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十九 熟悉知青 边境虚惊

10余天后,战前转移的农场职工们,陆陆续续的回到家里来了,或多或少的开始了他们的一些“正常生产和生活”。

为了不打扰和影响他们,我们主动把一些住房紧张人家的房间让了出来,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但他们都坚持要我们的战士回到他们的房里去,他们宁愿几家人打挤,也不愿让我们住帐篷。但我们部队有部队的原则和纪律。在这些返回的职工中,也有从重庆返回来的,当年到边疆的支边青年。战争打响之前,绝大多数的支边青年都跑回重庆躲避去了。也有极个别的胆子大点的,留了下来。这天,我们都没有上阵地值班的任务,留守的部队在进行队列训练的时候,正好是代理1排长谭贤荣值班带队训练。

“你是重庆人咯?”部队休息的时候,一个重庆支边青年问谭贤荣。

“是咯。”谭贤荣说。

“我是市中区的。你是重庆那点儿的?”支边青年问。

“沙坪坝。”谭贤荣告诉他。在异乡遇老乡是很有亲切感的。就这样,谭贤荣跟这个叫李权的重庆支边青年谈得很投机。

“走!到我们老乡家里去耍。”晚饭后,谭贤荣拉着我去了重庆支边青年李权的家。

“这是我的哥们老谢,是成都人,我们连的副连长。”谭贤荣向李权介绍。)

“我看你们关系很好咯,就知道是个从城市入伍的兵。”李权说。这个李权是战后留下来为数不多的支边青年,在战争打响后,他随支前民工也上了前线。他还很得意的将从越南“偷”回来的一把很精致的称药品之类用的小秤和一大摞唱片,拿到我和谭贤荣的面前炫耀过一番。没过几天,他们农场在清理支前民工从越南“抢”的物资的时候,这个李权还找到我,说是要把一对他从越难带回来的沙发藏到我们部队里来,他怕给没收交公了。

他还告诉我,目前他把沙发藏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了,如果查起来了,就搬到我住的房间里来,这样他们农场就不敢查了,我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最终没有给他查出来,自然也就不用搬到我住的周阿姨家里来了。从与李权的交往中,我们知道了,坝洒农场里共有近200名重庆支边青年,也有少数的上海和成都的支边青年,全是在1971年从内地来边疆的。他们绝大部分因战争爆发,回内地躲避去了。他还告诉我们,16连一共有3名重庆知青;我们防御阵地前的那个院落,是他们的第3连,那个连队里也有4名。最近就可能有人会陆续回到农场里来。

正如李权所说,没过2天,从重庆返回的支边青年就多起来了。其中,靠红河边上那个3队的都回来了,是2男2女。他们见院落的后面有我们军人的阵地,就跑到山上来看,当然我们是不允许他们上来的。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好白天在院子里活动,晚上跑到我们这边的16队来,跟这里的知青打挤。这样一来,这里的支边青年就多了起来。他们听说在这里驻守的部队里有他们的老乡,也是知青出身的,还是个当官的,就有事没事的往我和谭贤荣这里跑。

一来二去的,他们就跟我和谭贤荣混熟了。其中的一对是在耍朋友,女的叫谭春兰,男的叫张教应,加上李权,他们三个人与我混得最熟。这天,又从重庆回来了几个知青。听他们一讲,一下来了6、7个人找我,要我把部队的枪给他们打一下。说由于他们多年来总爱惹事打架,农场领导们不让他们当基干民兵,怕他们用枪伤人,所以把他们当基干民兵的资格给剥夺了。

“你们想打什么枪?”我也没多想,只当是支持当地的民兵训练吧。我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冲锋枪!”

“手枪!”“机关枪!”他们七嘴八舌的吵着说。

“我都可以满足你们!但你们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才行!”

“要得咯!”他们兴奋的满口答应着。于是,我也没多考虑,就让文书给我准备了大约200发7.62的子弹和一箱手榴弹,又让谭贤荣到1排去,调用了1挺5.6式班用机枪,加上我们2人各自的5.6冲锋枪,叫上汽车就开到了2公里以外坝洒四分场的后山里。我与谭贤荣给这帮支边青年当起了教官,让他们逐个的过了一把枪隐。记得在打冲锋枪的时候,有个叫冯永富的青年在打点射的时候,由于没把手臂夹紧,枪的后座力把枪口震得直往上窜,吓得站在一旁的我连忙把枪口往下压。

还有位叫甘克俊的青年,在我选好的山崖边投手榴弹的时候,手榴弹才握在手中,就吓得手脚都在抖,搞得我根本就不敢离开他半步。这帮青年“训练”完后,就对枪爱不释手了。为此,他们还专门找来一部120相机,拍下了许多的持枪镜头。

越南特工来了!”突然有一天黄昏,谭春兰和7、8名农场3队的职工,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边跑边喊的,冲进了我们驻地的大院。

“越南的特工来了?有几个?在哪里?!”我连忙从周阿姨家跑出来问。

“就现在!有1个,就在我们3队的水果林里!”谭春兰喘着粗气对我说。

“我亲眼看到的,穿的黑布衣服,被我看见后,就鬼祟的往果树林里钻了。”有个职工补充着。;

“马上叫几个人,带上武器!跟我来!”我来不及跟连里的其他人商量,指着谭贤荣说。于是,我马上跑回周阿姨家,拿上武器就冲出去了。

我用近乎百米的冲刺速度,冲出大院就向公路边跑去,谭贤荣和4个战士,紧紧的跟在我的身后。

跨过公路沿机耕道跑了不到3分钟,就到了坝洒农场3队的院落。这个院落就在我们防御阵地的眼皮底下,距离红河边也就4、50余米,果树林就在院落的东侧60余米的地方。

“我们现在3人一组,从两个方向朝中间搜索,记住,在没看清人的情况下,绝对不准开枪哈!”我对着谭贤荣,也是对所有人说的。这片果树林,平时我们在山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来这里巡查过多次,对它的地形也很熟悉。

它距离红河国境线最近的地方,不过30余米远,是一片地势十分平坦的果园,沿河岸有大约4个篮球场大小。这里面种植的果树品种也很多,树干最大的要数在当地称之为树菠萝的果树,直径足有脸盆大小,还有香蕉,荔枝以及我们叫不出名的果树果藤等,小的犹如青藤缠绕。在茂密的果树与杂藤的掩护下,就显得有点隐秘阴森了,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在夜幕马上就要降临的半暗半明的条件下,我们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拨开青藤,在树丛中仔细搜索着。还要防止万一是我们的农场职工在劳作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把人看错了。除了红河的“哗哗”流水声,果树林里连鸟鸣的声音也没有。经过近一个小时,反复两次的搜索,也没发现有什么人影。天也完全黑下来了。

“是农场职工看花眼了?还是把人看错了?”谭贤荣对我说。

“都有可能!”我应了一声。但我在想看错的可能不大,如果是我们的职工,他们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到果树林里来干什么?何况又是黄昏时分?平日里他们都会在晚饭后,离开这里到公路的16队或是场部里面去借宿的。如果是我们农场职工,他会行动鬼祟的躲起来吗?我想,从农场职工发现,到我们接到报告,再到我们到达这里,中间至少也有7、8分钟的时间差。也许就在这段时间差里,越南特工知道我们的人发现了他,因而逃过河去了;也许跑到某个职工的家里,躲起来了。

“进院子里去,再搜查一遍!”我仍不甘心。

我们一行6人来到了职工的住宿大院。这里的职工本来就没有几个,他们很多的家门,连锁也没上,早就吓得跑了。我们仍按3人一组,从两边往中间挨家挨户的搜查了个遍,都没有发现要找的目标。

看来是虚惊一场了。

当我们毫无收获的回到驻地后,3队报信的农场职工,还围在一起等我们的消息呢。

“没有抓到啊?”谭春兰问我。看着我们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们都感觉到了一丝的失望。

“人影都没有一个。”谭贤荣垂头丧气的说。“一定是跑过河去了。”有个职工说。

“你们有人真的看到果树林里有人?”我问。“真的看到了,他看见我们的人后,才跑到果树林里的。”职工说。

“算了,我们明天不敢回去了。”谭春兰说。“怕啥子嘛,你们放心的回去,他们已经看见这里有这么多的解放军在守卫了,肯定就再也不敢来了的,就是来了,他们比你们还害怕得嘛,他们是做贼心虚的。再说,不是还有我们在你们大院后面的阵地上,24小时守护着的么!”我安慰他们说。

经过这场虚惊后,我们马上要求阵地上的值班人员,要24小时不间断地加强对红河沿岸的监视,防备越特工人员对我阵地的偷袭。结果,直到我们最后撤离,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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