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要挨打”的悖论

作者:相蓝欣

为何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

落后与挨打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似乎从来不曾成为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同时也是探讨如何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交手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它早已做出了结论,即两者在逻辑上是因果关系,在时间上是先后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一直是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后来终于挨打是势所必然。先有落后,后有挨打。这种观念直到今日仍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反过来看,如果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先进者是否就有打人的权利?如果说一国在实力崛起之后就应当扩张领土,欺凌弱国,那么任何“和平崛起”的逻辑都不能让别人信服。难怪我们今天在讨论“和平崛起”或“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仍然大大受制于落后与挨打的因果论。

摆正落后与挨打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对关系的现代诠释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近代以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精英思想的是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把落后与挨打看成是因果关系来源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历史阶段论和种族优劣论。如果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意义必将远远超出遵守现存的国际规则的价值范围,她就应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为世界做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欧洲中心论的特点是重对立,轻和合。中国的传统思路强调“天人合一’,不接受任何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在根本问题上摆脱“五四’运动以来的欧洲中心论的禁锢。但是,由于几代人“层累构造”的谬误,一切必须从源头上做起。尚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当世界迫切需要国际关系的新思路时,中国不能只关注经济上的国际纠纷,而不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拿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韬晦作风常常让外人感到不可理喻,反而有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利益之嫌。

在落后与挨打的关系上的重新定位是中国人以正常心态,既无霸气,又无畏惧地进人世界体系的第一步。“五四”以来的因果论产生了三个严重的误导。第一,它假设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处于落后状态;第二,认定中国的唯一任务是全方位地赶超“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第三,赶超的同时也是脱胎换骨、舍弃自身落后的文化传统的痛苦过程。如果我们把落后与挨打的关系倒过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的领先地位更加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即使在领先的辉煌时期,中国也没有出现把“打人”视为合情合理的、天降大任的强权政治思路。中国在19世纪突然挨打是“打人文明”盛行并暂时领先的那个时代里发生的特殊事件。她先挨了打以后才开始探讨挨打的原因。种种证据表明,即使在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的落后也是暂时现象,“赶超”应当只是一个阶段任务,没有任何理由成为传统决裂的过程。此外任何赶超的成功必须得益于对民族传统优势的阐发和利用。落后与挨打并没有因果关系。历史上先进的国家,比如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或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国,都曾经挨了痛打。挨打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源于欧洲中心论的因果论却暗藏了玄机,因为它通常只被用来解释西方以外的国家为何挨打的现象,所以有很强的种族优劣论的意识形态背景。

但是,讨论落后与挨打这个问题的同时要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人们常常有一种习惯,把国际意识形态之争与存在区区45年的“东西方”冷战混为一谈。由于冷战的形式是双方在军事上的对峙因此人们总意识形态之争必然会引起军事冲突。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而不是常例,因为它是被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均势状态所掩盖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斗争,实质的竞争仍然在传统因素,即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的冷战精英们就开始讨论意识形态的争斗在西方内部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当时参加这场大辩论的著名学者有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aron)和美国的卡尔.曼海姆(Kanl Manheim)、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厄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亨利•爱肯(Henry Aiken)、罗伯特•哈伯(Robert Haber)以及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等。

通过这场辩论,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它的出笼基于以下两大前提:第一,由于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19世纪的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行为,因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现状的一种事实描述。此外,美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意识形态终结的典范,目为这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政治和经济体制问题上达到了基本共识,即民主共和与市场经济并存。所以,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治.第二,既然西方工业社会已经达到或接近“美好社会”的要求,因此,任何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只能对它的继续进步起阻滞作用。参与辩论的学者几乎都赞成第一个前提,但是他们在第二个前提上分歧很大。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如何界定各持己见。他们提出的定义有七八种之多。阿隆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历史世界的总体看法的一种虚设的系统。”贝尔则称:“意识形态是将理念转化为社会杠杆的过程。”哈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描述社会的知识产品。”曼海姆却强调对意识形态应做“特殊”和“一般”的形式划分:特殊的意识形态有道义的层面,而一般的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学的那种带普世意义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定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乃是一套信念系统,被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认可。”爱肯则不敢苟同,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无非只是一种最规范的、带普遍意义的政治论述方式”。[1]

当然,定义上的争论所反映的是这批著名学者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当时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他们对什么是“美好社会’的看法本来就大相径庭。比如,克利斯托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祖师爷,贝尔是自由派的旗手,阿隆是欧洲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巨擘,而曼海姆是研究乌托邦理论的顶级学者。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到了60年代更加激烈。当时的国际背景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反战派却拿不出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以防止越战这类事件的重复发生.这似乎证明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第一个前提,即美国从来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的基础.既然连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战、反(敏感)政府运动也没有造成意识形态的大分歧,那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位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大师对美国的反战派嗤之以鼻的态度就可以理解了。凯南当时的一句名言是:“没有纲领的造反派只有一条出路,要么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么就闭嘴。”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书将不采用政治和道德倾向浓厚的意识形态定义。汉语中本无“意识形态”一词,中国传统文化也很难接受任何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方式。既然这个词是外来语,我们还是采用该词(ideology)随法语词根演变而来的原始意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反映某个个人、团体、阶层或文化的社会需要和渴求的一套理念;其二。它是构成某种政治、经济或其他体制的基础的一套原则或信念;换句话说,它反映人的社会需要,同时也构成某种体制的理念基础。本书在探讨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的过程中对这两方面均要涉及。首先,国家间的关系同领导和决策人物的意识形态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比如说,一个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某个宗教信仰,那么他的政策就会带有强烈的救世特点,以迫使他人皈依其教义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布什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对他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美国新保守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动力,也是用枪杆子制造民主的所谓“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思想根源。

其次,作为体制基础的一套理念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形成傲视他人的体制优越感。在精神上,美国是“新耶路撒冷”,在经济、政治生活上是人间乐园。作为世界上由各类移民建立的大国,“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rn)是内在凝聚力的支撑点。所谓“美国梦”假设美国既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正义的象征,又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熔炉(Melting Pot)。尽管事实与“美国梦”相去甚远,体制优越感是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

我们重新启动意识形态的辩论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冷战中的那种人为的、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东西方的划分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回到早先那种以历史和文化源头为东西分野的时代。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分歧远远没有结束,但分歧的背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文明和文化的群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对自身的文化遗产做出认真的总结。

其次,中国地位重新上升的历史意义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单个国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能力。用句时髦的话讲。中国已经面临不能不考虑“后赶超时期”的历史任务。她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并对全人类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提供有益的价值观和思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绝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一即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中国有改造和纠正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国际责任。

再次,同越南战争一样,这次在全球范围内启动的意识形态大辩论的契机是另一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反对的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虽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也遭到强烈的抵制,美国的决策者至少还能用遏制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论”来加以辩解,因为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民众认同抵制苏联扩张的根本任务。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只有子虚乌有的借口: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在推行“枪杆子里面出民主”的新型的政权变更政策(regime Change)。这个政策在欧洲盟国的民众当中都毫无市场,更不用说在亚非拉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在越战中,欧洲民众对美国民主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提出根本意义上的质疑,伊战却促使欧洲民主国家的公民考虑美国民主模式的病根。可以说,伊战引发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的大地震,但震中并不在中东,而是在大西洋。跨大西洋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开始。美欧之间的分歧已远远超出了外交政策的层面。随着意识形态争斗的开始,双方之间的鸿沟正在无可避免地加大。这场争论仍然是60年代悬而未决的那场意识形态终结大辩论的继续。但目前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这样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全球大多数人民奉为楷模的社会是否已经达到了“美好社会”的标准?欧洲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更有甚者,欧洲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民众开始把美国视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第一威胁。

更重要的是,在60年代的辩论中已经达成共识的“美国没有意识形态政治”的看法也因为美国内部的变化而发生动摇。小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第一次以罕见的形式在高层政治和外交领域中展开。在小布什第一期任内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历史上最有资格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交和防务,而且包括对美国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的诸种激进方案,涉及少数民族、妇女地位、退休体制、税收和能源政策等敏感问题。可以说,新保守主义旨在推翻60年代以来的整个民权运动的实际成果.在外交和防务政策上,新保守主义的野心更大,试图用武力手段推翻对美国有敌意的政权.在全球推进民主的口号下,新保守主义以政权变更的方针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公开宣称国际多边合作和外交手段是治标不治本.当然,尽管很多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小布什政府的重用,她们要达到到这些目的还有重重的政治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9.11恐怖袭击事件给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提供了良机,同刚上台的纳粹德国借“国会纵火案’排除异己从而迅速得势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正是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陷入困境,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开始大幅度下降,但他们引发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国内外却方兴未艾,一发不可收拾.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两极分化,知识精英对美国民主制的寻根之旅也因此开始。同时,欧洲人对“后现代社会’的寻根之旅也集中在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质疑。可以断言,大西洋两岸的寻根之旅将导致欧美在民主理念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冷战后的西方正在分化。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也开始瓦解。当国际社会对美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善恶观念普遍不满的时候,人们更加需要一种重视文明和文化和谐共存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华传统价值观融人世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几率大大提高。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的过程中应当争取最长时段的和平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空谈所谓“崛起”的和平手段则无济于事。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就需要让世人懂得中国对外事务的和平处理方法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实际的需要。“和平崛起”不是权宜之计,传统儒家从来就不赞同打人文明的强权政治。

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考察上升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是中国同西方互相了解的第三次历史机遇。前两次的机会都因为单方面的原因而未能达到真正的理解与交融。第一次是16世纪开始的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代表的东学西渐运动。这一次双方是以礼相待,但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而在欧洲,欧洲会对中国传统的介绍和诠释却为启蒙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从法国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的经济原则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的人本价值观、技术发明和政治伦理的作用无处不在。欧洲人在没有封建制、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中国形象的刺激下被迫开始自身的重新定位。

中国同西方第二次碰撞的机会是在19世纪。这一次双方是以兵戎相见。英国坚船利炮为先导,以种族优劣论和国际强权政治为意识形态为基础,发动了维护国际贩毒活动的鸦片战争。这次的机会由于中国单方面的抵制失败而告终,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帝国主义,又有排外倾向的民族主义运动。20世纪上半叶的可谓中外斗争的重要舞台,但终究以中国人获胜而结束。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族入侵史也产生了中西关系的单方面效应。中国饱受刺激从而奋发图强,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叶被迫在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所以有洋务、维新和“五四”等运动的发生。洋务运丁试图以微变应大变,固然不得要领,康梁维新运动则以他国的变法经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来变中国体制,自然很难成功。“五四”运动与前两者均不相同,它吹奏的虽然是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其价值观却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变奏,因此对西方本身的影响不大。但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打击则是旷古未有的。今日中国学人的历史观、哲学观、政治观、经济观和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无不与“五四”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有关。欧洲中心论所造成的学术语境至今仍然是禁锢人们头脑的第一因素。

中国现在面临同西方文化的第三次碰撞,但这次是处于平等地位。如果说,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精英都已经为重新启动意识形态争论的寻根之旅做好了思想准备,那么,中国学人还有什么理由在这次碰撞中对自身传统抱无动于衷的态度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常常被人误解的问题:意识形态之争究竟是不是引起战争的基本原因?冷战的激烈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全面军事对抗,所以人们很少把意识形态之争同外交上的和平共处联系在一起。在军事对抗体制结束后的今天,正是由于全球和平大环境的存在,人们才有可能心平气和而不是盛气凌人地讨论意识形态的诸种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欧洲中心论的要害在于抹杀西方文明的东方背景和来源,从而把欧洲的诸民族视为上帝特选选子民,是世界体系的唯一领导力量。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有容乃大,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长期和平共处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同19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对全球都有益的辩论。

国际关系的语境

重新启动意识形态问题的最大障碍是现存的国际关系的语言环境。尽管欧洲中心论的主导观念大都站不住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五四’运动以来出现的西式语境仍然是支撑落后与挨打的因果论的基础.西方语言中的“最佳”(best)或“至高无上”(supreme)等形容词既有***的神学背景,也有文化优劣论的潜台词。任何自称是最佳的政治体制、宗教和文化,都有排斥他人的特点。中国的语言中既无最高级形容词,也无最低级形容词。这从“最”的本义“冒取”亦可看出。没有天堂,自然不会有地狱。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善恶、黑白、明暗等等虽然是相互对应的概念。但在实质上不是不可调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源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乃中国人不愿走极端的性情使然。中国没有“是论”或称“本体论”(ontology),所以从来不会问“这是什么”(what is this)一类的终极关怀的神学问题。中国传统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where is the way),所以“道’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基础.但这是对此世而不是彼世的关怀,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活法的问题,而不是脱离社会、自我封闭产生的玄想。

昔日的“白话文运动”并非用“通俗”语言传播新文化。“五四”文人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他们的“白话”不是根植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大众语言,而是自己臆造的特殊表达方式。而其创造“白话”的目的不在于说清道理和说服大众,而是制造一种新的语言环境来传播某些特定的、中国所没有的意识形态。于是,支撑这些“新文化”的基础不是汉语,而是外来语和移植词就毫不令人奇怪丁.在外来语和移植词的关系上,移植词的作用更加重要,因为一般的外来语是借用语,比如大量的科技、人文词汇,中土本无,不得已而用之。但其来源一目了然。移植词则不同。它们虽然也是外来语的一种,但多半涉及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并通过日文的汉字译文的再创造进口到中国。这一批词汇自“五四”运动以来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而且已经成为知识界“日用而不知”,甚至以为出自本土的“关键词”。这只要翻一翻任何国内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便一目了然.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互相对应的词,例如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的危害不在于“用”,而在于“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二元主义认为两个实体一正一反相斗,乃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人则相反,认为正反之间本身便有合或相互包容,并不以“斗”为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比如中国人不会为了强调男女的不同而臆造出男为“非女”或女为“非男”的概念。乾道成男,坤道生女,天经地义,没有蓄意制造的概念混乱。二元主义则强调有甲必有非甲,两者相斗,产生乙,并照此规律无限进行下去。

中国传统思想应当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仅靠移植词和外来语是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不少国内学人的思想在今日已经混乱不堪,在国际上认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权为公理,在国内则强调利益冲突,以所谓“制度”建设(例如法治建设)为第一要务。于是,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均以斗为主旨,与此同时再谈“和平崛起”,当然在外人眼中没有说服力。应该说,为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内学人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遗憾的是,他们的立论基础仍然是移植词和二元主义。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一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即以世界和“非世界”的对立关系为出发点,而更有学者干脆用它来诠释“和谐世界”.正因为如此,那些自认为价值中立、不谈意识形态的外交概念常常被别人看做是暗藏玄机。

著名的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海斯堡(Francois Heisbourg)曾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这种“价值中立”的外交概念实际上有很大危险,因为它不但让世界吃不透中国的真实意图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会造成西方重新联合起来用价值观对中国的经济竞争的实力做出回应。

中国人真的无法解释自己,让世界了解自己了吗?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加感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有道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白话文运动志在政治,与文学关系不大,胡适便谈不上懂文学。20世纪初,《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目睹当时外来语与移植词泛滥成风的现实,作过一首颇有风趣的打油诗,是为《新名词诗》:“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此处,李宝嘉列出的大量外来语现在已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移植词。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势力圈、中心点等等仍然是我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关键词”。这类词汇数量极大,大多数均有西文的对应词,是中国人讨论意识形态有关问题的主导用语。中西传统思路迥异,用词却如出一辙,无怪乎互相之间交流极难,因为中国人“重和合”的表现手段实为西方人“重争斗”的语言。

在20世纪的中国,移植词与西词词源渐渐脱离,造成我们对这些词汇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不甚了了。从而让一大批意义含混的关键词大臥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乃至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悲的是,这批移植词的造词功能极强,能够衍生出含义更加混乱的新的表现方式。在移植词“层累构造”出来的中国知识界里,不通过这些关键词就无法进行表述和交流。移植词的一大侵蚀作用是偷换汉语词汇的原意。简单举个例子,“革命”一词的西文对应词是revolution。但它与“汤武革命’的革命没有任何词义上的关系。汤武革命尽管“顺乎天而应乎人”,它同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点在于强调暴力行为,而西文的revolution兼有和平渐进和暴力革命的两层含义。所以英国1688年的不流血政变可以称为“光荣革命”,而一个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大幅度起飞也可称为“工业革命”。

最糟糕的是,通过一些西语的后缀繁衍出来大量的派生移植词,其含义更加模糊。依笔者之见,当代中国的语言中杀伤力最大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三字经’,即用三个特殊的西语后缀创造的各类新词,其能量极大,对中国人的传统思路的危害更大:一曰“性’(即-ity,表示性质的西语后缀),二曰“化”(-isation,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三曰“主义’(-ism,表示某种信仰或教条)。***本体论(ontology)、目的论(teleology)和末世论(eschatology)即通过这些后缀所创造的派生词汇,如同特洛伊木马那样,潜移默化地搅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凡是需要强调某种不可变更的属性或性质时,“性”这个词尾特别有用,因为它能够让人捉摸不定。人们凡是在界定某个概念,解释某种意识形态发生困难时都可以用它来加以掩饰。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性”本来同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没有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中国人的“性”是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表示静止状态的“事物所具有的特质”。[2]我们绝不能把孔子的那句话解释为“性质相近,习惯相远”。中国传统的“性”是一个动作过程,即人的自然倾向而不是内在的、上帝赋予的不变特质。所以“性”从心,从生,是一个生生变化的过程。西文的-ity后缀虽然多半译为“性”,但此性非彼性,其含义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个西词后缀所表示的词大多有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内容,而且最终将引向神学思维。比如说“现代”(modern)本来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描述,但“现代性”(modernity)则开始有本体论的意义,代表一种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用这个词尾不但可以生造出很多新词,而且由于其神学本体论的色彩,能够轻而易举地树立话语权威,所以为讲套话的上选语言。比如,直接强调一个人应当比别人多吃苦、少享受就没有说服力,但用“保持革命性”这样的词语就大不相同,因为这里面有了理想色彩,有共产党人的“终极关怀的”含义。

第二个西语后缀-isation同样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当代汉语中一般把这个后缀衍生出来的词通通译为“化”。化的造词功能也极强,因为它同样把很多用正规的汉语无法表达的动态过程转化为静止状态,从而为话语权威的获得提供了捷径。在中国传统中,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本义是变化,特别指人受到教育之后的变化,故化从人。移植词的“化”真则同人和动态过程没有直接的联系,成为某种有明确方向或终极目标的过程。所以,现代化、民主化之类的概念就有了“顺之者巨之者亡”的话语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化”类词汇与“性”类同样源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化”类词汇属于“目的论”(teleology)的范围,即使强调变化,也是表述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不是特殊意义的变化过程。比如“民主化”本来是一个西方特有的历史现在被认为是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至于第三个后缀-ism的滥用则更加普遍。似乎任何一种信仰、意识形态甚而个人行事作风都可以用“x x主义”以冠之,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还有表示个人行为的“自由主义”。中国是一个不排斥他人宗教信仰的国度。当年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心机也找不到一个全面反映天主教教义(catholicism)和至高位的确切词汇,最后只好做一本书《天主实义》来解释之。“主义”在西方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东西,利玛窦时代尚称***义为“实义”。毋庸置疑,中国的“主义”全是舶来品,但它的地位要高于所有的“性”类和“化”类的词汇,因为它集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于一身,话语权威自然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中相互对应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对立关系。要彻底理清移植词所带来的语言混乱只能从头做起。目前的人文社科语境陷阱,一不小心就会坠人其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一谈“性”即入“本体”论,一谈“化”即人“目的论”,防不胜防.至主义则直接进入神学思维了。恢复文言文或“五四”以前的通俗语言,如《官场现形记》那种通俗语言的条件尚未成熟。当代青年对国学毫无兴趣,卦爻未识,已谓《易》为迷信书籍。目前的矫枉之法喂有对“五四”以来引进的几套基本概念系统一一包括历史观、哲学观和经济等学说加以排查梳理,哒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让祖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精英的一大误区是以为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岂不知任何一种语境创造的恰恰是权力关系,一国之内已如此,国家之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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