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要做“风流天子”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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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风流天子垂衣坐,越国夫人迎辇回。础柱四围香气涌,错疑手握楚云来。”(《十国宫词》)“珠殿才兴又玉堂,风流天子五蛮方。芙蓉甘菊呼鸾道,无复龙川歌舞冈。”(《十国宫词》)“镂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袅炉烟。尧乾汤湿浑间事,赢得风流一代传。”(《清闲供》)诗中提到的这位“风流天子”,就是五代十国时南汉的开国皇帝——刘龑(yǎn)。 历代开国皇帝中,不管是实力派的,还是偶像派的;无论是受禅型的,还是自立型的,都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子孙之表率,万民之楷模,都希望千古流芳,名垂青史。相比之下,刘龑是一

“风流天子垂衣坐,越国夫人迎辇回。础柱四围香气涌,错疑手握楚云来。”(《十国宫词》)“珠殿才兴又玉堂,风流天子五蛮方。芙蓉甘菊呼鸾道,无复龙川歌舞冈。”(《十国宫词》)“镂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袅炉烟。尧乾汤湿浑间事,赢得风流一代传。”(《清闲供》)诗中提到的这位“风流天子”,就是五代十国时南汉的开国皇帝——刘龑(yǎn)。




历代开国皇帝中,不管是实力派的,还是偶像派的;无论是受禅型的,还是自立型的,都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子孙之表率,万民之楷模,都希望千古流芳,名垂青史。相比之下,刘龑是一个另类。据《十国春秋》记载:“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顾左右曰: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龑不顾身份,无视影响,公开声称要做“风流天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刘龑(889—942),曾用名刘岩、刘陟、刘龚,籍贯河南上蔡,后梁海南王刘隐之弟。刘龑长大后,“身长七尺,垂手过膝”(《新五代史》),骑射超群,谋略不凡,早年辅佐哥哥刘隐统治着岭南一带。乾化元年(911),刘隐病卒,刘龑承袭了王兄基业,继续向后梁称臣,一则换取中原政权的支持,二则表明自己在岭南的正朔地位。然而,随着势力的渐强,刘龑另起炉灶的念头已经蠢蠢欲动;尤其是听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后,刘龑“耻称南海之号”,非常生气地说:“中原多故,谁为真主?安能万里梯航而事伪庭乎!”(《旧五代史》)把中原政权称为“伪庭”,并停止向后梁朝贡,是刘龑开国称帝的前奏。




贞明三年(917)七月,刘龑趁契丹入寇后梁之机,在番禺(今广州)自立为皇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918),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疆域约为今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刘龑敢自立为帝,除了他野心膨胀、中原混乱外,还在于他积极推行“政治联姻”的外交政策。称帝前,他娶了楚王之女为妻,封为越国夫人;称帝后,他派人出使吴国,劝吴王也称帝,以示友好;遣使到蜀国,互通友好;他将一女嫁给闽王之子,后来又把另一个女儿嫁到了南诏。楚国、吴国、闽国、蜀国、南诏,连起来如同一道厚实的城墙,成为阻挡中原政权铁骑南下的天然屏障,至少在战时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问鼎中原,南汉没有这种实力;想当“尧舜”,刘龑没有这份雄心。借助诸多“友好”国家的“保护”,刘龑只能躲在“避风港”里偏安一隅。建国后,刘龑采取了诸如睦邻友好、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为维护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为促进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刘龚的身上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如,他妄自尊大,蔑视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他残忍苛酷,动辄使用“刀锯、支解、刳剔之刑”;他愚昧迷信,听信“术者言”改名字、改年号;他狂妄不羁,每每对人说自己“耻为蛮夷之主”。最出格的,还是他执政期间穷奢极欲的“风流”生活。




“风流”,有游猎型的,有荒淫型的,有好色型的,有奢侈型的。刘龑是商人后裔,骨子里的铜臭基因,使他的“风流”主要表现为敛财和享乐。据史籍记载,刘龑“好奢侈”,极尽享乐之能事,常常携爱妃宠臣四处游巡,“叠石为道,名曰‘呼鸾夹’,栽甘菊芙蓉与群臣游宴”(《广州志》);刘龑很贪财,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竞相进奉,在国内无论谁拥有珍宝,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刘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旧五代史》),通过做生意获取大量财富,“广聚南海珠玑”。(《资治通鉴》)。此外,刘龑还于大有三年(930)十月,派“汉将梁克贞入占城,取其宝货以归”。




刘龑在位时,“悉聚南海珍宝”(《新五代史》),库房中的珍奇异宝如同山堆。刘龑一入库,就流连忘返,废寝忘食;遇到北方商人来南汉,往往要召到皇宫,向他们炫耀珍宝,以富有相矜夸,“又性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新五代史》)刘龑搜集大量珍宝,除了自我陶醉和对外夸富外,还用在了修建宫殿方面。在位期间,刘龑“惟治土木,皆极环丽”(《南汉书·高祖纪二》),“唯以治宫殿为务”(《五国故事》),其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离宫千余间”,“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范围”。尤其是他修建的昭阳、秀华等宫殿,一律“饰以金碧翠羽”。(《旧五代史》)




大有七年(934),刘龑修建昭阳殿时,黄金饰顶,白银铺地,殿中开设水渠,渠底遍布珍珠,又将水晶琥珀雕琢成日月形状,镶嵌到东西两柱的顶端,即《南汉书·高祖纪二》中记载的“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檐楹榱桷,亦皆饰之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在宫殿之中就能看到山川河流之美,日月星辰之光。刘龑晚年修建的南薰殿,更是穷极艳丽。据《清异录》记载,“刘龑僭大号,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气无形。”对此,《南汉春秋》载,“南汉高祖曾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清闲供》载:“先主建南薰殿,柱皆镂空,各置炉燃香其中。”




“通透刻镂”、“置炉燃香”、“有气无形”,南薰殿到底有多华丽,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这种规格,这份气派,就连以奢侈闻名的隋炀帝,也是望尘莫及的。或许是对自己独具匠心的沾沾自喜,或许是对隋炀帝风流人生的不屑一顾,刘龑谓左右曰:“炀帝轮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清异录》中也记载,“上谓左右:隋炀帝论车烧沉水,争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不失作风流天子。”后人根据这一史实,作诗曰:“南薰宫殿迥凌虚,暗炙龙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匹,车烧沈水笑粗疏。”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在政权频繁交替的特殊年代,刘龑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终日沉溺、消磨在“安乐窝”里,神仙般的过着风流、奢侈生活,史所罕见,世所罕见。




大有十五年(942)三月,刘龑在金碧辉煌的“仙境”中,依依不舍地病死于广州,时年五十四岁,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康陵,即今番禺新造镇北亭青岗山。为防止盗墓,刘龑临终前令墓道以铁水浇铸,使人“不可启”。然而,明朝崇祯九年(1636)的一次雷击,还是让牢固的康陵出现了缝穴,附近农民发现墓中有十二个金人,十八个银人,地面以“金蚕珠贝”所筑,宝镜“光烛如白日”。最神奇的是,一尊宝砚的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一个碧玉盘加满水,“有二金鱼影浮出”。至于其他珍异物甚众,不可指识。这些奇珍异宝,后被当地官民“搜发无余”,正所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是后话。




刘龑死后,他的儿孙们受其影响,个个荒淫残暴,广聚珠珍,大兴土木,性情更加暴戾,行为更加放纵。中宗刘晟建乾和殿,铸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末帝刘鋹建万政殿,一柱之饰费白金三千锭,以银为殿衣。他们敲骨吸髓,使广州一带变得财尽民穷,就连珠江南岸的庄头小村,也被他们划作风流快活、寻欢作乐的离宫。大宝十四年(971)二月,南汉被北宋一举攻灭,刘鋹也成为赵匡胤的阶下囚。南汉从建立到灭亡,共传四帝,凡五十五年。华夏一统,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个政权如果从“根上”就开始腐朽,那么,这个政权离着灭亡也就不远了。兴于忧患,亡于安乐。身为开国皇帝,却要和亡国皇帝隋炀帝比“风流”,刘龑无疑是南汉衰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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