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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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治大正时代



明治维新——富国强兵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下的世外桃园迷梦,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它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瞠日而视,同时又对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锋利势头感到惊愕。也可以说明治维新就是以欧美物质文明的东渐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这种外部刺激为契机的历史的产物。

这样一来,后进国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日本与亚洲大陆

在这种形势下,面对着清围和俄国对朝鲜的侵略野心,日本无论如何是不能漠然视之的。这是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朝鲜半岛宛如从亚洲大陆上伸出的一把匕首,对准日本列岛的侧腹。因此,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同日本保持政治军事紧密关系的稳定势力,是日本国防上所必需的重要条件。这是无需援引美国著名的战略家马汉 [ 译者注: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评论家,主张海军战力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战略思想有较大影响。 ] 的远距离防御理论便可理解的。

正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曾不得不援助英国同德国作战一样,日本也不得不援助韩国先后同清国、俄国作战,这就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由于还有美、英的援助而获得了胜利,其结果,日本在满洲获得了若干权益。这些权益就是俄国从明治31年(1898年)以后在满洲所获得的那些利权,即关东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以及附带的驻兵权等。

明治维新使日本民族从锁国和封建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尽管还不充分,但毕竟沐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使其天赋的生活能力旺盛起来,生产发展,人口增长。这些因素同民政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相结合,便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上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却专门依靠大陆上列强间的势力均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掠夺殖民地,剥削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与此相反,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

明治43年(1910年),步入日韩合并阶段,朝鲜划归日本版图,日满的特殊紧密关系日益加深了。大凡领土接壤,就要产生特殊的紧密关系,这是极自然的道理,也是国际间所承认的惯例。大正6年(1917年)11月2日,美国在所谓石井·兰辛协定中曾经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国两国政府承认,国家间领土接近会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同日本属地毗连的地方。” [ 译者注:译文据《国际条约集》。 ]

日本在满洲,从南满铁路开始,对各种企业进行了投资。到满洲事变 [ 译者注: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 爆发以前,其投资总额约达16亿8千万日元。对满洲这种规模的经济开发,由于日本陆军驻扎在南满洲,治安得到了保障,与战乱频仍、兵匪猖獗的中国内地不同,进展异常显著。从朝鲜和中国内地迁入满洲的人数,出现每年突破一百万人的盛况。明治40年(1907年),满洲人口约有1700万人,到事变爆发前竟达到了3300万人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日英同盟的情谊,站在协约国一边同德国作战。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战后从欧美各国所得到的报酬却是一系列压迫日本的政策。特别是由于培理提督率舰叩关导致日本开国以来,一直对日本保持不寻常的友好感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支援的美国,这时却突然一反常态,充当了对日本施加压迫政策的急先锋。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海军主力舰的力量,废除石井·兰辛协定,限制根据九国条约规定的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以及美国制定排日的移民禁止法案等等,都给日本的前途投下了阴影。不难看出,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阻止日本的发展,特别是阻止日本向大陆的发展。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后必然的经济现象,在世界市场上引起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国际贸易竞争尖锐化。后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随着大战期间工业化的跃进,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因而也被卷进已经尖锐化了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去。象日本这样物资、资金都不充裕的穷国,不得不在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对外倾销上来寻求悲惨的出路。可是,欧美各国为了对抗倾销,采取了相互间高筑关税壁垒的措施。日本不得不逐渐从印度和南方市场等世界市场上被排挤出去。

昭和4年(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尤其农村渔村的贫困状况,更是惨不忍睹。而这次危机的结果,致使世界的关税战愈演愈烈,以英美为首,各国的保护产业政策日益加强,终于在昭和7年(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发展到结成大英帝国的所谓集团经济。

这样,终于堵塞了国际间劳动力、物资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通过的民族自决主义,只有以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保障才能行得通。但是,如上所述,国际经济在被集团封锁的情况下,象日本这样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国家,其生存就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中国的排日运动——满洲事变的爆发

如上所述,日本在世界上从政治到经济都处于孤立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标榜孙文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正在进行,同时,大战后民族自决和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这些运动相结合,便蓬勃发展起来,其排外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这种排日政策也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情况终于发展到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弥漫全国,没有止境。尤其在满洲竟发生了万宝山事件等迫害在满洲的朝鲜人以及惨杀中村大尉的事件,局势的发展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2.满洲事变



事变的发生、导火线和关东军

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夜间.发生了柳条沟事件,即在奉天 [ 译者注:即现在的沈阳市 ] 北郊的柳条沟附近发生了炸毁南满铁路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发展为武装冲突。关东军先发制人,进攻张学良部下的中国军队,于是,满洲事变爆发了。鉴于上述总的形势和当地日华两国人民之间那种一触即发的对立情绪,应该承认,这种武装冲突迟早必然要以某一事件为导火线而注定发生的。

驻扎在关东州和满洲的日本陆军部队在从建立到大东亚战争结束整个期间,都保持着关东军这个固有称呼,始终形成一个团结的力量。

事变爆发当时,关东军(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的基干部队,是平时编制的第2师团的主力和一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大约不过1万人。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任务就是保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事变发生时,保护当时整个满洲大约1百多万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自然也是关东军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满洲的东北军有正规军26万8千人,非正规军18万人,总计44万8千人。这就是说:关东军仅有的大约1万人的薄弱兵力处于大约45万东北军的包围之中。

在当时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关东军的计划是,一旦有了情况,先发制人地进攻东北军,占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沿线地带,以打开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寻求出路。

9月18日夜间,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关东军不失时机地实行了上述既定计划。事变当初,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的态度当然是坚持防止事态扩大的方针,并指示关东军,军事行动必须遵循这一宗旨。

当时,中国还正在进行国民革命,南京政府统一全中国的努力尚未见诸成功。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分裂的势力却依然存在。而且对中国内地来说,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部分”。



国际联盟的介入和事变的扩大

日本方面认为,为了解决事变,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日华邦交,并且应由日华两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中国方面的控诉,国际联盟插手干预纠纷,这就使事变的处理愈益复杂化,以至始终难以痛快迅速地加以解决。

尽管中央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件却逐步扩大下去,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关东军的积极意图。对于关东军来说,有寻求自卫的要求和保护住在吉林、哈尔滨等地的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日本民族向大陆发展和东亚的安定,正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的悬案——满蒙问题。

这样一来,军事行动就逐渐扩大起来了。关东军于9月21日占领吉林,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昭和7年(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1月末,事变终于蔓延到了上海,为了支援海军陆战队,竟然向上海派遣了陆军部队。这时,国内的形势是,民政党的若槻内阁于昭和6年(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政友会的犬养内阁成立,这就给处理事变带来了某些积极因素。



满洲建国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和满洲的特殊情况以及国际联盟的介入,结果失去了由日华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事变的机会。在此期间,事态向着建立满洲国的方向发展下去。昭和7年(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独立,并阐明了建国纲领,其内容是顺天安民、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和国际友好。

在这个建立满洲国的运动中,幕后有关东军在指挥,这是事实。但是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条件,这是它的建国的前提。另外,当时中国还潜藏着各种政治暗流,其中有民众对中国军阀政权暴政的反抗,有想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以摆脱争夺政权苦恼的民众保境安民运动,有蒙古族的独立运动,有清朝复辟派的脱离本土复辟运动,有各地政权、各级将领对张学良的不满情绪等等。这些暗流酿成了独立的气氛这也是事实。

此后,满洲围的建设稳步而顺利地进行。昭和7年(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承认了满洲国,同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于是,确立了日满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退出国际联盟

在此以前,国际联盟派出了调查团,这是由于日本代表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提议而实现的。日本希望国际联盟通过这个调查团到当地来调查,可能迅速而正确地认识中同和满洲的特殊情况,从而为公正解决日华纠纷做出贡献。然而,经过大约半年的实地调查,结果向国际联盟提出了一份所谓李顿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和日本的立场根本不相容的。在李顿报告书的结论中,竟提议要把满洲划为非武装地区由国际共管。昭和8年(1933年)2月24日,上述报告书以42比1通过,因此,日本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那时正是因昭和7年(1932年)的所谓五·一五事件 [ 译者注:即昭和7年(1932年)5月15日一些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刺死犬养首相的事件 ] ,政友会的犬养内阁倒台,以斋藤实海军大将为首相、内田康哉为外相组成了新内阁的时期。

根据日满议定书,陆军中央部赋予关东军负责保卫满洲国的新任务,同时力求充实关东军的兵力。



塘沽停战协定——战火平息

昭和7年(1932年)9月前后,满洲国内反满抗日军队的兵力约有21万,因此,整顿治安是满洲国的当务之急。关东军于昭和7年末,扫荡呼伦贝尔,进驻满洲里。昭和8年(1933年)3月,平定了热河省,从而消除了张学良政权扰乱满洲国治安的根源。上述平定热河省的作战,当然要越过长城线而波及华北地区。5月32日在塘沽,关东军同当地中国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关东军撤回到满洲国境内。

由于有了这个塘沽协定,日华之间的战火平息了。此后,关东军便将兵力分散部署于满洲国全境,专负整顿治安任务,成了建设所谓王道乐土的基石。



日满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满、汉、蒙、日、鲜五个民族共存共荣的国家。日本人作为满洲国的人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特权。日本人在满洲国任职的官吏即所谓日系文武官员,是由满洲国政府任命的,完全是满洲国的官吏,和日本政府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联系。昭和12年(1937年)末,日本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并且归还了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日系文武官员为把满洲园建设成现代国家,倾注了善意和热情。他们有时甚至采取在日本方面看来只知有满洲国而不知有日本国的态度。他们作为满洲国的官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时,甚至往往采取对立的态度而不是合作的态度。在满日本人坚决反对过去列强统治殖民地时所采取的那些政策,诸如挑拨不同民族互相对立、互相残杀的政策,愚民政策以及限制人口繁殖等阴险毒辣的政策。

满洲国的国防,根据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依靠日本,驻满日本陆军的最高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同时也就是满洲国的国防军司令官。因此,关东军司令官可以从满洲国的国防和维持治安的角度出发,对满洲国政府提出他的要求或建议。这样,满洲国既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又和日本结成了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苏联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不用说是苏联。昭和7年(1932年),苏联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向满洲国提出有偿转让中东铁路的要求。当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心努力加强国内力量,尤其是国防力量,因而尽量避免和外界发生纠纷。从昭和7年(1932年)年底前后起,苏联开始增强远东兵力,并从昭和8年(1933年)年中左右起,开始在满苏国境全线修筑永久性工事。到了昭和9年(1934年),苏联远东的空军兵力已得到显著的充实和加强,特别是在南部滨海省方面增加重型轰炸机的情势不容忽视。昭和10年(1935年)3月,由于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欧洲形势紧张起来。在这年年末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强调,必须确立对日、德两国东西两面同时独立作战的方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由于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飞跃地加强了国防力量,并且正在继续拼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本来,日本陆军建军以来的传统使命就是戒备北部边疆的忧患,关东军就是执行这一使命的先锋,满洲事变把日本对苏防线的前沿推进到满苏国境线,日本的战略态势从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就全力以赴地加强对苏战备和日满联合防苏的国防体制。列宁曾经标榜:“世界革命取决于东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构成了对日本朝野的一个威胁。



日德防共协定

昭和11年(1936年)11月,日本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个协定的根据是日德两国在东西两面分别和苏联对峙,因而自然对共产主义威胁处于共同利害关系之下的这一事实。它是防御性的一般联合。不过,这个协定附有一个秘密的政治协议,即日德两国只要一方受到苏联攻击,另一方就不得采取方便苏联的行动。这就成了后来结成日德意轴心的开端。

根据加强对苏防务和建设现代独立国家的要求,扩建重要工业部门便成了当务之急。昭和12年(1937年)5月新设了企划厅,同年10月改为企划院,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昭和14年(1939年)1月制定昭和13年(1938年)到昭和16年(1941年)扩大生产能力的四年计划,溯自昭和13年(1938年)4月开始实施。另外,构成上述计划一环的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已从昭和12年(1937年)4月起着手实施。



防止赤化的堡垒

这样,满洲的各方面建设有了显著的进展。实际上满洲已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防止苏联赤化的堡垒。试看满洲建国20年过后的今天,这一堡垒垮了,赤化的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东亚,甚至整个世界。



3.中国事变



悲剧的序幕

回过头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大陆,是日中两国对抗斗争的焦点:日本要向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中国则以列强的支援为背景,力图通过抗日,谋求民族的统一。其结果发展成了新满洲国的独立。日本在满洲建国的新形势下,希望恢复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个历史的变革几经波折之后,不幸发展成了中国事变。



国际经济的沉重压力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封锁世界经济的倾向,是促进日本向大陆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一倾向,从昭和7年(1932年)渥太华会议后开始日益加剧,终于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发展成所谓“富国”英美与“穷国”日德意的对方。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必然要从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寻求出路,其表现就是,德国主张“广域经济”,美国主张“协调的区域全义经济”等,日本因而也不得不走向结成日满集团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满洲事变以来国际形势的强大压力,要求日本确立国防国家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军需生产。上述扩充重要产业的四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日满集团经济考虑制定的。

日本基于上述情况,希望改善日华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得到中国的响应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由于币制改革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经济上越来越加深对英美的依赖,而同日本的步调却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英美虽然在日益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垄断,但又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一般原则;而中国国内的排日运动仍然没有停息。这就促使日华之间的对立形势发展下去。



绥远事件

满洲事变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和日本承认满洲国为转折点而告一段落。当时,为了适应新形势,有必要调整日华两国的邦交。但因时机还不成熟,竟白白地拖延过去了。然而,满洲国同治安情况差的华北和内蒙接壤,这一事实势必要引起当地日华之间的局部纠纷。

解决上述纠纷,每次都只能由当地负责人双方缔结暂行协定来维持局面。昭和10年(1935年)6月10日的所谓梅津-何应钦协定,6月27日的所谓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等就是如此。接着,同年年底,在华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事态这样发展加深了中国方面的疑虑,认为关东军已越过了长城线,对华北也怀有野心。这就使日华邦交的调整更加困难起来。

察哈尔、绥远、宁夏三省素称内蒙地区。在这一地区居住的蒙古人一向受着汉族的压迫,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独立,建立一个蒙古人的蒙古。察哈尔省方面的蒙古人受到满洲国独立的刺激,以德王为中心,在百灵庙建立根据地,努力加强自治组织。昭和11年(1936年)11月,德王依靠关东军的支援,打出反共自治的口号,起兵和傅作义交战,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所谓绥远事件。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增强了对关东军的不足恃感,同时中国方面还声称打败了关东军,致使中国的排日抗日气焰顿时高涨起来。



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民族战线

中国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一面对日表示消极合作态度,一面巧妙地利用国内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力图完成国家的统一。昭和10年(1935年),国民政府把共产党军队从江西根据地驱逐到西北边境;第二年,昭和11年(1936年)7月,同西南派达成妥协,把广东、广西两省纳入其统治之下。同年10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声明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同年11月,由于绥远事件的结果,绥远省也纳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另外,国民政府在英国支援下,于昭和10年(1935年)11月,断然实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币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

正当中国大致完成了政治统一的时候,于昭和11年(1936年)12月,突然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国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实现了实际上的国共合作,确立了全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倡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在“八一”宣言中公开声明:“共产党将作为中国民族战线的一部分,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合作抗日” [ 译者注:八一宣言的摘录 ] 。不消说,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提出来的。西安事变后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战线,是从满洲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即令是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也不能无视抗日排日的舆论。因此,中国领导阶层对日态度终于发生了实质上的重大转变。



芦沟桥事件和中国驻屯军

根据义和团事变详细议定书 [ 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有关各国驻兵规定,见该约第九条。 ] 的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平津地区驻有一部分兵力,这部分兵力称为中国驻屯军。构成中国事变开端的芦沟桥事件,是在上述形势下,由一部分中国驻屯军(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同当地中国军队之间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即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夜间,正在北京郊区芦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

当时日本第一次近卫内阁在昭和12年(1937年)6月4日刚刚成立,政党政治不得人心.加上满洲事变顺利成功(1936年)所谓二·二六事件以及军部大臣改为现役武官制等影响,军部尤其是陆军对政治的发言权越来越扩大起来。



不扩大方针

日本方面对于芦沟桥事件的态度,本来是不使局面扩大的方针。当地的中国驻屯军在7月8日清晨姑且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并立即就地解决的方针。陆军中央部于8日清晨获悉事件发生后,在和政府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也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作为局部地区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就地解决的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参谋总长于8日下午6时42分电令中国驻屯军:“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对日本方面来说,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日本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等,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淮备。对日本来说,不扩大事件的方针,是严肃而有诚意的。

收拾局面的就地谈判,是在中国驻屯军和中国方面第29军代表之间进行的。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有关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纠纷的事项,回避了涉及政治问题。经过忽冷忽热的一段谈判,到了18日,问题似乎大致得到解决。但后来却连续发生了25日的廊坊事件和26日的广安门事件,于是我方终于进入了诉诺武力的阶段。在此期间,陆军中央部为了准备应付局势的恶化,从满洲和朝鲜抽调一部分兵力以加强中国驻屯军,而中国军队也越发加紧向华北集中兵力。

7月27日,中国驻屯军为了自卫决定诉诺武力,陆军中央部和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于28日再次对留驻国内的3个师团正式发布了动员令。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不使事变扩大的方针。也就是说,即使行使武力.其区域也只限于平津地区,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一下中国抗日军队的敌对和不守信义的行为,以期促进事件的早日解决。

到7月末为止,中国驻屯军扫荡了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战局自然告一段落。但随着中国中央军的大举北上,战局首先向察哈尔省东部、随后又向河北省中部发展,事变日益扩大了。随着局势的扩大,解决事变的设想也发展到主要意在设立缓冲地区来解决华北问题。



从华北事变发展成中国事变——变成全面问题

8月13日,战局终于扩大到了华中。日本军队在上海附近激战后,乘胜追击,12月13月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当初,政府称这次事变为“华北事变”,但随着战局向华中扩大,9月2日改称为“中国事变”。

这样,以芦沟桥事件为开端的日华局部地区的纠纷,由于日本不使局面扩大、就地解决的努力没有奏效,终于发展成日华之间的全面对抗。

于是,日本打算乘这个机会转祸为福,从根本上调整多年来一定成为悬案的日华邦交,即一方面根据现实情况来解决满洲问题;—方面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关系,以奠定东亚安定的基础,想以此达到结束事变的目标。就是说,日本的设想是,当战局从上海向南京方面发展的时候,才从局部解决问题转向全面解决问题的。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这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曾为解决事变做出努力。陆军统帅部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希望尽快解决事变,在条件上尽力克制,并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

这样,昭和13年(1938年)1月11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根据这一决定,重新确认了结束这次事变的宗旨和媾和谈判条件。这就是:要扫除以往的一切对立,在着眼于大局的基础上,重建日满华合作的新邦交。此外还决定了中国方面对此作出同意或拒绝的答复时日本所应采取肋态度。

然而,直到昭和13年(1938年)1月15日,中国方面也没有对日本提出的解决条件作出答复,第二天16日,政府不顾陆军统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不以国民欧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一声明的结果是,日本自己关闭了解决事变的大门,失去了早日解决事变的希望。这时,日本必须竭尽全力去加强国家实力,增强军备,改革国内体制等等。于是,昭和13年(1938年)3月31日制定公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另外,从昭和13年(1938年)度开始,着手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该计划决定,按扩大生产能力、充实军需、丰富民需三项需要综合分配国力。大本营是在这之前,于昭和12年(1937年)11月20日设立的。这个大本营纯系统帅机关,调整有关解决事变的统帅同国务之间的问题则由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来处理。

攻陷南京以后,战局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昭和13年(1938年)6月,为了打通华北、华中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徐州会战。另外,为了尽最大努力结束事变,还断然发动了进攻武**广东的作战,10月下旬,占领了广东和武汉,国民提灯游行欢庆了这一胜利。



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近卫声明

和上述军事行动相配合,日本再一次展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争取实现日华全面和平。因此,有必要重新明确所谓战争的目的和日华新关系的全貌。于是,11月30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了《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这一方针内容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根据这一决定,为使中国方面彻底了解日本的真意,12月22日,日本发表了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御、经济合作三项原则为内容的有名的所谓“近卫声明”。在这以前,11月3日,政府借攻陷武汉的机会,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对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明确表示出缓和的态度,为上述近卫声明埋下了伏笔。

近卫声明是随着事变的全面扩大,作为日华将来的基本课题,经过长期研究酝酿的结晶,它向中外表明了日本关于解决事变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善良愿望。日本希望国民政府能以此为转机,选择日华全面和平的道路。



汪兆铭的出马和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果然,同日本已有默契的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首先脱离重庆,并于12月29日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发表和平建议,主张按照近卫声明的精神举行和平谈判。汪兆铭和蒋介石同是国民革命以来中国的大先知先觉者,他曾希望一旦首倡和平救国,天下便会纷纷响应,但是局势并没有象他希望那样发展。

这样一来,就使得为结束事变而采取的广东和武汉作战以及发表近卫声明等这些涉及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巨大努力,很难指望迅速取得全面效果。此后,尽管进行了百般的努力,而形势还是不得不逐渐转入了长期战争。就是说,把围绕汪兆铭的和平运动作为中国国内问题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至于在作战方面,则把武**广东地区看作战区,随时打击其周围的敌方野战军;其他地区则视为治安区,努力确保这些地区的稳定。另外,努力充实加强我方战斗力,同时对重庆继续实行封锁和空军进攻作战,以期摧毁重庆方面的战斗意志。

汪兆铭住在河内策划推广和平运动约有半年之久,昭和14年(1939年)5月8日转到上海。此后,日本方面同汪兆铭之间,根据前述《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的精神,对解决事变的条件问题,坦率地进行了协商,昭和15年(1940年)3月30日,终于在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日本一直指望汪兆铭同蒋介石合作成功,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汪兆铭也抱有这种希望。然而,形势的发展终未如愿,只好采取由局部和平转向全面和平的方策,成立了汪兆铭一派的单独政府。因此,新政府仍然称为国民政府,主席一席空着,内定由林森担任,其他政府职位也设了许多空位,留有接纳重庆方面过来的余地。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昭和15年(1940年)1月16日,汪兆铭的对蒋通电有以下一段:

兆铭对于救国夙具决心,若先生始终坚持拒绝,则兆铭不能顾虑,势必先以全力寻求局部和平,而后再寻求达于全面和平之途;先生若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际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讲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具体的实现,则兆铭及诸同志必与先生同心协力,以使全国和平从速实现。 [ 译者注:参阅《晨报》1940年1月7日电文 ]



国内体制的强化

回头再看日本的国内情况。昭和13年(1938年)12月18日,在国内建立了处理对华政务的统辖机关兴亚院。第二年3月10日,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都作为其驻外机构。昭和13年(1938年)12月24日,全面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加强了准战时体制。近卫声明发表后,第一届近卫内阁辞职。昭和14年(1939年)1月5日,平沼内阁继任。为了适应对华战局的扩大和事变长期化的各项要求,特别是为了早日解决事变,昭和14年(1939年)9月12日,建立了统率全部驻华陆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首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



4.各国对中国事变的动向

满洲事变和随之而来的满洲国独立这种东亚新情况,当然始终不会被英美等国所承认,它们是以维持现状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英美等国利用国际联盟这个国际外交机构,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一再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声明或抗议,极力牵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对日恫吓声明,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中国传统的所谓“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罗斯福的隔离政策宣言

随着满洲既成事实日趋稳定,英美等国压迫和牵制日本的情况一时有所缓和。但中国事变—爆发,这种情况又加剧了。昭和12年(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事变和地中海潜艇问题并追溯到满洲事变和意埃战争 [ 译者注: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 ,谴责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国;同时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他的演说引起了轰动。这篇演说一般称为罗斯福总统的隔离宣言,它表明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中国事变以及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成了美国后来对日政策的基础。第二天(6日),美国国务院发去声明,断然认定日本是九国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的违反者。同一天,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表明坚决支持日本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情报部长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上述美国总统的演说。

英国虽然在事变开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变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对日态度是逐步强硬起来了。



九国条约会议

列强牵制日本的最初表现,是召开九国条约会议。即昭和12年(1937年)11月3日,英、美、法、苏等十几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条约会议,企图干涉日华纠纷。主张由日华双方宣接谈判来解决事变的日本,当然拒绝参加会议。德意两国也与日本采取同一步骤,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以空谈告终。意大利在会议开始后的11月6日既加入了日德防共协定。

在这之前,8月26日,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许格生团遭日本飞机扫射而负伤的事件。另外,在12月12日.还发生了日本军炮轰美国炮舰巴纳号和英国军舰瓢虫号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以日本方面的道歉和赔偿损失而很快得到圆满解决,但却引起了这两国人民舆论的恶化。

日本研究了各方而的要求,决定把日华纠纷当作事变来处理,因此,直到大东亚战争开战以前,始终没有对中国行使交战权。但是日华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战争状态的存在,当然要使国际法的平时原则受到一定拘束,这也是不得已的。然而,英美等列强却不承认上述状况的存在,要求日本完全履行国际法的平时原则。日本曾一再说明,等待事变解决以后.当然要采取恢复第三国权益的方针,但英美等列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遇事便向日本提出抗议和谴责。在所谓事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争执问题不可避免地越积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英美之间的对立便越来越不好解决了。

另一方面,德国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满洲围,5月23日决定撤回国民政府中的德国顾问。德国已在3月13日成功地完成了德奥合并,并且正在继续进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到了9月1日,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风云一时便紧急起来。



美英对日的经济压迫及援蒋政策

罗所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上述隔离政策宣言以后,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强硬表示,实行了道义禁运。早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只向日本输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1938年)7月l日,对日实行了所谓道义禁运。这是美英对日经济压迫的最初表现,此后美英逐渐加强其经济压迫,到了昭和16年(1941年)8月,终于发展成为全面禁运。

如前所述,日本借攻陷汉口之机,曾于昭和13年(1938年)11月3日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个声明的要点是:“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决不加以拒绝。”一般认为这项声明主要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强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国。

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11月6日向日本提出建议。其内容无非是要求按照九国条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和根据前面提到的平时原则,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此作出答复,在其最后部分驳斥说:“当兹东亚天地正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想以适合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来原封不动地商量现在和将来的事态,确信非但丝毫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

从此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实际上便具体化起来了。12月15日,美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援蒋贷款,昭和14年(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东亚新秩序;同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决议。



日英会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除

昭和14年4月到7月,因天津问题而举行的日英会谈,是围绕着中国事变的国际政局的一个插曲。4月9日夜里,天津英国租界发生了抗日共产分子对中国官员的恐怖事件,导致当地日军封锁了英国租界。天津英国租界本来就是抗日分子在华北破坏治安、扰乱经济的策源地。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从7月15日开始,有田外相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同月22日,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了谅解。其备忘录的全文如下。

“英国政府确认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战斗的现状,并且承认,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驻华日军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维持治安,应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认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于日军而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行为。英国政府应排除可能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指示在华英国官宪和英国国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

当时,欧洲形势告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英国在东亚对日本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国充当中国看门狗的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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