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之所以能够将新朝代西汉,并不仅仅是靠什么收卖人心。后来在反对王莽战争中,刘氏皇族们高呼“人心思汉”,其实在王莽之“篡位”前,天下人心实在是思变的--思变朝纲,另有新君,以更始革新。


有汉一代,土地兼并一直是社会第一大问题。西汉自武帝后,官僚豪右倚势凌夺,强兼土地,至使无数平民破产,成为流民。并且越演越烈,到西汉未,情势已经糟糕到了极至。不仅皇族官亲与地方豪右强吞土地,富商大贾也仗其财富,大肆掠卖兼并。比如成帝哀帝时期,仅在长安附近,便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与苴氏等,依富豪夺田土。其余郡国则更遑论。


另一方面,上层统治者也日益荒淫糜奢。《汉纪》载:元帝时关东十一郡国大水,人民相食,而元帝却置之不顾,“日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官僚贵族生活穷奢极欲。《汉书,贡禹传》有记:“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名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如果耗奢!!上行则下效,风糜之下,一般的官僚地主也无不贪财贱义,好声色尚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然而这些挥霍所费从哪里来的呢?是靠“缘奸作邪,侵削细民”,盘剥百姓得来的!(《汉书》)。由于统治者淫轶无度,至便国库虚空,民穷财尽。“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老百姓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或者土地被官僚豪强占了去,被逼破产,沦为流民到处流浪,辗转他乡疴死沟壑,尸为猪狗所食,或沦为奴婢,与牛马同栏,生不如死;侥幸还有着自己一小片土地耕种的,却又不堪苛暴征敛,无休盘剥,虽累死不能稍歇。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怎么活下去?所以当时已经人人离心,人心思变了。在师丹的“限田限奴”的主张破产后,思变更是从“思想”上升到了具体行动。昭宣之时,已有人胆大包天,说汉运将终,应改朝换代。成帝时有方士甘忠,更作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后来的哀帝居然也信了,并因此改元,不称汉帝,而改叫“陈圣刘太平皇帝”。虽然是闹剧,可见当时情况,已到了连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相信非变乱不可了。


王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台的。究其实,王莽之所以得势,本为汉家皇帝之赐。成帝荒淫嬉游,殆于朝政,于是将朝权交给他的舅舅们。而王莽这个人呢,老实说确是不错的,折节向学,仗义疏财,善待儒士,郡国有灾,即捐财产以赈济,又废呼池苑,使民耕作,并在长安建住宅二百区,使寒士居。因此颇得天下人心。这样的人执撑了朝政,应该说是当时天下的福气。哀帝即位后,忌惮王莽,王先生于是退回封国,而没有依仗自己已经很宠大的政治势力与刘汉皇室勾力作对,强行夺权。可见王莽之取天下,实在并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野心,倒是颇有些“我不为帝,如天下何”的意味呢。


王莽先生上台后,很有心做一番事业,而且他也确实尽力做了,比如实行“王田”“私属”制以革土地兼并及奴婢买卖的弊病,实施诸如五均。赊贷、六莞等充满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政治措施。可惜的是,在客观上,西汉王朝数百年积弊已是如此的深,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种种利害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王莽先生,老实说才具中等,缺少一个英明君主斩绝超卓的政治胆略与手段,结果改革起来,拖泥带水,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势力宠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触怒了,而强烈盼望着新君给他们带来福祉的下层民众,也最终失望并且愤怒。而且王先生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有很大失误,比如改革币制,用小钱换百姓的大钱,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的,结果弄出了不小的漏子,“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农商换业,食货俱废。(《汉书,食货志》),闹得民怨沸然。而他任命的掌管五均六莞权的人,又多是富豪,这帮人得志,一门心思自个儿发财,百姓不但鲜尝到五均六莞的好处,反而大受这些推行官僚的苦,更是怨更载道。


另一大失策,是对周边藩国政策的根本性失误。王先生欲威服诸藩,结果弄得四处狼烟,东北高丽,北方匈奴,西北西域诸国,迭起反抗。王先生连年用兵,不能削克。繁重残苛的兵役赋役,更使天下百姓如处水火。


如此内外交乱,民不能堪,于是“悉起为盗贼”。刘室宗亲这时候趁火打劫,编造出个“民心思汉”,混进起义队伍,并最终篡取起义队伍领导权,最终得了天下。后汉人作史著述,当然不会揭自家祖宗的烂疮,辩证地指出西汉未天下之所以变易,其实是西汉政权腐败所致,而千方百计把一切脏水都往王莽先生身上泼,说他狡猾,骂他野心,笑他无知。这时候真替王先生屈得慌,如果不是他老先生仁义,篡汉后没有大肆捕杀汉宗宗族,将刘氏皇亲国戚一古脑儿全砍了就象后世之南北朝模样,则即便是自己最终照样倒台,而身后之国,将不复再是刘氏江山,则评史者庶几会对他老人家克公克正一些,至少不会再这样先替刘氏老子辈背了黑锅,后又被他们的孙子辈当仇贼骂。所以说要干大事就不能再存做好人的心,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