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汉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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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读书的时候读历史,对于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历史书上大部分归结为农民起义,而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无一例外就是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因此,历史书上总是说这些农民起义葬送了某某王朝,或者给予某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当时的我,并没有往深层次里去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仿佛农民起义是王朝覆灭的主因乃是天经地义一般。不过,随着后来书越读越多,这种想法逐渐动摇,难道这真的是所有王朝不可逃脱的宿命?细细思之,心中渐渐颇不以为然,因此,觉得有总结一番斥诸笔端的必要,纵贻笑方家也不去管它了。

读书的时候读历史,对于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历史书上大部分归结为农民起义,而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无一例外就是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因此,历史书上总是说这些农民起义葬送了某某王朝,或者给予某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当时的我,并没有往深层次里去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仿佛农民起义是王朝覆灭的主因乃是天经地义一般。不过,随着后来书越读越多,这种想法逐渐动摇,难道这真的是所有王朝不可逃脱的宿命?细细思之,心中渐渐颇不以为然,因此,觉得有总结一番斥诸笔端的必要,纵贻笑方家也不去管它了。


作为一个汉族人,汉王朝的覆灭,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历史的车轮缓缓的碾过汉王朝四百年的轨迹,到了东汉末年时,汉王朝爆发了历史上声势最大的一场起义--黄巾大起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钜鹿人张角振臂一呼,天下太平教徒裹黄巾反者一夜之间如蜂集蚁聚,百万黄巾,并非小说家言。这场起义确实严重的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但要是说动摇统治根基却似乎有点过了,因为汉王朝的根基早已残破不堪了,无所谓再动摇了。其实,很多人读到这里,往往会想,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参与太平教乃至参与黄巾起义?为什么汉王朝会一夜之间爆发如此规模的起义?政治腐败?横征暴敛?贪官横行?是的,这方面的原因肯定是存在的,但却不是最主要的。什么是主要的呢?且讲本人一一分说。


汉朝的赋税从汉初到汉末其实都不是很重,最差也是“十税一”,有过“十五税一”,也有过“三十税一”,甚至有过不收税的时候,汉末时候的税收政策也应该维持在十税一到十五税一之间,这跟汉初差不多,可就是同样的税赋政策在汉初造就了“文景之治”,到汉末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会出问题,那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口增多。汉初有多少人口?汉朝建立的时候,全国的人口不足2000万,应该也就是1000万出点头。而汉末有多少人口?据后世的统计为5600多万,这还不包括一些被刻意隐藏的人口(至于为什么会被隐藏,下文将会提到)。这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汉末与汉初相比,人口增长近四五倍乃至更多,而汉朝的疆域虽然扩大了不少,但是耕地面积却增长不多,这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所以,这样一来,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就减少了。举个例子,原来需要10亩田才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现在家人翻了几番,变成了二十个,这10亩田就养活不了这家子人了,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汉朝晚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何谓流民?就是失去土地而四处找生活的农民。这些人是生活在汉末最底层的阶级,赤贫如洗,一无所有,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这些流民就是后来黄巾起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人口的增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加速了贫富分化,加重了阶级矛盾,是汉朝覆灭的第一原因。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汉朝的统治阶级知不知道汉朝有这么多流离失所的流民呢?应该说是知道的,汉朝的统治者开始还采取了一些赈济措施,但是到了后来,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因为大汉朝的国库已经空虚了,没钱了。汉朝政府的国库收入在汉末的时候应该维持在20亿钱到30亿钱之间,当然,汉朝还是有一些老底子的,上百亿钱应该还是有的,但是,最后,钱没了,原因很简单,西疆凉州一带的羌族发生了叛乱,政府为了平定叛乱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这场叛乱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几十年,最后也没有完全镇压下来,但国库却已经被耗空了。羌族为什么会叛乱?或者说是起义?当然,这确实跟很多贪官污吏有关系。汉朝一直以来并没有正视过羌族的地位,羌人在汉朝的地位比不上归属的匈奴人。匈奴人归属汉朝后,汉朝给予了匈奴人很大的自治之权,而条件就是承认大汉朝的统治地位,汉朝跟其它异族(如鲜卑)作战时,匈奴人派出族中军队予以协助,所以,匈奴人在归属汉朝后日子过得还是相对滋润的。而羌人就不一样了,羌人归属汉朝后,需要接受汉朝地方官的统辖,自治权很小。这与羌人从末形成过统一的国家有关系,都是相对独立的部落,不像匈奴人一样抱成团,因此,汉朝可以将各个部落,如先零羌,白马羌,烧当羌分拆开来置于各郡之下,接受州郡长官的统治。而汉朝的统治者对凉州的态度本身就不是很重视,这跟东汉定都洛阳有关系。凉州,离洛阳远着呢,中间还隔着一个关中,所以,在东汉的时候,凉州由于不受重视,所以吏治非常腐败,不管是哪方势力,都把凉州当成了一个捞钱的地方,当时凉州不仅是羌族活不下去了,后来,连凉州的汉人也活不下去了,因此,开始只是羌族反抗,后来,汉人也参加了叛乱,有汉族参加的叛乱性质远比单纯的羌族起义来得复杂得多,因此,凉州成了东汉后期的花钱桶,数以百亿记的钱财花在这个地方。到了汉末,朝廷甚至一度有过要放弃凉州的打算,可见汉政府对凉州确实已经难能为力了。因此,凉州的叛乱是汉朝覆灭的第二个原因,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朝廷国库空虚,无力赈济流民,给了太平道可乘之机。

什么是太平道呢?太平道是汉末道家的分支之一,汉末道家大致有三大分支,一是张鲁父子的五斗米道,一是于吉的太平青领道,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张角的太平道了。太平道之所以会利用流民进行起义,其实质上是学术思想争斗的升级版。众所周知,汉初采用的学术思想是道家的黄老之术,黄老之术是道家的一种思想流派,这种思想,在汉初的时候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文景之治”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属于它。到了汉孝武(武)帝时,皇帝想有所作为,而崇尚无为的黄老学说显然不是汉武帝所要的,最后,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经过改良版的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施政纲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学说一下子从执政堂变成在野党,地位一落千丈。对于这种落差,道家学派肯定是心有不甘的,因此,道家的传承人无时无刻不以重返朝廷为目的,在汉孝武之后,道家学派的人做过很多次的努力,但是最终都由于既得利益者--儒生出身的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而到了汉末时,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时作为国学的儒学已经渐渐的僵化,没有完成自我提升的蜕变,无力解决国家危机,使得很多人对此不满,个别人开始谋求新的出路,而此时,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汉初造就“文景之治”的道家学说。但是想采用道家学说是一回事,让道家学派重立于朝堂之上却是另一回事,这会对当时大官僚地主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虽然汉末不少人都在重新接受道家学说,但是却鲜有人提出让道家这个“在野党”重回朝堂。张角,号“大贤良师”,依靠传教,当时在民间乃到官场都有很高的声望,当时不少大儒都与张角有良好的关系,很多朝廷大员家中都悬挂着大贤良师的画像。虽然有着很高的人望,但是张角心中清楚,想依靠这些让道家得以返回朝堂无异于痴人说梦,这就好比皇帝也敬神仙,但如果神仙说,你这皇帝别做了,让我来做吧,再傻的皇帝也不会同意。张角显然不会放弃,于是就想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道家治国的理念。张角自己想不想做皇帝呢?这个很难说,不过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在不破坏汉朝统治的基础上,来实现道家执政的理想,这从他起义时自号“天公将军”就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张角为了这一次农民起义准备了很久,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当时有些高明之士可能猜测到了张角的意图,但是朝堂上却没有这个意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计划时间为公元184年(该年是甲子年),可是到了184年2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一个叫做唐周的人跑到了朝廷告发了太平教的起义阴谋。唐周何许人也?张角的弟子之一,也是太平道的高级成员,因此,他对起义的规划应该是很熟悉的,关于唐周告密的动机今日已经无从揣测,但是他的告密行为无疑是给了即将起义的太平教一个沉重的打击。汉政府接到了告密后,大惊失色,立即擒斩了太平教起义的的京畿地区负责人马元义,跟太平教来往过密的洛阳高门大户一千余家被抄家灭族,司隶部(京畿地区)的太平教徒几乎被连根拔起,太平教的起义失去了最厉害的杀手锏。若是没有唐周的告密行为,这场在汉王朝眼鼻子底下就能爆发的起义能带给汉王朝多大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张角得知事情败露后,虽然此时准备尚未到位,但已经由不得他了,只能于仓促之间提前发动了起义,刹那间,漫天盖地的都是头裹黄巾的太平教徒,史称为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声势很大,同样破坏性也很大,像蝗虫一样所过之处化为灰烬,那些本来生活尚可的平民在遭受起义的冲击之后也变得一无所有了,想要活下去也唯有跟着黄巾军去了,恶性循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面对这样的起义,汉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措施,汉王朝派出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北军。不过北军人数有限,只有区区五万人,还不能全部派出去,因此,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只能沿路收集地方的郡国兵与地主豪强的武装,但这个人数不会太多。汉王朝军队的战争力无疑是非常强悍的,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无疑也是非常称职的,无论是皇甫嵩、朱隽还是卢植,都是文武兼备的人物,皇甫嵩长社一把火,烧掉了豫州黄巾数十万人,而卢植,这个历史上刘备与公孙瓒的老师,更是只用了四五万人就把二十万黄巾精锐连同张角一起围困在钜鹿,让张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几乎无所作为。结果,就在这一年十月,张角在忧心如焚之下病逝,两个月后,随着钜鹿被攻占,张角的两个弟弟战死,黄巾起义实际上就已经失败了。虽然,各地的零星战斗不止,甚至持续十几二十年,但那已经不叫起义军,而是一支支几乎没有任何理想的山贼部队,只能称之为山大王了。道家学派的抗争再一次失败了,但是,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其实,黄巾起义并没有完全失败,他成就了后来的曹魏。据后世考古发现,曹操所在的曹氏家族,可能是隐匿得很深的太平道教众,因为曹氏宗族墓地的墓砖上赫然刻着“苍天乃死”,而曹魏成立后的第一个年号是“黄初”,联想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应该不是纯属巧合吧。说到此处,应当指处的是,黄巾起义只是一种表象,其根本还是来源于儒道两种学术的交锋,而那帮参与起义的农民与流民,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可怜虫罢了。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各地的黄巾余部的零星活动还在大范围内长期存在,汉王朝已经无力再将北军一一派往各地去平叛了,因此,汉王朝下令各地的豪强地主募兵自守,同时,汉灵帝听信了宗室刘焉的进言,将各州的刺史改为牧。例如,原来的冀州刺史就变成了冀州牧了。州牧相对于州刺史,无疑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州牧有自行任免下级郡守的权利,而州刺史却只有监督的权利,需要任免时还要由朝廷同意才能进行。另外,州牧能够募军,这个政策其实对于后期的黄巾零星起义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汉末的诸侯割据却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刘焉的进言无疑是加速了汉帝国的崩溃,因为刘焉自己本就有不臣之心,想获取更大的权力,而这无疑是取得更大权力的光明之路,但也为汉帝国的覆灭之坑深挖了三尺。话题转回来,各地豪强地主得到了募兵的权力后,就开始大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当然,大部分人应该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宗族,而不是为了造反。有汉一代,豪强地主的势力一直很大,但是到汉末时,无疑已经是大得吓人了。开始说了,据后世统计汉末应该是五六千万人以上,但是汉朝官方的统计一直只有2000万纳税人口,剩下的几千万人哪里去了?都被这些地方的豪强地主吞没了。这些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土地需要人耕种,因此会招募佃户,而佃户只需要向地主交纳地租,不纳入朝廷税收的征收对象,而这些士绅地主也是不需要向朝廷交税的,而且土地兼并也导致了汉朝的税收大量减少,从汉武时期的八十亿每年下降到了汉末的每年二十亿左右。这些豪强地主除了控制土地和人口,还逐渐控制地方人才的推荐与选举,门生故吏到处都是,这就形成了汉末的门阀,当时名动天下的门阀,像袁绍袁术兄弟所在的袁阀,杨彪杨修父子所在的杨阀,许邵、许靖兄弟的许阀等等,可谓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之庞大,令人咋舌。举个例子,当时徐州地区有一个糜氏家族,就是三国演义中以妹嫁刘备的糜竺、糜芳兄弟所在的家族,这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门阀,已经数代没有人出仕了,徐州像这样的地方豪强还有好多家,像赵昱所在的赵家,陈珪陈登父子所在的陈家,曹豹所在的曹家,都不比糜家势力小。但就是糜家,以妹嫁刘备时,陪嫁的物品里面,居然包括三千精壮家丁,据说这就是刘备后来的起家部队。因此,门阀势力之大,已经不是后世人所能梦想的了。这些门阀,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各地割据势力的组成部分。像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之流,本来就是门阀子弟,而诸如刘表这些宗室的背后,就有荆州蔡氏、蒯氏等等门阀的身影。因此,门阀的形成是汉末割据势力产生的温床。

谈起门阀,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名词:士族。汉朝后期的士,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汉朝后期的士,指的都是文士,不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在汉朝中后期,武士已经失去了士的身份,由武士变成了武人。失去士族身份的武人,成为了包括士族在内的各方势力争夺权柄的工具。武人在当时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变成了鄙夫。武人一直希望能够在朝堂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而不是沦为附庸,但是很多人的努力,都失败了。像前后平定凉州叛乱的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皇甫规、段颎、张奂三人,虽然后来都当上了高官,虽然他们也都拜在大儒门下,饱读诗书,甚至著书立说,但依然被士族斥为鄙夫,不被人接受。镇压黄巾起义的三将中,朱隽,卢植本身就是海内人望的大儒,只有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武人出身,虽然他的功劳最大,灵帝时代的名将不作第二人想,但当他当上了冀州牧,权势滔天时,平素与他交好的士人们纷纷中伤,不久就被召回了洛阳。由此可见,武人要想在朝堂中取得势力,其难度不亚于道家的重返朝堂。二者都希望与儒家士子和谐共存,但是都失败了,最后,都采取了暴力路线。当然,武人中采取暴力路线的不是皇甫嵩,而是董卓。董卓,这是读汉末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武人的名字。董卓,良家子出身,也就是平民出身,凭借战功一步步由下层士兵当上了一方大员,当然,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董卓自己才知道了。董卓的出身,让他不敢奢望成为朝廷九卿之类的官员,他只能依附于各方势力,而灵帝去世之后的外戚宦官争权,无疑为董卓提供了一个机遇,董卓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之后,成功的入主洛阳,通过废立之举,一举控制了朝政,不过,士族势力无疑不会让董卓武人主政的梦想成真,当时,士族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周旋于朝堂之内,而一些少壮派的士子,如袁绍、曹操之辈,便离京到地方上组织反董势力,其实各路诸侯反董之前,董卓在洛阳的作为并没有太多过分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废立之举,没有在主政后就大肆培养个人势力,也没有太多的夺取士族手中的权柄,还是依靠士族来维系朝政。董卓后来的丧心病狂,是来源于不被士族接纳,甚至联合反对后暴发的。这次反董行动,出现了几个极其不好的现象,一是矫诏,就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导致汉室威信大降;二是地方擅自出兵,这是造成诸侯割据的第一步。诸侯起兵讨董,其实演义中所说的十八镇诸侯讨董,只是小说家言,其实际并没有来几路,甚至连身为盟主的袁绍也没有到场,虽然这场反董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军事效果,但是对于董卓来说,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州郡的反叛,让各地的赋税收不上来,让本来空虚的国库雪上加霜,好在董卓入京时,得到了敛财高手汉灵帝的库藏,总算能勉强维持,但是董卓感到了恐惧,因此董卓做了一个决定,迁都长安。很多人认为董卓的这个决定是愚蠢之极,其实,从董卓的角度来说,也不能算是完全错,洛阳周边与关中地区都是门阀势力极强的地方,董卓虽然控制了洛阳,但是与自己的老巢凉州之间还隔着一个关中,一旦关中的士族也加入反叛,堵住了函谷关,截住董卓与凉州之间的联系的话,那董卓就会腹背受敌,失去根基,因此,董卓迁都关中也并不算太错,只是手段太过激烈与残暴。

士人虽然与武人之间争斗得很厉害,但士人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儒家在汉朝初年时便已经分流了,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也不是正统儒学,而是整合了当时的道家、法家与墨家乃至阴阳家,到了汉末,就形成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正统儒学、新儒学等几种流派,所以,儒家自己内部的争斗也很厉害,今文经学是朝廷的官学,但古文经学,正统儒学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地位的争取,而新儒学,是汉末大儒马融、郑玄开始融合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改良版,其实,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双方读的书其实差不多,很多今文经学者都读过古文经学的书,而古文经学者基本上都读过今文经学的书,因为今文经学是官学。按理说,双方不应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实际情况有过之无不及,原因其实还是治国理念的区别,今文经学提倡礼治,即礼重于法,而古文经学提倡法治,就是法重于礼。其实,我个人更偏向于古文经学的法重于礼,毕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现代人所提倡的。对于两种学术流派来说,法与礼都是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谁为主,谁为辅。汉末的吏治腐败很大的原因就是今文经学的“隆礼重法”,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刑不上大夫”,而古文经学却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双方的胶着点。士人内部的纷争其实也是治国路线的争斗,这种争斗虽然不是白热化,但是对朝政的走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直接作用于朝廷的党争。

汉末朝廷几大势力主要是外戚、宦官、士人与宗室,其中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尤其残酷,这跟东汉中期之后,无成年皇帝继位有很大的关系,皇帝年幼,太后主政,必然要借重自己娘家的势力,这就造成外戚势力的庞大,而皇帝成年后,要取回自己的权柄,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这就造成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宦官里面,也不全是坏人,像曹操名义上的爷爷曹腾,就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宦官,跟后世的宦官有所不同,并不完全是贫民子弟,其中有很不少也出于士族家庭,因此,读过诗书的宦官也有知礼义廉耻的。说起汉末的宦官阶层,众所周知的是“十常侍”,十常侍里面两个为首的,一个叫张让,一个叫赵忠,张让被汉灵帝称为阿父,赵忠被汉灵帝称为阿母,当然,这是汉灵帝小时候,大了之后估计不这么叫了,毕竟太丢人。十常侍当时的权势很大,大到连皇帝在没有取得足够的势力时也无法控制他们,汉灵帝的舅舅就被十常侍下狱害死了,但是汉灵帝不敢管,南阳的富户何进,祖上是杀猪的屠户出身,身份不高,就是走了十常侍的门路,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宫当了皇后,而汉灵帝的一个宠妃王美人,在产下皇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之后,被何进的妹妹何皇后借十常侍之手鸩杀,汉灵帝也不敢问罪,只是将刘协委托给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怕再被害死了,这也为后来董卓的废立提供了机会。黄巾起义之后,何进在十常侍的支持下,当上了大将军,主持平叛。大将军这个位置,已经是外戚势力的顶峰了,何进开始与十常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与张让,两人之间还是亲家的关系,但是自从何进当上了大将军,拥有开府建衙的权力后,与十常侍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而这个时候,一直不显山不露水处于蛰伏期的士族势力伸出他们的爪牙。士人与宦官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更是让士人对宦官的仇恨到了骨子里,但开始何进与宦官沆瀣一气,就不是士族可以抗衡的了,所以只有选择蛰伏,但何进一当上大将军,掌握了北军的控制权,士族就开始扶持何进对抗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袁绍、曹操等士子都开始在大将军府担任职务,其中在黄巾起义时被赦免的党人,也有一些加入了何进的势力中,导致何进的势力迅速膨胀。何进收拢这些势力,终于引起了宦官集团的警觉,可此时何进羽翼已成,一时之间宦官无能为力,双方势力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而汉灵帝此时在干什么呢?汉灵帝一方面在敛财,一方面在做着废长立幼的工作,汉灵帝宠爱王美人,爱屋及乌的喜欢刘协,而不喜欢何皇后生的嫡长子刘辨,当然,这也与刘辨幼年时期养在道观缺少教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明显的,此时,十常侍已经不能让汉灵帝信任了,尤其是王美人直接死于十常侍之手,十常侍也不可能看着刘协当上皇帝,因此,汉灵帝开始扶持小黄门蹇硕为首少壮派宦官势力,以抗衡十常侍与何进,并为此成立了西园八军,以蹇硕为上军校尉,节制其它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蹇硕的指挥。但显然,西园军被其它各方势力渗透得很厉害,尤其是士人,毕竟十常侍也好,何进也好,他们的手上都没有多少可以领军的人物,而士子中的人才无疑是一抓一大把,袁绍、曹操都成为了西园八军中统领一军的校尉。汉灵帝去世后,没有掌握实际权柄的蹇硕很快就被何进所杀,汉灵帝的计划流产,刘辨当上了皇帝。何进大权在握后,与宦官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太后与皇帝都掌握在十常侍手中,何进投鼠忌器,采取了一招愚不可及的办法,招诸侯进京,而得到消息的宦官势力先下手为强,在皇宫内杀了何进,但没有及时接管军队,军队为士人暂时掌握,杀进皇宫,宦官势力被连根拔起,但是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势力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切都为董卓铺平了路,来不及整合西园八军与北军的士族,明显不能抗衡手握西凉铁骑的董卓,士人的卞庄刺虎之计生效了,但却被黄雀在后的董卓掠取了胜利果实。在这些朝廷的争斗中,宗室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宗室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势力,其中刘焉、刘表、刘虞、刘岱、刘繇都是手持一州权柄的州牧或州刺史。其实,正是因为这些势力的拼杀,导致了朝廷很大的力量都被牵涉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人关注国计民生,也没有多少人去开疆扩土,这就是汉朝的萧墙之祸。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各方势力本身,其关键还是在于皇帝,或者说是皇权,自孝武以后,皇权得到了很大的强化,原来臣相负责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转到了皇帝手中,如果是圣明君主,自然能把握,但汉末尽是末成年皇帝,皇权被外戚、宦官等势力轮流控制,几方势力誓死拼杀的目标也就在于控制皇权,以达到挟天子以令州郡的目的。

另外,说起汉朝覆灭的原因,还得提到汉朝的另一个基本国策,那就“重农抑商”,汉朝自孝武帝以后就开始抑制商人势力,这个国策也被后世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毕竟历史上吕不韦的例子让很多君主望而生悸。但是汉朝过度抑商导致了农业人口过剩,不能向工商行业转化,而且商人势力在汉末的式微,也导致了商业赋税大量减少。但是一个朝代不可能缺乏商业,汉朝的商业状况到底如何呢?汉朝的商业依然存在,但也跟土地一样被豪强地主所掠夺。尤其是盐铁,自孝武帝采纳桑弘羊之策将盐铁收归官营后,在汉武时期确实缓解过国家财政的压力,但这只是饮鸩止渴,到了汉末,盐铁两项官营产业,每年的收入已经大幅缩水,大量的钱财纳入了各地豪强的手中,像河东的卫阀,就一直暗中控制着河东地区的盐产业,像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也间接促使豪强势力的崛起。


其实,汉朝覆灭的原因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也因为有汉以来一些国策的原因而导致,但无疑,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笼统的解析为政治腐败,综合起来看,其实有很多祸根都是孝武皇帝弄出来的,例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例如重农抑商盐铁官营,例如剥夺相权加强皇权啦,例如向各郡县派出刺史(原来只有郡县没有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形成了州,加大了地方势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些,才是汉朝覆灭的因,而到了汉末,只是咽下这枚苦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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