听不懂,看上去好象是抗议杀害战俘的样子。


说到这里何甲水指着阮见南告诉我们:这些事阮将军都知道,因为他向他做过详细的汇报。


他说后来营里就让把战俘送到师部去,然后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


他好象不再愿意和我们说什么了,推说还有客人需要接待便告辞离开。


我们再次和几个曾经送俘过的单位联系,又终于找到了两名前越军军官。


他们的说法也大致和何甲水的类似,并说给了我军被俘人员正常的待遇,并无出格之处,并且断然否决了“海豹人”之说,甚至愤慨的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诽谤。


“用这种野兽的方式吓不倒你们中国人的,既没这个思想,也没这个条件去这种野兽的事情。简单的医学推理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结论了。”


不过从前面的何甲水以及现在的接触人员来看,也只有二十一个女战俘经过他们的手。


他们向我们透露指出,其实还有一些女战俘是被游击队和民兵俘获的。


由于时间过去的太久远,现在我们几乎没这个可能在去找这些更难找到的人去做核证了。


不过我们抱着再试一试的想法,请求能看到阮见南少将手上的那本日记。


没想到他竟然考虑后同意了,前提是不得翻拍,不得抄录。


当打开日记,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对男女战俘都做过较为详尽的调查。


日记里当时送俘单位也都和他做了人员被俘期间的情况简介,甚至还有通过民兵组织送过来的。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通过正规军俘获的我军女兵为二十三人,民兵所俘的女兵为十四人。


日记里终于触目惊心的出现了对一些女战俘进行过性侵害的记录,其中正规军俘获的女兵中有十三名遭到了越军官兵的强奸、轮奸,之中包括了那名通讯女干事。而被民兵俘获的十四名女兵则全部遭到了残忍的轮奸。三十七名女战俘只有十人因各自的当时所处的情形未受到性侵害。


但是所谓的“海豹人”却毫无记载,甚至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由此,除去还有无法统计的失踪人员外,越我双方的统计资料在人数上基本是一致的,而那些送还国内的被俘女同志则都肢体完好无缺,可以断定“海豹人”的传说仅仅只是无端的臆测,而无实际的根据了。


返回国内的旅途上,我们基本上都保持着沉默,我们在想着一篇小说的题目,叫《战争让女人离开》。


虽说我们为自己的同志并没有谁经受“海豹人”遭遇而庆幸,但是我们为她们曾经遇见的不应遇到的伤害而感慨。


回国后,我们查阅了一些历史上的对待女性战俘的各国战史资料,发现只有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集中营进行了过这些惨绝人寰的研究实验,但实验结果并不理想,女战俘没有一个是活下来的。


在日本的变态小说里也有类似的描述。


我们推论了一下,那些“海豹人”的传说是否就来自于这里那?但是我们没法考察和勘正了。


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出现所谓“海豹人”的传闻纯属编撰所致,并无事实依据。包括海湾战争中美军被俘的女兵杰西卡.林奇也只是遭到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性侵害,并无其它更为残忍的刑罚。


到这里,本文可以结局了。


我们除了调查事件,要还历史一个真实外,我们还要说战争是永远是人类的灾害,世界需要和平,让战争走的离我们越远越好。


我们希望我们良好的愿望不再只是愿望!


(本文进行了大量的删节,此文只是节选)



无谓的牺牲──中国知青在缅甸

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城市来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部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远离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满腔热情地越过国境线,奔赴一江之隔的对岸参加革命。


这些视切·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青年,来到一心向往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当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现实的生存窘境所压抑,他们的思想和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嬗变。从云南出走他国的知青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几千人,还有人说超过万人。


30多年过去了,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如同被意外洒落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然地发芽、生长、凋谢、枯萎,直到零落成泥碾作尘,自生自灭,无声无息。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一代人的历史,这么快就要被人们轻易遗忘吗?那些漂泊在金三角的知青,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艰险,而现在又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刘义,原名侯景贤,一位至今仍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专访时,他重新打开曾经散落在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深处。


汉语诗人


“你是从北京打过来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电话那端,刘义一再的感谢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刘义现在的身份是泰国清迈一所华文学校的老师。“我本来不想教了,但村里没人能教高中,就又把我聘去教课。”他以前曾是这个名为“一新中学”的华文学校副校长。


一新中学位于清迈北部泰缅边界一个叫做热水塘的村庄,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国民党残部的后代。1961年春天,一部分流落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从缅甸撤退 到老挝后,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老挝政府更是提出严重抗议。台湾当局命令部队撤退回台,但段希文的第五军和李文焕的第三军拒不执行命令,在老挝政府军的追 捕下进入泰缅边界地区的泰国一侧,前者在美斯乐安营扎寨,后者则把汤窝作为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残军及随军家属为主体的汉人难民村开始在金三角形成。距 汤窝几公里的热水塘就是这样的难民村之一。


作为目前泰北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华文学校,有1400多名学生在一新中学就读,刘义是42名教师之一。他现在负责高中三个年级的中文课程,“每天晚上2个钟头”。


除了教书外,刘义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汉语诗人,曾有数百首诗作和小说、散文发表于当地华文媒体,在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获得台湾海外华人文学奖。


对于一个承受过无尽艰辛和苦难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有闲情逸致潜心写作?刘义在接受一位作家访问时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你受过酷刑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写作和生命旅程中的伤痛联系在一起,诗就已经不再仅仅是诗了。乐于将内心的思想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人,是对现实敏感的人,更是对苦难记忆深刻的人,因为每 一次写作,几乎都是在重复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虽然可能鲜血淋漓,却又欲罢不能。在刘义后来的很多文字中,都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显。


“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像当时所有狂热的年轻人一样,刘义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跟别人一起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用实际行动洗刷掉家庭出身的污点。但一个朋友送给刘义的100斤提粮卡却将他再度推入深渊,罪名是“盗用国家战备粮”。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68年,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刘义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实在无法承受在当地遭遇的折磨。所以,与别人哭天抹泪地离开城市相比,刘义是满怀激情地奔赴云南省一个叫甸心的地方,后来又转到了中缅边境的盈江县。


“在国内,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刘义这样告诉我们。


异国投身革命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那边去呢?是一种革命的热情吗?”


“老家那边还要把我抓回来批斗,我就跑啊,能跑一步算一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我当时也有一点革命理想。在南坎参军的时候,看到红旗就好像看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革命激情就洋溢出来了。”参加缅共后,刘义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干,“活出个人样来”,因此才把名字由“侯景贤”改成了“刘义”,“我就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中国知青如飞蛾扑火一般投身到异国的革命,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就被打死了。刘义所在的直属第二特务营是缅共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营,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无数,他印象最深的是冷山战役。


“当时先是跟独立军打,之后又和政府军打。”热带雨林里的下午,潮湿和闷热让他受尽了苦头。刘义记得,他先是和战友们一路唱着军歌朝目标相反的方向走出5公里,然后调转路线从深山老林中开出一条路返回,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赶到距独立营碉堡300米处才展开激战。


知青们一边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边还要忍受在部队中地位低下的现实。缅共部队中士兵共分为四等,虽然各种具体分类说法不一,但知青位列最末却是公认的事实。“那个时候没办法,打一步算一步,很多知青都死掉了。”当刘义谈到当时的处境时,除了无奈,更多的是一种平和。


逃亡


一场南下的战役失败后,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缅共的根据地不断缩小。这时候,刘义更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游击队内部开始大规模的整肃和清洗。


“查你的家庭出身,如果查到出身不好,就要清算你。”为了躲避审查,一天下午,刘义和另一个佤族战士偷了两只枪,逃走了。盗窃枪支的逃兵,如果不幸被游击队抓到,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两个人不得不在胆战心惊中艰难逃命,目标是泰国。


为了获得必要的路费,他们打算把枪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们把枪骗去后,报告了政府军,我们就被抓住了。”在腊戍最大的监狱里被关了1年多后,刘义和其他13名被关押的知青打算暴动,后来事情败露,缅甸政府军决定遣返他们回中国。


1974年6月1日,刘义等13名知青被政府军押送到与瑞丽一江之隔的南坎。下午5点半,当船划到江中间时,刘义发现势头不对,在岸边的密林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我就和陈厚本老师说,糟糕了,今天晚上看起来过不去了。”比刘义大十几岁的陈厚本是北京知青,现在也在金三角教书。刘义率先跳江,他的同伴们也跟着跃入水中,岸边密集的冲锋枪开始在江面上扫射。


知青们分头逃进丛林深处,刘义后来被缅甸一个汉人山寨的头人所救。在他写的小说《崃兰山寨》中对自己被收留后的一段经历做了详细的描绘,先是当地山上的 一个道士准备收“郎小宁”为徒,想让他侍候其终老,后来“郎小宁”又差点成为当地富人胡银匠的上门女婿。“那些都是真实的,‘郎小宁’就是我的化身。”


离开山寨后,刘义又在腊戍被政府军抓到,当地一位华侨把他保了出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万念俱灰了,把人生的什么希望都看得没有了。到了观音山,真的想要去山上出家当和尚了。”


此后,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汉人马帮,跟随着马帮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泰国。


扎根金三角


马帮的终点就是泰北的汤窝,作为当年国民党残军第三军的聚集地,那里有很多云南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是刘义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但其间的几次离开,又让他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经过数年征战,当时的第三军只剩下了数千人马,为扩充兵源,队伍开始在当地“抓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颠沛流离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负责保护马帮运送走私的鸦片、玉石、象牙等。


“我怕他们把我抓去,就跑到曼谷了。”到曼谷后,他不得不为生存继续流浪,先是在一位刘姓老板开设的工厂里做了半年工,然后到一家轮胎厂当工人,还曾在牛仔裤工厂做工。后来,他返回了热水塘,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刘义的妻子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副师长的女儿,祖籍四川。“她很能干。”刘义说,当初妻子在家里为别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他自己则开了个小商店,加上教书的工资,日子倒也还可以维持。


现在,刘义的收入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每个月7000泰铢,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四个孩子都在曼谷,一对女儿已经工作,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而刘义的两个妹妹现在分别生活在云南的玉溪和龙门,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回国省亲。


当国内的动荡和异域的战争硝烟都已经随风远去,那群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也渐渐湮没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在心中一直对祖国怀有既复杂又亲切的情感,这种情感远非亲历者所能想象和体会。


“你现在对祖国的理解是什么?”


“我现在心里想,还是祖国好啊,可她离我们似乎又是那么遥远。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今天祖国的强盛,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祖国的今天。”


“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说,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显和表述,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并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承受。


如果以此来看待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作为其中的代表,刘义其实正是那个历史的承受者之一。在几次的聊天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强、自信,以及孤独和寂寞。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评价您当年离开祖国的选择?


刘义:那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国内。一个原因是环境所迫,另外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抱着流浪的心态跑出来的。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经历吧?


刘义:完全意料不到,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啊。


时代人物周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给您平反的消息的?


刘义:那是1977年,家乡寄来封信,给我平反了。当时看了后,我很想回去,就是想给那些整我的人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整死。


时代人物周报:那后来回国看到他们了吗?


刘义:见到批斗我的那些人了,我还很恨他们,差点冲上去揍他们,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时代人物周报:您的孩子都理解您吗?


刘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对祖国没有太多概念,也根本不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我很少给他们讲,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好像是爸爸在编一个故事骗他 们。凤凰卫视的片子我放给他们看,他们好像是在看别人的遭遇一样(香港凤凰卫视“唐人街”的工作人员曾经到热水塘呆了6天,为刘义制作了一部45分钟的专 集)。


时代人物周报:可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不该这么快就被忘记。


刘义:我也在担心啊。可是我觉得,知青这段历史啊,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时代人物周报:当年到金三角的知青多数都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您觉得这个群体的命运……


刘义:其实我们这批人啊,已经麻木了,麻木了。回祖国来,没有我们容身之处,我们只有在这里客死异乡。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是无法愈合的。


时代人物周报:从1972年到现在,整整33年了,回想起当年,您做何感想?


刘义:我觉得,人生啊,回忆起来好像一部小说一样的,是那样真实,又是那样不真实。我从缅甸当兵,被关进监狱里,又跟着走私马帮来到泰国,我觉得我活得太充实了。别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到了。有时候回味一下,它好像太不真实了,但是它又是那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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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4日下午4点20分,一名越南乡村8岁儿童,向我东线北集团×师361团炮营阵地投掷一枚美式手雷,从而引发弹药车爆炸起火,造成该营6门130火箭炮、2辆弹药车被炸毁,罹难官兵××人。当晚,我守卫部队包围全村,捉获村民33人。

1979年4月1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收到越南政府控诉我军在“侵犯”越南期间所谓罪行的外交文书,同时附有美联社记者摄录的“罪证”录像。该片触目惊心的场面是——越南纳加地区某村一口辘轳井中,战后挖出33具老、弱、病、残、幼尸体(其中有3名孕妇),他们人均中弹12发。特别恶劣的是——一名8岁儿童被活活碎尸。

同年5月,该团副团长黄××一人勇敢承担了“枪杀无辜”的全部责任,被广州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送往湖南郴州某军事看守所服刑。3个月后黄被提前释放,副团职转业在湖南长沙市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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