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之第二篇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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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统帅机构  统帅权独立——与国务并立  帷幄上奏与军部大臣的特殊地位  大本营——陆海军部并立 2.战争领导机构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与内阁会议  联席会议的构成和运用  四相会议、五相会议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御前会议  天皇与御前会议 1.统帅机构   旧宪法规定,日本是由天皇统治的。然而,天皇却处于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地位。国务即国家行政由国务大臣来辅弼实行,其责任由担负辅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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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帅机构

统帅权独立——与国务并立

帷幄上奏与军部大臣的特殊地位

大本营——陆海军部并立

2.战争领导机构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与内阁会议

联席会议的构成和运用

四相会议、五相会议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御前会议

天皇与御前会议







1.统帅机构

旧宪法规定,日本是由天皇统治的。然而,天皇却处于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地位。国务即国家行政由国务大臣来辅弼实行,其责任由担负辅弼之责的国务大臣承担。



统帅权独立——与国务并立

旧宪法第11条规定,统帅即作战用兵,属于天皇的大权,被置于行政管理范围之外,统帅陆海军并不依靠国务大臣来辅弼,而是陆军方面由参谋总长、海军方面由军令部总长负辅佐之责。明治41年(1908年)修改的参谋本部条令规定:“参谋本部掌管国防及用兵事项,参谋总长直属天皇,运筹军务于帷幄,掌管国防及用兵计划。”因此,有关统帅事宜,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不经过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直接上奏天皇。这就是统帅权的独立,是日本特有的制度。

天皇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法律原则,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统帅方面。有关统帅权的最高责任由辅佐机构的长官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承担。因此即使在统帅组织上直属于天皇的最高司令官也只能向参谋总长或军令部总长申述意见,不经这两个总长不能越级直接上奏天皇。

这个制度基本上是参照普鲁士制度制定的。陆海军重视统帅的果断性、一贯性、机密性等,一直尊重和严守这个统帅权独立的制度,



帷幄上奏与军部大臣的特殊地位

了解上述国务与统帅之间的并立关系并不困难,问题是国务与统帅之间存在着中间性的事项。这种事项被称为混成事项或广义统帅事项。其基础就是旧宪法第12条关于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的所谓编制大权。关于上述旧宪法第12条,根据伊藤博文的宪法释义的如下解释就可一目了然。

“本条表示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亦均由天皇亲裁。此项固属负责大臣的辅佐事项,但也和帷幄军令一样,属于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受议会约束。所谓编制大权,详言之,就是军队和舰队的编制和军管区方面的武器的备置、供给、军人教育、检阅、纪律、仪式、服制、卫戍、城防要塞及海防、港口守备以及用兵准备之类均包括在内。所谓决定常备兵额也包括决定每年的征兵员额在内。”


上述混成事项,在陆军中,按其内容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有时还由陆军航空总监单独或与其他辅佐机关共同负责制定。但实施的责任,一般由陆军大臣承担。

在海军中也是如此,即混成事项也置于一般国务大臣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外,由各该辅佐机关的长官直接上奏天皇。

此外,陆海军大臣当然还要主管有关一级国务的军事行政事宜。即陆海军大臣以国务大臣的资格可以参预内阁的全面国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主管属于一般国务的军事行政事宜,并就上述混成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

有关上述统帅及混成事项的上奏,通常称为帷幄上奏。陆海军大臣的帷幄上奏,在内阁官制中得到承认并规定陆海军大臣应将上奏事项报告内阁总理大臣。

不仅这种混成事项,就是有关统帅事项,或因与国家的一般政策有关,或因与国民的权利义务有关,或者还需要预算资材等,没有—件不考虑政府的意图或国家其他方面的实际情况就施行得了的,因而调整这些关系必须分别依靠陆海军大臣或陆海军省的活动。



大本营——陆海军部并立

随着中国事变的爆发,昭和12年(1937年)11月设立了大本营。但国务与统帅之间的并立关系却丝毫没有改变。昭和12年11月17日制定颁布的大本营令规定如下。

这个大本营令与以前的大本营条令宗旨相同。

大本营令

第一条:在天皇大纛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在战时或事变时按其需要设置之。

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作为幕僚首长,担任帷幄的军机要务,筹划作战,研究其作战的最终目的、谋求陆海两军的配合和协作。

第三条:大本营的编制和工作另行规定。

大本营本来是专门处理统帅事项的机构,与国务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内阁总理以下的国务大臣不得成为大本营的组织成员。但陆海军大臣以其军事行政机关长官的资格,可率领所需随员列席大本营会议。

从概念上说,大本营是以大元帅为最高领导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完全是两个机构。即大本营分为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的陆军部和以军令部总长为幕僚长的海军部,陆本部与参谋本部,海军部与军令部分别以二位一体的形式存在。平时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并存,在大本营内部照样形成陆军部与海军部并存的状态。大本营没有统一指挥这两者的上级机构,这就要求一切都要依靠双方的协作。如前述大本营令所规定,谋求两者的配合和协作乃是设置大本营的主要任务之一。

实际上,大本营陆海军部除了分别运筹作战计划外,对谋求陆海两军的配合和协作煞费苦心。

陆海军在某一方面作战时,最好是由陆海两方的任何一方担任作战军的最高指挥官,实行统一指挥。但这种统一指挥从来也没有实现而是实行了协同作战。因此,中央统帅部每次作战都须制定陆海军中央协定,约束相互配合与协作。即使实现了统一指挥,也每每不过是单纯的作战指挥,其后勤补给机构仍然各自独立。



2.战争领导机构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国务与统帅之间的并立必然要求国家具有统一调节的机能。设置战争领导机构的意义就在这里。

昭和12年(1937年)11月,随着大本营的设置,建立了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关于国务与统帅,即政略与战略的统一调节,换言之,就是所谓的战争领导要由这个会议做出决定。

然而,这个联席会议是由政府和统帅部协商建立的,不象内阁会议那样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因此,联席会议的决定不象由内阁官制赋予权威的内阁会议的决定那样具有法律效力。不过,联席会议的成员都有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忠实执行会议决定的惯例。



联席会议与内阁会议

事实上,政府根据决定事项的内容,将需要经过内阁会议决定的事项重新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经过所谓内阁会议议决这个手续后再付诸实施。在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时,根据需要从决定事项中略去统帅事项不加审议,以遵守国务与统帅的并立原则。

此外,在统帅部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各自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幕僚长,分别处理会议决定的事项。

如前所述,联席会议并没有任何法律性的权威,会议的决定仅仅是一种协定。但在实际上,政府和统帅部对此都十分重视,努力促其实现。因此,联席会议在领导日本战争上具有最高的实质性权威,起了巨大作用。

按照惯例,联席会议关于重要事项的决定,须上奏天皇,请求裁可。当然,如前所述,这时政府事先已经通过阁议作出决定。通常是由内阁总理大臣和陆海军两统帅部长一起并立上奏。不过,这是对国务应由首相、统帅应由两统帅部长分别履行的手续,由于需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采取的权宜措施。



联席会议的构成和运用

联席会议的成员,根据不同时期和议案的内容前后有过若干变更。固定成员,政府方面有首相、外相、陆海两相;统帅部方面有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等6人。此外,藏相和企划院总裁曾在某段时期内连续参加会议,根据需要,其他阁僚也曾临时出席会议。第二届近卫内阁时期,国务大臣平沼骐一郎以副总理身份特别列为联席会议成员。统帅部方面为了辅佐两统帅部长,两统帅部次长也曾随时列席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设有干事,干事负责起草、整理议案及处理会议的一般事务性工作,由内阁书记官长、陆海军军务局长担任,后来,综合计划局长官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联席会议的议案由政府和大本营根据需要随时提出。然而大本营方面的提案,总是要在事前取得大本营内陆海军部的一致意见,并且还要取得列席大本营会议的陆海军大臣的同意。即大本营的提案实际上可以说是陆海军省和陆海军统帅部的共同提案。众所周知,要达到这种陆海军之间的意见统一,在很多场合,需要经办人各自带着上级的意图进行长期的、多次的而且是执拗的讨论和争辩。

这样,日本的战争领导,实际上要受陆军、海军和政府三足鼎立的会商协议的制约,往往缺乏思想的统一、施行政策的果断性和一贯性。

如的所述,昭和12年(1937年)11月设立了联席会议;第二年1月,在讨论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对华媾和谈判问题的联席会议上,陆海军统帅部主张继续谈判,政府则主张停止谈判,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两者之间产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最后,由于代表陆军统帅部的多田骏参谋次长表明了完全交由政府处理的态度,才使事念姑且有所缓和。但后来在联席会议的运用上,政府和大本营之间却产生了隔阂。



四相会议、五相会议

政府方面还设置了所谓四相会议和五相会议,采取由少数主要阁僚积极有力地推进重要国策的方针。调整政府与统帅之间的关系,很多地方要依据陆海军大臣的活动,因为他们既是这些会议的成员又列席大本营会议。

然而,如前所述,昭和15年(1940年)11月,领导阵容大换班的陆军统帅部提议,应随时召开联席会议,以便更好地统一和调节国务与统帅之间的意见。在11月26日的五相会议上,政府同意了陆军统帅部的上述要求,决定每周星期四定期召开大本营和政府联席恳谈会。会址由皇宫改为首相官邸。此后,联席座谈会与内阁会议一样,原则上定期召开,但有紧急议案时则临时召开,及时灵活地讨论战争领导事宜。

与上述联席座谈会相并行,大本营和政府还每周定期召开一次情报交流会议。这个会议除联席会议成员外,陆海军统帅部的情报部长和外务省有关官员也特邀出席,汇报战局及国际形势等情报,这已成为惯例。

昭和16年(1941年)6月德苏开战后,国内外形势紧张起来,从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开始,7月20日大本营和政府商定,为使联席会议的活动更加灵活和强而有力,妥善地处理局势,决定将会址又从首相官邸迁到皇宫。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上述联席会议的活动要领,以大同小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只是在昭和19年(1944年)7月,小矶内阁成立后,将联席会议改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议活动要领在形式上有所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末期,小矶首相和铃木首相曾奉天皇特旨列席大本营会议。不过,这只是让特定的军人出身的首相,和陆海军大臣一样,列席大本营的作战用兵会议,大本营的性质及国务与统帅并立的原则并没因而有任何改变。实际上,小矶首相和铃木首相只是列席大本营陆海军部之间例行召开的作战汇报会,得以了解到作战用兵上的实际情况而已。



御前会议

如前所述,按照惯例,联席会议上决定的重要国策要上奏天皇批准,特别重要国策的决定,要经过御前会议讨论。

这里所说的御前会议,是指在天皇面前召开的会议,而不是由天皇主持的会议。换言之,所谓御前会议,大多具有以在天皇面前讨论的形式,使重要国策的决定情况得以上达的性质。因此,御前会议的议案要在事前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下来,在御前会议上是没有变更余地的。而且关于提案的理由和必要事项的说明等,也要照例在事前经过有关当局的讨论同意。此外,天皇有时亲临研究作战用兵事项的大本营会议,这也称为御前会议。

正因为这里所说的御前会议具有上述性质,所以在政府方面,尽管是御前会议决定的事项,也同对待联席会议的决定一样,当然要另外履行通过内阁会议的手续。

御前会议的与会者同联席会议的与会者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御前会议照例有陆海军统帅部次长出席,并作为会议的成员签署议案的裁决,这是一种惯例。

另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将枢密院议长也列入会议出席者之内。枢密院议长出席御前会议,伊藤博文时也有过先例,这除了具有枢密院议长回答天皇咨询、审议重要国务的意义外,还具有代表重臣的意义。

御前会议和联席会议一样,并没有议长之类的人,只是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会议。而议事的进行,如上所述,是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发言事项,按预定的程序进行发言的极其形式化的东西。会议最后由枢密院议长与政府和统帅部之间进行质疑和答辩。这在事前没有任何联系和准备,是即席进行的。特别是原枢密院议长在职时期,每次出席御前会议都围绕议案的宗旨及其细节向政府和统帅部提出详细周到的质询,进行极为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天皇与御前会议

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一般不作任何发言,也不表示态度,只是在闭会后对表决过的议案给予裁决。

如前所述,在昭和16年(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的发言是破例的。此外,在结束战争的那次御前会议上,发生了实际是天皇在会上亲自裁决结束战争这种从来有过的事情。不过,形式上这也不是天皇的裁决。因为会后重新经过内阁会议决定,履行了通常的上奏裁决手续后才付诸实施。

天皇对政府与统帅部一致同意的事项甚至连否决权也从未行使过,只是当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在上奏事宜中含有明显的矛盾时,有过保留批准的情形。

但事实上,天皇对国务与统帅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量和感化力量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以至婉转的领导。天皇经常对进宫上奏的国务大臣和统帅部长提出种种质问。上奏者能够从天皇质问的内容和在听取回答时表示的态度察觉出天皇的意图。

这时,天皇经常给予启发和暗示,或对上奏的事项表示出相当强烈的感情上的爱憎。实际情况是:上奏者对天皇的这种态度极为关切,都为如何能符合天皇的意图,满足天皇的希望而苦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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