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全程回顾之二: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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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编辑] 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

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与所剩无几的战略资源和后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没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领了的中国国土,所以在这段时间中日本支持中国人成立傀儡政权。先后于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两年后,于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隔年,于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7],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来源请求],[来源请求]但在蒋中正的坚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终没有向日本投降。

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来源请求]。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1939年国民政府军行军走向前线

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来源请求]。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8]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政府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编辑] 敌后战场的发展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著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形式迥异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并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图为蒙古骑兵抗日战争时进行的训练。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政府军的地方部队。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国民政府敌后大规模扫荡,国民政府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也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共产党利用其游击战的技巧,生存下来,利用这种“真空”迅速发展。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至1940年7月,共产党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与国民政府军起冲突。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少数将领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初期动员了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后又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加入,据共产党所称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共军也遭到2万多人的损失。

中共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后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后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袭击苏北韩德勤部队[9],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6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撤退,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华北日军因找不到共军主力,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号作战,以期消灭中国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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