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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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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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他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集中了起来。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就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中暗骂:“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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