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研经费基本上由国家提供,而且重大的科研项目大多由政府部门先立项再由科研人员申请,政府如何资助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科研的未来走向。政府部门显然也很有信心指导中国科学的发展,最面面俱到的部署是2006年2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距离这个规划的完成恰好还有10年的时间。我们要展望未来1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不妨就以这个纲要做为蓝本。


这份长达4万多字的纲要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当前科研前沿的问题都没有遗漏,紧跟世界科技潮流,并不具有多少中国特色。如果把其中关于发展中医药的寥寥几句剔除掉,也可以把它当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纲要。


这份纲要把科技发展分成“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等4个方面部署。重点领域是指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涉及能源等11个领域。重大专项是指要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共有16项。前沿技术方面涵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空天技术等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项。基础研究方面除了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还确定要解决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等8个科学前沿问题,开展人类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学基础等10个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部署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等4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在这些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重中之重”的重大专项。16个重大专项中民用的9个现在已全面启动,预计共投入6900亿元。随后发布的课题申报指南,更让人感到这些专项手笔之大。例如“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今年5月5日正式启动实施,“十一五”阶段(2008-2010年)已确定970项课题,课题经费53亿元人民币,要完成30个新药临床研究,提出新药注册申请或取得新药证书,并完成100个创新药物的临床前研究,获得临床研究批件或提出临床研究申请。


这份纲要计划实现8个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宏伟,在各个领域都想要成为世界一流: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艾滋病、肝炎等重大疾病得到遏制,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在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上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信息、生物、材料和航天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这些目标如果能够全部实现,甚至只要部分实现,中国在10年后就会成为在各个科研领域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强国。但是,制定雄心勃勃的规划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中国许多科技官员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认为科技发展是可以精确、定量地规划,按部就班地实现的。然而,这种类似于工程建设的做法,只适用于某些技术应用项目,这些项目的科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也已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和人手,就基本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其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份规划列举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例如“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高性能计算机等,都属于此类。


这份规划确定的16项重大项目中的大部分,例如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也属于这种情况,其实现是可以预料的,有的已经部分实现。例如载人航天工程已三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并实现了航天员在空间出舱按计划活动,接下来将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空间实验室,开展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空间天文和空间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探月工程工程已经实现绕月探测,接下来,在2012年前后将实现月球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察,2017年前后实现自动采样返回。


有的项目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早已有了现成的产品,但是受社会因素的干扰而阻碍了其推广。例如计划投入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人类种植转基因作物已有近20年的历史。转基因技术通过在传统作物中转入外源基因,让其具有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性能,减少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既能增加产量,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对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美国一枝独秀。欧洲则由于受政客和极端环保组织的打压,转基因作物被有系统地妖魔化,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产生了疑虑。尽管欧洲委员会曾经认定过转基因新品种与传统育种的新品种相比并非更不安全,甚至更为安全,但是其在欧洲的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中国乘机赶上的大好机会,在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和推广方面有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但是,欧洲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声音近年来也传入了中国,更有国外极端环保组织在中恐慌。导致早已研发出来并完成各种安全评价程序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迟迟无法进行商业化种植。在未来的10年,中国很可能培育出更多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但是能否获得批准种植,则不是个科学研究问题,而是个科普问题和政治社会问题,取决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能否有更理性的认识,中国政府部门是否有在这个问题上对抗社会舆论的决心。


还有的项目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限于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能否如期实现就很成问题。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本来非常落后,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极大。60年来中国自主研究的新药获得国际承认的寥寥无几,经常在国内媒体上被提及的只有青蒿素一种。但是这个“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给每个新药研究课题的经费不超过500万元,却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完成30个新药临床研究,这无异于试图实现科技大跃进。即使在新药创制最为发达的美国,也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在美国,一种新药从开始研发到获得批准,平均需要8.5年,花费数亿美元。


不过申请到这个重大专项的科研人员是不会担心在明年交不了差的。他们想必不至于相信在短短的两年内就能奇迹般地发现、验证这么多的新药。他们大概会以这几种方法交差:把模仿国外药物的仿制药当成新药向药监局申报;不遵循新药验证的规范程序,缩短研制时间;用中成药申报;把已有的药物稍做改变,包装成新药申报。这是历年来的常规做法,不然中国哪来那么多“新药”?


这样的“新药”当然只能在国内自己用,无法获得国际认可,成了中国人自己使用的中国特色的药。一个药物如果被证明了真正有效,是会很快传遍世界各国的。药物的疗效没有国界。一种只在一个国家使用的药物,其真实疗效如何总是令人起疑。规划的制定者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还希望能走向世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还要求在十一五期间“争取1-2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能够在发达国家完成或基本完成临床试验”,就是想要让它获得发达国家的承认。新药的临床研究一般分成三期,I期临床试验时间持续数月,II期临床试验时间持续几个月到两年,III期临床试验时间持续一年到四年,即使试验过程一切顺利,并把各期临床试验完成后总结、申请下一期试验所需要的时间忽略,至少也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基本完成临床试验。这个专项现在距离十一五结束还只剩1年,连临床试验的时间都没有了,还好那只是“争取”,而不是强求。


现代药物的开发是大军团作战,需要众多不同领域学科的专家的通力合作: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理、病理和设计药物,有机化学家合成药物,毒物学家研究药物的毒理,药理学家研究药物的药理,计算机专家对药物进行模拟和分析,医生对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和观察疗效,统计学家统计治疗结果,等等。而新药开发的第一步,是从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开始的:生理学家研究人体在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生理功能和变化规律,生物化学家研究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分子生物学家则研究参与生命过程的各种分子的功能和相互作用。因此新药研发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之上的。中国新药研发的落后,首先体现的是基础研究的落后。



规划纲要对中国基础研究也进行了面面俱到的规划。但是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工程建设不同,它的发展更具有不确定性。在科学史上,重大的科学成果很少是被事先规划出来的,很多重大科学发现纯属偶然。基础研究更依赖长期的积累和循序渐进,不是靠短期的激励就能取得成效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经费的支持,但是基础研究成果却不是靠加大资金投入就能生产出来的,至少还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学术人才和学术环境。这两个因素的提升,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一流的学术研究需要由一流的学术人才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业,难以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从近年来各省的高考状元普遍选择经济、金融专业即可看出。学习科学专业的学生,最好的一部分又选择到国外深造,之后又选择留在了国外。如果从世界科学的发展来看,这并非坏事,这些人才也许在国外更能发挥其才能,对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对中国本土的科学发展而言,人才流失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教育腐败和浮夸的社会风气,严重影响着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虽然历经多年的扩招,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2008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其中大部分缺乏必要的学术素质和学术训练。而占据学术高位的资深科研人员却未必有能力、热情或精力真正领导科研。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却难以找到胜任的人员来承担重大课题。


从国外引入人才是一个救急的办法。从“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到新近启动的“千人计划”,都以吸引留学人才回国为目标。“千人计划”更是号称以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学者为重点,以期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实力。但是,这些人才引进计划在实施中都出现了种种问题。享受这些计划的待遇的归国人员很多并没有符合其引进要求,算不上杰出。虽然也有许多已在国外学术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华人学者被以这些计划的名义引进,而实际上他们仍然全职在国外工作,到国内的活动不过相当于度假,对国内的科研并无实质性的参与,国内院校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名声来获取国家科研经费。少数高层次人才即使真正全职回国,往往也异化成科技官员和公众人物,而不再是潜心科研的学者。获取在国外无法得到的权力和名声,本来就是其回国的动机。这些人的回国,很难说能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多大的正面推动作用。


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还在于科研体制的落后。现在的科研体制仍然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本位体制,学术权力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一批非专业出身或已脱离专业研究的行政官员决定着重大项目的资金分配和成果评估。在这种体制下,科研经费的发放就可能成为关系户的分钱游戏,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还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为例,“十一五”计划第一批课题申报指南的发布时间为2008年8月29日,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08年9月4日;第二批课题申报指南的发布时间为2008年9月23日,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08年10月13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科研经费的申报,其效率之高,称得上奇迹。这样的经费发放,显然只是在方便那些事先知道信息的关系户。难怪获得这一项目经费支持的人,很多也是其他重大项目经费的常客,并无新药创制的背景或经验。这样的重大项目会取得什么样的实际成果,也就可想而知。


重大科研项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是否如期完成,同样由官员决定。他们并无进行专业评估的能力,但是至少会数数,论文的数量成了评价一项科学项目的成果的“客观”标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看重论文数量,特别是所谓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即使是从国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也入乡随俗地宣传自己曾经在高档次期刊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并保证在某个课题完成时将发表多少篇论文交差。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数已跃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位,在未来的10年内成为世界第一论文强国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发表论文固然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论文本身却不等于科研成果,论文数量的膨胀更不等于科学成就的跃进。何况,如果考虑到在这种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学术评估体系刺激下的数据造假、抄袭和一稿多发,论文数量所代表的意义更要大打折扣。


总之,在未来的10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前景:在某些已较成熟的技术应用和工程领域,在有足够资金保证的情况下,中国有望如期完成规划,例如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在其他一些更为落后的领域,难以有实质性的成果,大量的资金投入最终收入的可能只是一些表面文章,例如新药创制项目。而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景更不容乐观,或许不过是制造出更多的论文,让一个个重大项目变成了一串串论文数目。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并不存在大跃进。中国科学要快速发展,更迫切需要的是科技人才的培养、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学术环境的改善。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计划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在短短的10年内让中国一跃成为科技强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