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民族灭绝---都掌蛮的消失(转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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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有一支叫都掌蛮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今宜宾、珙县一带,崇尚武风,喜好铜鼓,族中有人病故,全族往往将其棺木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称为悬棺葬;墓葬旁边,还有一些斑驳的岩画,这些岩画以醒目的方式记载下都掌蛮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他们将历史雕刻在悬崖上,一组岩画其实就是一部史诗。明王朝将都掌蛮视为心腹大患,不惜十二次动用大军征讨,前后大小数百战,非置都掌蛮于死地不可;明万历之后,昔日威风凛凛的都掌蛮神秘消失,族中勇士大多战死沙场,侥幸逃脱的隐姓埋名,他们与明王朝有着莫大的仇恨?

[编辑本段]明代都掌蛮

明代成都迎来了多事之秋,1644年张献忠第三次入蜀,在成都称帝登基,建立大西政权;明代都掌蛮是四川一个活跃的少数民族,与都掌蛮的战争几乎持续了整个大明王朝,万历年间,都掌蛮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四川少数民族众多,都掌蛮是悬崖艺术家,羌族则保持了早年的习俗;明代分封蜀王在成都,历代蜀王在成都建筑蜀王府,死后也葬在成都。

[编辑本段]勇士与艺术家

明朝年间,西南叙州(今四川宜宾、珙县)一带,生活着一支叫都掌蛮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些有着浓郁武风的勇士,也是一群爱好铜鼓与岩画的艺术家。有学者认为,都掌蛮与汉代有“夷中最仁,有仁道”之称的僰人、晋代蜂拥入蜀的僚人或许不无关联,甚至延续的就是同一血脉。如果这个推论不假,昔日浩浩荡荡的僚人入蜀,在千年之后,留下的仅仅是这个偏安一隅的民族了。明代都掌蛮虽村寨众多,部落却不大,仅有数万人,栖身崇山峻岭之间,过着“火耕流种,既饱且嬉”的生活。

考古学家曾在珙县悬棺葬中发现过两件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景德镇瓷器,也就是说,这种自汉代开始滥觞的丧葬习俗,直到明代仍然为都掌蛮顽强地坚持下来。悬棺动辄数百公斤,想将其悬挂在悬崖峭壁上,对于明代都掌蛮来说,依旧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与悬棺同时进行的往往是岩画,都掌蛮用一种红色颜料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在悬崖上雕刻出来:人头上有个发髻,或戴着斗笠;舞蹈者双手上举,五指张开,全身呈跳跃状,这是部落的“蛙神”;武师将获取的人头提在手上,进行庄严的“猎头”仪式。都掌蛮将历史雕刻在悬崖上,一组岩画其实就是一部史诗。

都掌蛮生性豪迈,不受拘束,平时散居在村寨中,一遇战事,则各寨擂鼓集合,勇士披挂上阵,转眼就能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自明朝建立以来,与都掌蛮的战争便贯穿了这个王朝的始终,明太祖、成祖、英宗、代宗、世宗、穆宗在位时皆曾对都掌蛮用兵。那么,是什么令明朝诸位皇帝大动肝火,非要至远在西南的都掌蛮于死地不可呢?

[编辑本段]都掌蛮激变

明初天下方定,“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不过,都掌蛮好武,即便归降,仍“时时盗边,侵略旁小邑”;都掌蛮盘踞的凌霄城,曾是南宋军民为抗击蒙古军依山修筑的城堡,四周皆为绝壁,奇险无比。都掌蛮在这里囤积粮食,占山称王,好不热闹。加上叙州地处云、贵、川三省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险要,故《明实录》才有了“都掌蛮盘踞其中,实为大患”的感叹。都掌蛮每一骚动,三省为之震动,明王朝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将叙州牢牢掌握在手。

明成祖年间,都掌蛮“攻劫高、珙、筠连、庆符诸县”,而到了明朝中叶,四川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民沦为流民,遂加入都掌蛮,与之并肩作战。当时,加入都掌蛮队伍的汉人流民主要有三类:一是脱逃的军犯及一些早年逃入在寨的流民;二是蜀中大盗;三是亡命的汉人,“黠者遂为谋主”。汉人的加入使得都掌蛮如虎添翼,行军作战更有谋略,因此,“改土归流”便成为明王朝的当务之急。

历代史学家对“改土归流”的解释并不详细,实际上,“土”指土官,“流”则是明王朝设立的流官,所谓“改土归流”,就是要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委派明朝官员,建造兵营,兴办学校,编造户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王朝试图将都掌蛮的“改土归流”作为一个旗帜,在周围地区尚未改革的情况下,便在都掌蛮聚集的珙、筠等地强行设立官吏,驻扎军队。然而,随着明王朝吏治的日益腐败,派遣到叙州的官员也多是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之辈,引起都掌蛮强烈不满,仅仅数十年后,双方便兵戎相见。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高、珙、筠、戎四县的都掌蛮起兵反叛,扬言明朝公差每年来寨中征粮,我要报复。于是将公差捆绑在树上,乱箭射杀,尔后攻占郡县,屠长宁(今四川长宁县),劫庆符、江安、纳溪,史载长宁经此浩劫,“庐舍千余区,县之公宇,既皆灰烬”。

明成化年间的一个早朝上,围绕着都掌蛮是剿是抚的问题,金銮殿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实此事商议已久,只是一直未有定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原籍叙州长宁,颇熟悉都掌蛮性情,他极力反对设立流官,因其“不能夷语,不谙夷情,其下因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周洪谟的上奏招来了国子监黄明善等人的反对,黄明善继而提出一系列毒辣的计策:其一,组织当地民壮,他们不仅熟悉地形,且可以充分利用汉人与都掌蛮的矛盾;其二,10月都掌蛮水稻成熟,宜督民先取其田禾,则不出三月蛮人必溃败;其三,分路进发,各个击破,小寨易攻者先取之,则大寨亦从而破;其四,使用毒球行烟药矢,“毒球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为了激励士兵斗志,黄明善甚至建议,士兵攻打都掌蛮所获财物,可以自行保留,无需上缴。令主剿派欣喜不已的是,这一次,黄明善的上奏终于获得明宪宗的首肯,围剿已成定局,都掌蛮的命运跟这次朝会悄然联系在一起。

[编辑本段]成化与万历的围剿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三月,都掌蛮诸寨起兵掳掠江安等县,这一次,兵部诏都督芮成征讨,但同时又把设置土官事宜一并交付芮成处理。芮成来到叙州,先向都掌蛮宣布朝廷招抚授官之意,都掌蛮大悦,酋长亲自率领二百余位寨主到叙州府拜见芮成。如若此次招抚成功,都掌蛮或许还能免去灭亡的厄运。然而,主剿派御使汪浩由成都赶至叙州后,事态却急速扭转。汪浩认为这些寨主在战场上皆为枭雄,一可当百,不如乘机杀之,以绝后患,于是将前来拜谒的酋长、寨主二百七十余人尽数杀戮,尔后又捏造事实,诬称都掌蛮无意归降。消息传至都掌蛮各寨,都掌蛮群情激愤,誓言报仇,无不欲生啖汪浩。

汪浩使得原本打算归降的都掌蛮坚决反戈,乃至疯狂报复。同年10月,都掌蛮赴贵州诈降,贵州都指挥丁实不知有诈,出城迎接,结果“夷伏兵四起,官军五千余众皆没”;11月,都掌蛮又设计诱使汪浩夜行长宁,结果“官军夜行迷道,人马坠溪谷死者不可胜纪”。不久,都掌蛮沿江水南岸进军,再次攻陷江安、纳溪、合江等县,如入无人之境,几县官民皆迁至北岸,连汪浩的官船都不敢在南岸停留。

战局僵持到1467年,明王朝认为事态严重,“非遣重臣大征不可”,于是诏襄城王李瑾为征夷将军,领大军入叙州。都掌蛮登高倚险,用标驽垒石与明军周旋,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逃入深山避难,明军陆续攻取龙背、豹尾等百余村寨。成化三年,五天之内,明军就放火焚烧756处村寨,缴获米仓3811所,斩首1590人有余,生擒300余人,所获马、牛不计其数。到了第二年,上报到朝廷的战报已增至“斩首3017颗,生擒953人,焚烧村寨1450处,俘获铜鼓63面,所获牛、马、猪、羊、盔甲、标驽、牌刀、旗号、弓箭不计其数”。不过,这个战果显然不能让明王朝满意,明宪宗仍然下旨:“叙贼奔遁山箐者,仍督兵搜剿;其未尽贼徒,尤须督兵设策剿捕,毋俾遗孽复遗民患……”对都掌蛮而言,这道圣谕无异于必杀令。

幸存的都掌蛮盘踞九丝城(今四川珙县)、凌霄城(今宜宾兴文县),依靠天险与明军周旋。九丝城四面峭仄壁立,险峻不可攀,宋元以来历来为都掌蛮盘踞之地,方圆三十余里仅有一径羊肠小道可出入,都掌蛮却能如履平地,在草丛、荆棘里来回穿梭,人皆莫测其踪。在这里,明军遭遇了都掌蛮最顽强的抵抗,“越四年仅克大坝”,二十万大军忌惮九丝天险,不敢前进。这场僵持战,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化之征”。

二十万大军的无功而返令明王朝大失颜面,万历初年,一份关于都掌蛮的急报摆在新继位的明神宗面前:叙州都掌蛮酋长每每身穿蟒衣,乘坐四驾马车,模仿明朝大官出行,沿途敲锣打鼓,夹道而驰;酋长阿苟与其义子阿么儿盘踞凌霄城,“擅抬大轿,黄伞蟒衣,僭号称王”。鉴于前朝的围剿失败,兵部认为,都掌蛮所恃巢穴极其险要,欲破都掌蛮,必破九丝城;欲破九丝,必破凌霄。

明万历元年3月,十四万明军在四川总兵刘显率领下再次集结叙州,刘显曾只身与都掌蛮肉搏,诛杀数百人,都掌蛮闻其名丧胆。在刘显指挥下,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凌霄城、都都寨很快易主。都掌蛮失此二险,只得退守九丝城。明军旋即兵分五路扑向九丝城,不分昼夜攻打,都掌蛮以死相拒,“乘城转石发标驽,下击栩栩如电霰不休”,明军伤亡惨重,一时却也无计可施。

九月九日是蛮人的“赛神节”, 这天,天降大雨,山路湿滑,都掌蛮酣战方休,认为明军绝不可能来袭,于是在九丝山上杀牛庆祝,尽情痛饮。不意明军乘夜攀岩,杀入九丝城,四处放火,杀声撼天,都掌蛮从睡梦中惊醒,见明军从天而降,无不束手就擒,混乱中,被火烧死、坠落悬崖者不下万人,酋长阿大、阿二、方三皆为明军擒杀。明军缴获铜鼓93面,擒斩4615人,战鼓作为战利品被大量运往京师府库,这种伴随着都掌蛮战斗、祭祀的重器最终随着这个民族的消亡而易主。

捷报上报至京师,兵部仍然下令:对逃遁在深山中的都掌蛮继续剿杀,“铲削祸本,席卷云彻”。经此大劫,幸免于难的都掌蛮只有隐姓埋名,四处流亡。史书并未记载明王朝对都掌蛮的清算到底持续了多久,而自明朝以后,都掌蛮便再不见于史料记载,显然,作为一个民族,都掌蛮已经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与围剿中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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