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差不多”的习性来源于唐诗的工整对仗

陆地沉沙抓海龙王 收藏 1 141

中国人“差不多”的习性来源于唐诗的工整对仗

胡适先生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位中国最有名的人物:此人“姓差,名不多”,即“差不多先生”。按胡先生的说法,“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开,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誉之为“圆通大师”;他 “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分明”,“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清楚”,“有鼻子和嘴但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而且“脑袋也不小,但记性却不很好”。李肇星前外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次一个国家派访问团来中国,问你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当时咱们官员说有六七亿吧。对方一听就很惊叹, “中国真伟大,一差就差1个亿。”

中国人为什么会每每“不计其数”缺乏精确观念呢?我觉得与诗词文化特别是唐诗的影响有关。含有数字的唐诗数不胜数,这里仅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圣李白的作品为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游泰山》)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李白在诗中使用的数字,无论是“一”、“三”、“千”还是“万”,大多是虚指,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认真不得。台湾作家余光中老先生在《寻李白》也正是用数字的虚指功能评价这位史上最强的大诗人:“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唐诗中的数字既然是虚指,但也不是任何数字都可以入诗,律诗使用哪一个数字要顾及诗词的格律、平仄、韵脚、对仗。比如写对联,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数字就要对数字,但是还要保证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合辙雅韵。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使用什么数字实际上不是随意的。清康熙年间有一本书叫做《声律启蒙》(作者车万育),将上平声分十五韵、下平声也分十五韵,每韵做歌诀三段,三十韵共九十段。比如“一东”(上平):“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阳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这样看来,中国人“差不多”的模糊性与古代律诗的“精确性”密切相关。从小就背熟了唐诗的中国人常常 “颠三倒四”、“乱七八糟”,说时间是 “一袋烟的功夫”,说高度是“日上三竿”,说距离是“十万八千里” ,反正“八九不离十”。只有一次例外,“差不多”先生在北京客串售楼经理,告诉我该物业距离地铁线仅30米,出门四通八达。我实地测量结果,该物业距离地铁站不是30米而是三站地,于是找“差不多”先生讨个说法。“差不多”先生心中有数,振振有词曰距离地铁“线”30米并不意味着距离地铁站30米呀。

还有,我们去看购房所在小区大体位置时,有时会看到标出小区离某某大马路只有不到10分钟车程,哈!实际上竟达10公里之遥呢!车程的概念可快可慢,时速100公里,10分钟就达15公里了,中国人就喜欢在“模糊概念上”忽悠你。

(经过Agmi有所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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