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思:日本的“爱国者”为何“揭批”纳粹罪行?

意大利的雨果 收藏 1 376
导读:近几天来,中国多家传媒抨击日本政府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反应冷淡,批评日本“遗忘”了奥斯维辛,没有很好地反省历史云云。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日本没有很好地反省历史是事实,但是“遗忘了”奥斯维辛,却是中国记者想当然编出来的。与此恰恰相反,日本国内不分左右翼,对奥斯维辛所象征的纳粹屠犹罪行,一直在进行揭露和批判,只不过批判者的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而已。      我在和日本人的接触当中感觉到,日本人对纳粹罪行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及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了解。这一方面说明犹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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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来,中国多家传媒抨击日本政府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反应冷淡,批评日本“遗忘”了奥斯维辛,没有很好地反省历史云云。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日本没有很好地反省历史是事实,但是“遗忘了”奥斯维辛,却是中国记者想当然编出来的。与此恰恰相反,日本国内不分左右翼,对奥斯维辛所象征的纳粹屠犹罪行,一直在进行揭露和批判,只不过批判者的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而已。


我在和日本人的接触当中感觉到,日本人对纳粹罪行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及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了解。这一方面说明犹太民族为了使自己的苦难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付出了难以想像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人对历史是非的判断仍然处于矛盾的状态,“纳粹的错误和我们的错误”是割裂的,而且是用双重标准加以判断。


到日本以前,我很难想象《安娜日记》是日本的长期畅销书,犹太小女孩安娜的故事,是日本中小学进行和平教育的教材。东京有家专门以纳粹屠犹罪行为主题的教育中心,常年向中小学出借全套的陈列展板和教具,培养学生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意识。

(纳粹屠犹罪行教育资料中心(东京都新宿区)

http://www.ne.jp/asahi/holocaust/tokyo/index.htm)


广岛县福山市有座“纳粹屠犹纪念馆”,已有十年历史,另外在福岛县白河市有“奥斯维辛和平博物馆”,得到了波兰方面的合作。这些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主要教育对象是日本的青年人,奥斯维辛博物馆的前身是日本市民发起的“永铭奥斯维辛巡回展”,曾在日本各地巡展了很多年,观众达到九十万人。几年前博物馆还在栎木县的旧址时我曾去过,当时观众虽不太多,绝大部份是年轻人。

[奥斯维辛和平博物馆(福岛县白河市)

http://www.am-j.or.jp/index2.htm


纳粹屠犹纪念馆(广岛县福山市)

http://www.urban.ne.jp/home/hecjpn/]


也许正是由于纳粹屠犹的罪行在日本广为人知,尽管常有某些政客或学者为日本在“二战”中的不光彩历史辩解,却鲜少有人为希特勒、为纳粹辩解。即使是由日本“爱国学者”组成的“新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扶桑社版教科书,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能隐瞒则隐瞒,能淡化则淡化,对纳粹的种族清洗却“毫不留情”。称那是“纳粹德国有计划的国家犯罪”,“除了600万犹太人以外,还有200万波兰人和俄罗斯人、50万吉普赛人遭到杀害”。书中虽然羞答答地承认日本军队在战斗过程中也杀害过和平居民,但是“那些都是在战斗中发生的”,而屠犹“不是战争行为”。言外之意,战斗中发生的杀人是迫不得已,把人关在集中营里杀害才是“国家犯罪”。


日本这些“爱国学者”通过谴责纳粹把自己抬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用意何在呢?第一个用意是说明日本在战败国当中“不是最坏的”。教科书编撰会竭力主张“所谓南京事件,731部队跟纳粹的种族清洗是完全不一样的”,“战争当中发生死人的事情是难免的”等等。俗话说天塌了有个子高的顶着,日本的“爱国者”找到纳粹来担当“高个子”的角色,意即“虽然同为轴心国,纳粹比我们坏多了”。


日本“爱国者”的第二个用意是将纳粹屠犹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相提并论,以平民的人道灾难为借口,混淆两个事件本质的区别,以逃脱对日本“国家犯罪”的质疑。


最耐人寻味的是围绕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日本的“反省派”和“翻案派”五年来争斗不休,这场争斗正是日本国内这两种势力多年对立的缩影。“二战”期间,日本驻立陶宛代理总领事杉原曾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过境签证,让他们经日本逃往第三国。本来按日本政府的规定,发放签证需要提供相应的财产证明,但是杉原看到犹太人危急的处境,给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也开了绿灯。后来日本政府发现,虽然杉原只向外务省报告了两千多件签证,而实际从立陶宛到达神户的犹太人有六千多人。战后杉原返回日本后,被外务省以违反纪律为由开除。杉原后来著书叙述自己经历,辩解说:“作为外交官我是失职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虽然杉原被自己的政府抛弃,却得到了犹太人世界的尊敬。犹太人认定的九千多名在种族清洗的岁月里“护犹有功”的“恩人”当中,杉原是唯一的日本人,并因此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勋章。讽刺的是,直到杉原去世14年后的2000年,日本外务省才给他恢复名誉,称赞他的“正义行动”。也就是从那时起,“反省派”和“翻案派”关于杉原的争论激烈起来。


反省派认为,杉原的事迹说明当国家的政策错误的时候,不应同流合污,而应该坚持人道主义精神;而翻案派则坚称:杉原从日本政府得到过“拯救犹太人”的秘密指示,日本政府即使在“二战”期间也是反对种族清洗的,杉原是忠实的执行者而已。“爱国”学者甚至想把杉原“按政府指示”发放签证写进教科书,无奈证据不足难以自圆其说,只得放弃。


这次联合国纪念奥斯维辛解放六十周年的大会,杉原又成了挽救日本形象的“恩人”。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大岛发言时特别提到这位外交官当年怎样侠义心肠地救助了犹太人,只是不敢提到他因此被开除的事实。生前因“失职”不能见容于政府的杉原如能知晓自己身后竟然成了日本与纳粹德国“划清界限”的“人证”,不知该作何感想?


从日本人怎样看待纳粹罪行,本来可以挖掘出他们历史观的重重矛盾,可以从中看到致力于反省战争的人士所付出的努力,也可以看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篡改历史的种种丑行。中国传媒的驻日记者只要肯省下一些喝麒麟啤酒侃大山的时间,就能搜集到为数甚多的材料,写出有理有据的好文章来揭露右翼份子的丑恶面目。可惜中国记者到日本似乎养尊处优,只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像林副统帅那样“不读书、不看报”,加上“不采访、不上网”,到了非发稿不可的时候就画上一个“军国主义”的鬼影意淫一番交差了事。难怪有网友说,既然瞎编乱造也可以写“新闻”,何必还要花钱派记者驻外!我也认为,既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手上的银子有限,那还不如把派记者出去疗养的钱省下来,仿效犹太人的做法,在日本建造几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七三一部队罪证资料馆”,比编造信口雌黄的报道对日本右翼势力有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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