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的本质其实是种“公权碰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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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上海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一事成为国内舆论焦点,当事人已委托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就在公众热议钓鱼执法程序的正当性之时,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又为我们揭开了钓鱼执法背后的重重内幕。   钓鱼执法这个说法很形象,有执钓者,有诱饵,有等待被钓的鱼。于公共利益而言,先将所有公民假定为等待被钓的鱼,不断抛出诱使其违法违规的鱼饵,然后钓起归仓自由责罚,这样的执法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增强社会的恐惧氛围,互不信任,因为“人人都可能是鱼饵”

近日,上海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一事成为国内舆论焦点,当事人已委托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就在公众热议钓鱼执法程序的正当性之时,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又为我们揭开了钓鱼执法背后的重重内幕。


钓鱼执法这个说法很形象,有执钓者,有诱饵,有等待被钓的鱼。于公共利益而言,先将所有公民假定为等待被钓的鱼,不断抛出诱使其违法违规的鱼饵,然后钓起归仓自由责罚,这样的执法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增强社会的恐惧氛围,互不信任,因为“人人都可能是鱼饵”;二是蕴蓄社会对执法部门的抵触情绪,行政执法领域如此收集证据,怎能让一般违法主体心悦诚服?


行政执法不比刑事侦查,行政相对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行政权力与公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行政执法中钓鱼执法成为合理的常态,那么,公权捞钱就必然成为合法飙涨的GDP,部门利益与权力寻租就会有更疯狂的土壤。对职能部门而言,行政执法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即便打击黑车有其合理性,“以恶治恶”的钓鱼执法在本质上已属于“公权碰瓷”的行为,涉嫌借助公权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


钓鱼执法的本质是“公权碰瓷”,而为这种“碰瓷”行为支付的道德成本尤为高昂。自然环境是脆弱的,比自然环境更脆弱的是社会道德生态。一出彭宇案,令社会助老热情雪上加霜,如果公权领域都将执法程序升级成“钓鱼式”,别说司机的善良与热心灰飞烟灭,就是出门走在大街上的民众,也须时时提防诱饵,处处为自己无人悯恤、不被救济的危险忧虑。


一个遍地鱼饵的社会,法治级别再高,也不能算得上一个纯良的社会;一份屡设圈套的公权,罚的款再多,也谈不上执法能力的胜利。行政强制法草案虽然结束了征求意见,但是,“公权碰瓷”的钓鱼执法却显然给即将出台的正式法令提了一个醒:规范行政执法权,比赋权与监督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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