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押过的纳粹党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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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根据美国康涅迪克大学口述史中心的口述资料编译。格莱尼,美国麻萨诸塞州圣约克人。一九二七年生,一九四五年应征入美国军队,一九四六年二月到海外,这是他首次出国。格莱尼对他所看管的“大人物”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是个呆呆傻傻的十八岁的毛小子,知道那一刻自己身处在历史中……我遇到了世界最伟大的人物。”格莱尼后来成了机械师,现已退休,一生爱好音乐。 我出生在美国麻省圣约克,在那里长大,我父亲是个制造商。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圣约克的一个教区小学,然后是商贸学校,我在圣约克的几家造纸厂工作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我

根据美国康涅迪克大学口述史中心的口述资料编译。格莱尼,美国麻萨诸塞州圣约克人。一九二七年生,一九四五年应征入美国军队,一九四六年二月到海外,这是他首次出国。格莱尼对他所看管的“大人物”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是个呆呆傻傻的十八岁的毛小子,知道那一刻自己身处在历史中……我遇到了世界最伟大的人物。”格莱尼后来成了机械师,现已退休,一生爱好音乐。


我出生在美国麻省圣约克,在那里长大,我父亲是个制造商。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圣约克的一个教区小学,然后是商贸学校,我在圣约克的几家造纸厂工作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度过十八岁生日,两三个月后,我就到了国外。当时我非常想出国,我是个爱好音乐的学生。在上单簧管课时,我的老师问我:“比尔,你喜不喜欢到海外去参加战地演出?”他还派了一个谁尉来访问我。我当时住在圣约克,谁尉来到我家里,当然我妈妈不在家,我问:“到海外去参加战地演出意味着什么?”他说:“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回来,随你所愿。”我又问:“加入其中意味着什么?”我和他谈来谈去。我想到海外到欧洲去,不论怎样。他答到:“我想我懂了你的意思。”于是我告诉妈妈我不想当音乐家了,我想当兵。眼泪从她眼里滚了下来,噢,天哪,事后我觉得有些内疚。


参军后,我去了亚拉巴马州麦克雷兰要塞训练营地,训练结实后,我记得那个圣诞节,我没有回家,我们刚进行过基本训练,我就到了海外,我们在一个驻地停了下来,在那儿呆了约一个星期。我看出来自己将要被排往哪里,我要么去参加那时正在举行的纽伦堡审判,要么呆在战犯看守营。当时船走准备出发,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别的地方需要我,于是我又回到营地,再一次努力摆脱束缚。在我的申请表上我填写了我会吹单簧管这一条,所以我就利用这一点来达到目的。我要求我留下的谁尉说:“我的船就在那儿,我就出发了,”这句话我是故意说的。于是那个和一个中士站在一起的谁尉说:“把这一节演奏一下。”我说:“我演奏不了,这个簧有毛病。”他说:“你说什么,簧有毛病?”其实我只是把簧轻轻拧了一下,他把簧递给那个中士。他说:“这簧没毛病。”他把簧递给我。我说:“我吹不了。”噢,接下来,我就上了船,到了海外,我真高兴。


我们上岸的第一个地方是法国勒阿弗尔。很多年了,我从未告诉我的家里人,这是我的秘密。横跨大洋我们坐的那艘船真大,但不象一般的“胜利轮”〔一种战时建造的制式货轮, Greatcar 注〕。你可以看到海面上的一些沉船,船的桅杆在水面高高挺立,还可以看到被炸弹炸坏的船舱露在水面上。这是以前从未见的情景,这就是海上所见。我们上了卡车,穿过很多地方,在一个军营下了车。在那儿我们接到命令,去了纽伦堡,我没有立刻能够参加纽伦堡审判,而是到了纽伦堡近郊一个叫朗文森的地方,我相信这是这里的战犯营的名称。战犯营很大,这就是我的第一项任务:随第二十六步兵师在战犯营驻守。我想这个地方过去曾是德国的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看押着将近两万名盖世太保犯人。


盖世太保绝大多数是苏俄战线的俘虏,我之所以知道他们大多数来自俄军前线是因为我那时常收集奖章。我们几个士兵常拿这些奖章来消遣,所以我也有此爱好。我们仍然记得我在一个战犯营中弄到的第一枚奖章,那个战犯营周围有两道带铁钩刺的铁丝网,一条公路刚好把战犯营一分为二,路边也是长刺的铁丝网。我就在那儿巡逻,这是我的工作,仅仅在那儿走来走去。有一次我在那巡逻时,注意到一个盖世太保,他似乎在跟着我。他不会讲英语,但他把他的铁十字勋章拿给我看,那是枚一等铁十字勋章。我走过去,我知道几个德语单词,我看着他,发现他的右耳只剩下耳垂,这也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原因。我不知他的耳朵为什么成了那个样子,可能是被子弹打的,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所以我看着他,那刻觉得他有点可怜。他把铁十字拿给我看,我抓了过来,看了看说:“多少钱?”我知道几个德语单词。他说了一些东西大概是三四根香烟。那时我不抽烟,但身上有一些,我拿出一把给了他,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这些奖章。


根据《日内瓦公约》,关押战犯不能超过一年,所以有一次我们弄走了一千五百名盖世太保,把他们装进汽车笼子里运到了汉堡。我们从未到过俄占区。我都还没有搞清楚这里的情况时,五月份我就到了纽伦堡。我呆在那儿,有几个月,大约是两个月,然后我去了纽伦堡,那一定是在五月二十八号,因为我有一个临时通行证,这张证是两个星期后签发的。发证的日期为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证件上面写着第二十六步兵团第一营B连,这就是我的所在的连队。


进入审判地点——正义宫时,安全警卫检查我,我的手印,我的一切,但后来我还是被放行入内。


当我第一次到达正义宫时,我们一行七人,担任牢房警卫,负责看管犯人。于是我们就坐在这间屋内,读报、看杂志。我们被告知上校将要来同我们单独谈话,监狱的指挥官是安德鲁斯上校,他要同任何一个到牢房中士兵单独谈话。这一天,一个中尉急匆匆跑了进来,站在路边,扯着嗓门大叫:“立正!”,仿佛炸弹突然炸了一般。我差一点没有跌坐在地,有两个士兵连人带椅子仰翻在地,一遍喧闹。上校走了进来,头戴铿明绷亮的绿色钢盔,手拿骑鞭,嘴上两撇小胡子,他马上说到:“大家别紧张,”接着他说:“你们大家守卫牢房,两个小时上岗,四个小时休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二十四小时一个周期。”他告诉我们,当头戴白色钢盔的警卫九点或别的时间来提犯人时,我们可以休息,直到他们从法庭上回来把犯人带回牢房。他还说:“这些犯人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归你们看守,在这段时间,任何人不能睡觉。否则送交军事法庭;如果你们中哪一个靠在门上或墙上,那将被解职并交军事法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些警卫常常笔直而立的原因。他还说:“不允许犯人背对你们,哪怕一刻也不行。如果他们这样做,命令他们转过来。犯人睡觉时不允许他们关灯,让他们面对灯光睡觉。还有你们的眼睛离开犯人一次不能超过两秒钟。”所有这些纪律都要遵守,我看着上校,心里自方自语:“这个人一定是精神错乱。”但你不得不服从命令。


现在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到牢房的情景,牢房是一排长长的厢房,这些主要战犯被关押在一排厢房里;共有二十一名,代表了德国战争精英制度的全部。军人的代表“陆军元帅”凯特尔和海军上将约德尔,他们后来都定有罪而被绞死。海军的代表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海军总司令莱德尔,另一个是一九四三年接替莱德尔的邓尼茨,他也是U舰分遣舰队的缔造者。卡尔登勃鲁纳是一个高大魁伍的家伙,约6.7英尺,他的手掌也很大。我有他的亲笔签名。我仔细端详过他,这样的人恐怕是你走在小巷子里面而所不希望遇到的。画一个杀人犯或谋杀者的形象,他看起来就是那样,请相信我。可他是狱中最爱哭叫的家伙,他会坐在审房中的这样的小桌子上,坐在那儿突然开始哭起来。


第一天晚上我看守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名叫巴本的家伙,他是德国副总理。我看到五号审房上的名字板:赫尔曼·戈林。在我参加纽伦堡审判之前我记得一些纳粹首领的名字,赫斯当然是其中之一,我听过很多关于戈林的事情,那时戈林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当然希特勒的名字最响亮。我还记得曾在报刊中看到施特莱彻,他是个非常可怕的家伙,他的名字之所以留在我脑海里是因为他是个秃头,当他讲话时头上就出汗。我总是不停地想到聚光灯,他看起来很凶残,是个易激动的人。在我开始上学时我就在一份报纸上读到关于戈林的文章,他是个大人物。我停下来,因为我想看看他,于是我往牢房里瞧,我跟警卫说:“这就是赫尔曼·戈林,在监狱里他看起来不象什么大人物。”戈林正在那里吸烟。警卫把我拉到一边说:“戈林懂英语,如果他告你,你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很严。说话的时候注意点。”我说:“OK”。于是我回到关押巴本的牢房,巴本当时六十多岁了,可能六十七岁。他英话讲得非常好,非常漂亮

我回到关押巴本的牢房,他看起来象个善良的老头。十点,宵禁开始。灯光变得昏暗,审房中有一个中订床连在墙上。七点有人送来一把椅子。牢内还有一张桌子,在上面放上六十镑的东西它就会散架,所以你不能在上面放稍重一点的东西。犯人把这个桌子当作书桌,这就牢内的情况。犯人有一套可换洗的衣服,他们吃饭不能使用刀子、叉子,只有一个勺子。他们没有皮带、鞋带,安全措施非常严密。到了把灯光打亮的时间了,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我过去把牢房里面的灯搞亮了。巴本看着我,用一只流利的英语他说:“你不介意把墙那边那盏灯弄亮吧?要不这一盏的亮光让我一夜睡不着。”他所说的这些让你终生难忘。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英语说得这么好让我吃惊,我说:“当然不介意,”我准备走过去把那盏灯关掉。他一定知道我是个新兵,他对我说:“我帮你一下你不介意吧?”我说:“不。那太好了。”于是他帮我把灯关了。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他看了看说:“很好,谢谢你。”他是个真正的绅士。然后他休息了。现在回头想想,看看他。我想说他是个绅士。这个家伙能干什么?他六十七岁了,我看着他,我才十八岁,我自言自语道:“他可以做我的祖父。”我现在也是个祖父了,有两个孙子。他明白他能够摆脱,他能够打破这些纪律。于是他上了床,平躺在那儿,把手放在外面。在那儿躺了大约五分钟。他开了一个先例。在他告诉我怎么处置灯光,每样关一盏灯,怎样把另一面墙上的灯打来之后,对别的犯人我也这样做,因为他们也总是说:“一盏灯照在脸上怎么睡觉?”有的则问我:“这灯有多大功率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曾这样自问过。我知道不是四十瓦就是六十瓦。在这里我还想说什么?噢,他仰躺在那儿,突然他把一只手放在被子里面,他违反了纪律,看着他我心里说:“怎么办,整夜老是弄醒他吗?”然后我看到他把另一只手也放了进去——现在更厉害了。他正在用这考验我,但在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当时就是那样干。你要知道还有一件事,又过了一分钟,他翻了个身,一把脸朝墙,避开灯光。让他睡吧。于是我违反了所有这些经律,而我认为它的根本不可能被遵守。同时我断定我这样做的绝不止我一个。



在罗伯特·莱伊自杀之前,并不是每个牢房都有一个警卫,大概一个警卫要看管四~六个犯人。莱伊自杀后,一个牢房指派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看守。监狱在正义宫后面,监狱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监狱主要是四排厢房。牢房有四排,第一排只关押要犯,警卫把这排牢房严密封锁了起来,除非持有护照,否则不能入内。第二排供销将来在审判中作证的证人居住,在楼上第三层住着所有的将军,其它房间供在审判中作证的上校们居住。第三排牢房供警卫居住,我们住在这一排,如果你站第一班岗,你就住第一层,第一班岗住第二层,第三班岗住第三层。最后一排用作仓库和娱乐场所,我们常在那儿听广播、游泳,及进行其它类似娱乐。我们都不只看管一个犯人,如果在那儿呆一天,那我们就一整天看管一个犯人。如果我看管戈林,那就看管一整天,然后休息二十四小时,再回来值班时,就不知道将要看管谁,不知道将被派到哪个牢房,不知道是不是还呆在监狱?只有一次在我去关押要犯的牢房时,发现里面住着个女犯人,她们只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她们来参加审判是因为她们是原来纳粹集中营的看守,我在那儿看管她们。自然这同看管男犯人不一样,她们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我们允许她们有一点隐私,这是我干过的最轻松的活儿。一旦我检查完,我就走到小办公室去〔其实那只是间小房子,不过我们把它当作办公室〕然后把腿放到床上,呼呼大睡,直到听到其它警卫走来的脚步声,我才起床。有一个叫安基罗警卫,我们执勤时他做的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和安迪坐在一起时,他走了过来,他两个牙之间有一条很宽的缝。他拿着一根普通的细线并打了一个活结。他把它放在牢房里的灯前面,这样细线映在墙上就看来很粗大,他这样做给一位犯人看。我想不起他妈的那个人是谁,但他这样做了。他用力线打了个结,放在灯光前面,细线映到了对面的墙上,想想看,他们时刻担心将被绞死,一起床,在迎面墙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绳子扣……于是他尖叫了起来,极力想把那个警卫交给狱方惩罚,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等同于被告,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自己也在坐牢。是的,有时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的一部分,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可以开门出去而他们不能。于是我们就想一些办法度过难熬的时光。最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们从纳粹犯人那儿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我和老兄安迪首先发起这个活动。我说:“来吧,我们将弄到亲笔签名,”他说:“那是个好主意。”我想弄到冯·龙德斯泰特的亲笔签名。他是个典型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只是他不那么傲气,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同冯·龙德斯泰特谈了十分钟,他当时身穿黑色衣服。冯·龙德斯泰特住在第三层第二间牢房。我们走过去敲敲门跟警卫说:“我们要告诉冯·龙德斯泰特一个消息。”这在那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OK,他在第三层。”我们顺着弯曲的楼梯地上顶房,我一眼认出了冯·龙德斯泰特,他正在跟另一个德国官员谈话,他是个令检难忘的人,他被从英国运来到法庭作证,当他穿过我们驻地前往法庭时,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在经过时,他的样子看起来好象他是这儿的主人,他后面的警卫离他较远,但他不是在最前面,而是在后面,冯·龙德斯泰特快走近门口时就停下来等一等,他离门口大约有六~八英尺,警卫走上前来把门打开,冯·龙德斯泰特又往前走了七、八步,转过来,等着警卫把门关上,一旦警卫把门锁上,他又继续向前走。看到他如同木板一样挺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时他约六十九~七十岁左右,我们去时他正在同另一个将军谈话,我们等着直到他们谈完。当那一个将军点了一下头,用德语,我猜想他说告辞后,冯·龙德斯泰特把头转向我们,用标准的英说:“先生们,这能为你们做点什么?”自然我那时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我已准备好了纸和笔,我说我们来这要他的亲笔签名,他问:“怎么,就两个?”于是他签了名,并问我们家住在哪儿,当兵几年了。我告诉他我家在波士顿,因为没人知道圣约克在哪儿。我的哪位老兄说自己家在纽约。接着他问我:“‘胖子’怎么样。?”“噢,戈林很好。”这些家伙,包括冯·龙德斯泰特和其他普鲁士人会瞟上你一眼,那样子好象在你脸上扇了一耳光。当我跟他说:“噢,戈林很好,不过他将被绞死。”我不该说这个,一看到他那眼神,我知道挽回错误已经来不及了,这些东西我真不该说,我知道已经晚了,他只那样瞥了我一眼而我却不知所措,于是我安迪来做挡箭牌。于是我说:“每个人似乎都那样看。”我看着我们老兄安迪努努嘴问:“安迪,是不是这样?”这时冯·龙德斯泰特从我身上移开视线,瞅着我的那位老兄。冯·龙德斯泰特瞅着安迪,于是安迪说:“嗯,他们似乎是那样看的。”就这样我们离开了那儿。


不管你信不信,他们大多数会讲英语,施特莱彻不会讲英语,至于卡尔登勃鲁纳,我不知道他讲不讲。你需要做的只是拿一张这样的纸,你注意的话会发现,我的纸裁得很大,我希望他们的签名写得大些而不要太小,我已经把纸裁好了,准备好了纸和笔,那好象是例行公事,我只是简单地递了过去。沙赫特是金融家,个头很大,他把牢房内的小桌子摆得象办公桌,对着门口。如果你走进去那就象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是唯一这样做的你说:“沙赫特,签名,签名,”他答:“不”,他说话时德语口音很重,“签名得给烟抽”。于是为签名我给了他支烟。施特莱彻想吃口香糖,他每天早晨起来都吃口香糖,当我到他那儿要他签名时,他说:“口香糖”,我说:“下次,下次。”于是他签了名,但他从没得到口香糖。


当安德鲁斯上校给我们训话时,告诉我们不能同犯人谈话。他说犯人之间不能有任何交流,你不能借给他任何东西,不能同犯人谈任何东西,更不允许长时间交谈,当他们问你什么时间时,你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唯一你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时间要短。


晚上我管过一个犯人弗朗克,他是德国驻波兰长官,被人称作波兰屠夫。他一直不停地阅读,突然他会站起来,在牢房内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于是我责问他他妈的在那儿干什么。有个警卫告诉我他读的是圣经。我想这些家伙都是无神论者,都是恶魔是世界上最大的杀人犯。在法庭上,鲁道夫·费斯提到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杀人营——奥斯维辛。他为二百五十万人的死负有责任。起诉法官问他:“把人们送进毒气室杀死他的,他是怎么想的?”他说他从未想过,他说他在做一件工作并尽其全力做得最好。他们又问:“你就没有停下来想过有一天,你将会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他说:“是的,我的确想过。”“你什么时候想过?”他说:“当我们开始失去战争的时候。”怎么会是这样?是不是太可怕了?我看管戈林,他也是一个人,如果我掏出枪给他来一颗,他也会鲜血直流如同其它人一样,他是个人,巴本也是个人。如果我看到这些人都是魔鬼,如果你射他们或剌他们,他们身上流出的血是绿色的,那就很简单了——那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魔鬼,而非人类的成员。但他们是人,是犯下了这些罪行、凶杀案的人,那一刻真让人倍受煎熬。

我非常渴望到法庭去,我的那位老兄安迪被派到法庭去了,我只是替补,有人生病时我才上,我告诉安迪:“我现在无事可干,让我顶替他上吧,我想去法庭,我只是想去看看。”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去吧,格莱尼,替我到法庭去吧。”如果一个要犯要上法庭,从他离开监狱起你就看不到他,直到他走进被告席,这期间你见不到他,监狱有一个下楼的电梯,还有一个回到监狱的通道。在这两个地方我们被禁止携带相机,换句话说,你几乎没有机会见到它。我寻到一个机会从电梯上下到法院去。当然,早晨两点那没有一个人,那整个地方都属于我,我拿着一个俄国相机在那儿消磨时光,我走进那儿的一个工作棚,我希望没有损坏那儿的东西,我在那个地方游玩,我坐在戈林和大多数其它犯人的座位上,座位非常硬,没有任何坐垫,仅是一声平平的凳子,译员就坐在房边,法庭本身也不很大。如果你看照片感觉它似乎很宽阔,但实际不是这样,它相对很小。说真的,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我对法庭进行什么事一无所知。护送警卫上楼押下犯人又把他们带回,我们看管他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干我们自己的差事,时不时我们会听到一点迸出来事情。大部分情况,或多或少是在我离开那儿之后获得的。



犯人被绞死的时间是十月十五、十六号晚上。法庭一次把狂人全部带出来,宣布他们是不是有罪,是否要被绞死。在开始对他们进行判决时,我就没有呆在纽伦堡了。在此之前,我们带了一些犯人,还有法官、文秘一起去了一个小镇。我们保卫着法官和文秘,他们被带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戈林在上绞架前自杀了。戈林不断夸耀自己决不会上绞架,他不只一次这样声称过他不会上绞架,他说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考验。当两位牢人凯特尔和约德尔接受惩罚,被绞死时,他们唯一的请求是改变处死他们的办法,他们只希望处死他们的办法是枪毙而不是绞刑,我当时怎么也不明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事实上,离开那儿好些之后,我仍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被绞死是一种耻辱,尤其是对普鲁士官员来说,被枪毙是一种很光荣的死。他们希望被枪毙而不是被绞死,法庭否决了他们的要求,但绞死是耻辱,被毙是光荣。当我听说戈林自杀了,第一个闪入我脑海的是:“可怜的警卫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是他什么事也没有。在戈林自杀的前一晚上,负责看守戈林的是一个叫杰克·泰克斯·韦理斯的中尉,他是个又高又大的小伙子,有六英尺多高,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我们常一起在一个小房间打乒乓球,他很友善。监狱用两间牢房用来存放行李,戈林有三四个包,他的包裹也在那儿。在此之前,我们发现戈林有三枚胶囊,一个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在他的脸膏瓶里,事实上,当我们再次检查他的行李时,药丸仍在那儿。戈林的房间查不出任何东西,我查过抽水马桶,马桶没盖,是瓷制的,检查中我顺着马桶往里瞅,马桶四周有边缘,我把手扶在上面,我向中士汇报:“嗨,中士,看,我不愿把手放在这边缘上面,但那下面我看不到”,他告诉尽力查查,于是我把头探下去往里面看,那儿有一个他用于自杀的弹筒,大约两英寸长,它是个弹壳,上面有盖,弹壳里面是一小瓶气化钾,戈林就是用这东西自杀的。我拍了照,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了它。上司在我离开的最后一个晚上问我时,我说:“戈林有胶囊,如果他要自杀,他必须把胶囊拿出来,他不可能藏上两个星期。”把毒药藏整整一年,藏过整个审判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乎不可能。


戈林是那种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友善的人的那种类型,他常常踱来踱去,我常在放风的院子里看管他,在放风时他们被禁止谈话,赫斯常踱得很快。我看守着这些家伙,突然戈林加快脚步,然后拐弯,赶上了赫斯,他让赫斯放慢了一点,突然赫斯开始讲话,我不知道他们用德语在讲什么。突然你听到戈林笑了起来:“哈哈哈。”他一定使赫斯摆脱掉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知道,凯特尔也走了过去,他们好象在举行一个小型晚会,说笑着。韦理斯轻而是举地打开门,让戈林进去了。而他自己没有进去,戈林的理由可能是说让他自己呆着,他这样做时很友善。戈林能够打动你,他是那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任何在那儿的人都会这样说,他可以很容易地告诉韦理斯不要锁门,不要介入或别的什么。这是唯一的办法,除此这外他还能怎样弄到药丸?韦理斯可能只是打开了门,转过身去让戈林进层屋去。对于那个晚上手拿钥匙的韦理斯来说,把门打开,放戈林进去拿出氧化钾胶囊是非常简单的。胶囊非常小,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它。


那是个公平、恰当的审判,这些人罪有应得。噢,那是一场公平、合理的审判,这些人罪有应得,在那时整个世界都在叫嚷着复仇,他们想找人为集中营中的暴行和谋杀偿债,你不能让它就这样过去。不管一百之后法律会怎么扭曲,不管还会发生什么,这什事必须做。我不是律师、不是法官,不是解翻译。当我到那儿去时,我甚至不懂德语。我是个十八岁的呆呆傻傻的小伙子,知道自己那一刻身在历史之中。我能遇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真是有幸。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冯·龙德斯泰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我也把他看着是伟大的军人。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和绞刑结束后,我被调到军队乐队,在第一师军乐团搞演出。我很幸福,不用再坐在卡车里,我们有最好的一切。我们会住在旅馆里,常到纽伦堡体育场去。


编译者:李春志〔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地址:北京大学四十六栋一○二二室

电话:62762090



我回到关押巴本的牢房,他看起来象个善良的老头。十点,宵禁开始。灯光变得昏暗,审房中有一个中订床连在墙上。七点有人送来一把椅子。牢内还有一张桌子,在上面放上六十镑的东西它就会散架,所以你不能在上面放稍重一点的东西。犯人把这个桌子当作书桌,这就牢内的情况。犯人有一套可换洗的衣服,他们吃饭不能使用刀子、叉子,只有一个勺子。他们没有皮带、鞋带,安全措施非常严密。到了把灯光打亮的时间了,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我过去把牢房里面的灯搞亮了。巴本看着我,用一只流利的英语他说:“你不介意把墙那边那盏灯弄亮吧?要不这一盏的亮光让我一夜睡不着。”他所说的这些让你终生难忘。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英语说得这么好让我吃惊,我说:“当然不介意,”我准备走过去把那盏灯关掉。他一定知道我是个新兵,他对我说:“我帮你一下你不介意吧?”我说:“不。那太好了。”于是他帮我把灯关了。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他看了看说:“很好,谢谢你。”他是个真正的绅士。然后他休息了。现在回头想想,看看他。我想说他是个绅士。这个家伙能干什么?他六十七岁了,我看着他,我才十八岁,我自言自语道:“他可以做我的祖父。”我现在也是个祖父了,有两个孙子。他明白他能够摆脱,他能够打破这些纪律。于是他上了床,平躺在那儿,把手放在外面。在那儿躺了大约五分钟。他开了一个先例。在他告诉我怎么处置灯光,每样关一盏灯,怎样把另一面墙上的灯打来之后,对别的犯人我也这样做,因为他们也总是说:“一盏灯照在脸上怎么睡觉?”有的则问我:“这灯有多大功率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曾这样自问过。我知道不是四十瓦就是六十瓦。在这里我还想说什么?噢,他仰躺在那儿,突然他把一只手放在被子里面,他违反了纪律,看着他我心里说:“怎么办,整夜老是弄醒他吗?”然后我看到他把另一只手也放了进去——现在更厉害了。他正在用这考验我,但在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当时就是那样干。你要知道还有一件事,又过了一分钟,他翻了个身,一把脸朝墙,避开灯光。让他睡吧。于是我违反了所有这些经律,而我认为它的根本不可能被遵守。同时我断定我这样做的绝不止我一个。 我非常渴望到法庭去,我的那位老兄安迪被派到法庭去了,我只是替补,有人生病时我才上,我告诉安迪:“我现在无事可干,让我顶替他上吧,我想去法庭,我只是想去看看。”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去吧,格莱尼,替我到法庭去吧。”如果一个要犯要上法庭,从他离开监狱起你就看不到他,直到他走进被告席,这期间你见不到他,监狱有一个下楼的电梯,还有一个回到监狱的通道。在这两个地方我们被禁止携带相机,换句话说,你几乎没有机会见到它。我寻到一个机会从电梯上下到法院去。当然,早晨两点那没有一个人,那整个地方都属于我,我拿着一个俄国相机在那儿消磨时光,我走进那儿的一个工作棚,我希望没有损坏那儿的东西,我在那个地方游玩,我坐在戈林和大多数其它犯人的座位上,座位非常硬,没有任何坐垫,仅是一声平平的凳子,译员就坐在房边,法庭本身也不很大。如果你看照片感觉它似乎很宽阔,但实际不是这样,它相对很小。说真的,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我对法庭进行什么事一无所知。护送警卫上楼押下犯人又把他们带回,我们看管他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干我们自己的差事,时不时我们会听到一点迸出来事情。大部分情况,或多或少是在我离开那儿之后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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