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主笔:中国经历最健康的大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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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主笔杜平近日在《中国经济》月刊上发表文章《杜平:中国经历最健康的大蜕变》。内容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人追逐新梦想的史诗般的实践。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成就上,而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去参与国际事务、引领世界潮流。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健康、最具进步意义的大蜕变。   与此前数百年相比,这一蜕变的历史意义显得更加突出。过去的历代执政者都曾尝试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去改变国家的命运,而民间社会更是爆发过无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主笔杜平近日在《中国经济》月刊上发表文章《杜平:中国经历最健康的大蜕变》。内容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人追逐新梦想的史诗般的实践。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成就上,而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去参与国际事务、引领世界潮流。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健康、最具进步意义的大蜕变。


与此前数百年相比,这一蜕变的历史意义显得更加突出。过去的历代执政者都曾尝试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去改变国家的命运,而民间社会更是爆发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以图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但结果都是贫穷与困顿。


直到最近数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因之一,就是凝固僵化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分子裂变”,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化。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能力和社会能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而其最终结果,就是成功打破了世代承袭的集体贫困之链。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依旧贫困,而富有群体的生活方式更凸现了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但是,在总体上,曾经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感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这一历史性跨越,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在1949年之后长达3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曾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摇来摆去。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之下,中国不仅失去了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条件,而且也缺乏先进的治国理念和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数次社会运动都导致了社会大动荡,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这样自我消耗,最后贫困之链再次加固。


此后30年,中国如梦初醒,管理模式开始转型,国家形态逐步走向正常化。绝大部分人口告别了贫困,基本教育的普及使民智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向中产阶层攀升,国强民富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有希望。


中国依然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在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必须随之改变的命运。过去为求得基本生存而形成的某些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都有可能被冷落、被淘汰、被抛弃。中国未来的演变进程,将因此而充满种种未知因素。对执政者而言,关注、了解和把握这些变化,是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基本前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主导性文化的倾向在转变:过去是以克服物质匮乏的目标为重心,将来则是以增加和分享物质丰裕为重心;过去,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实现经济繁荣的目标运行,而未来社会的主体诉求是要建立适当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去挖掘物质繁荣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


归根结底,中国社会一切变化的本质,就是人在变化。生存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态度的差异。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人们不得不接受和顺从严苛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自律和自我压抑中求大同、顾大局;而在安全无虞和物质殷实的环境里,人们大多不愿接受各种束缚,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求异倾向会日益普遍。


这种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每一个群体都自认为代表了社会和文化的灵魂,但都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社会共识。这是中国转型时期最为突出的现象,更是当今和未来执政者必须正视和适应的政治现实。


在过去60年里,中国执政党完成了三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了政权;二是用经济革命的手段使中国摆脱了贫困;三是扩大了自己的代表性,变得更具包容性。这是过去的成功,更是未来的挑战。


随着人口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国人”的特征也在变化。今日中国人已经不同于过去,未来中国人又将是另一种“新人类”。他们在安全和繁荣环境中成长,已经或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整个国家的演变方向将与之紧密相关。对执政者而言,与其试图让他们适应体制,还不如努力让体制适应他们。


中国人曾经因为面对生存威胁而产生了集体忧患意识,心甘情愿地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并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不仅最终征服了贫困,而且正在向“全面小康”的目标接近。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虽然现有体制的一些方面备受指摘,但毕竟还是可行的。


可是,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为了对付贫困而结成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和多元。这种崭新的形势意味着,执政党既要满足不同基层的权益需求,又要确立一套符合新时代的新共识。


马斯洛在阐述“人类需求层次论”时说,人的需求是无止尽的,在拥有足够的面包之后,其他需求便接踵而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大体也是如此。在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保障之后,人民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包括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这显然是一道更高的历史门槛,也是我们整个体制所面临的挑战。中国能否跨越新门槛,还有赖于更加完善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政府需要为社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以利于产生和发展更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比较宽松的体制,既培养出忠实和高效的管理者和实践者,又不拘一格地培养和使用杰出的思想者和战略家


中国能否跨越这道门槛,取决于人民的整体素质。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中国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更要培养出各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这就需要尊重和依赖人民的智慧。但是,若要充分开发民智,快速和全面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中国的政治管理模式就必须更加完善,社会环境必须更具包容性。中国能否跨越这道新门槛,还决定于人民是否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为此,中国社会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弘扬自由的个性,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个人的价值、独立性和尊严,让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和释放。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有条件和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应该表现在每个人的脸上,体现在人们的举手投足之间。


过去60年,中国实现了两次解放:一次是民族的解放,一次是初步的思想解放。未来的中国还应该不断地解放自己,扫除束缚前进步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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