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

sxcdp861113 收藏 1 3571
导读: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 “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

“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的军事制度时,首先讲村社居民组织,说:“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它的军队组织则建筑在居民组织之上,是“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齐军的“三军”由国君和国、高二子统帅,所以“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仲称这种制度是“作内政而寄军令”,特点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叫做“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两者互相适应。《齐语》所述军制与《周礼》所述周代军制完全符合。汉代刘劭说春秋以前军制是“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宋代叶适说是“寓兵于农,寓将于卿”。都是对“兵农合一”制度的精辟概括。

齐国的军制很有典型意义,其他国家的军制,从《周礼》一书的记载看,大体与齐相同。

南方的楚国虽然在军制与官制的设置和名称上往往与中原不同。但“兵农合一”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说楚王在国“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则“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楚国的国人也是具有亦军亦民双重身份,在国为民,故训之“民生之不易”;在军为士,故申儆之“胜之不可保”。这种制度无疑也是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

“兵农合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井田制度。《汉书•刑法志》所说周代“因井田而制军赋”,正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员都得到一块由村社代表国家分配的足以维持自己和家属生活的份地,并为国家负担兵役。份地是他为国家服兵役的基础,兵役则是他因份地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相辅相成。</P

“兵农合一”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在为民时,兵器收归国家统一保管,临事征兵时,同时发授武器,与终日兵不离手、手不离兵的常备军明显不同。这就形成临战集结和临时授兵制度。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说:“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还。”这种临时集结军队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襄公十三年说:“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襄公十八年说:

“楚将侵郑,子庚帅师治兵于汾。”这些事例足以证明终春秋之世列国都是在战前临时征集部队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也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日中会于军门”。说明也是临战征召部队。既然临战前征召部队,当然也在战前发授兵器,这种临战授兵的事例也习见于古文献。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记载,庄公准备讨伐许国,五月甲辰那天,在郑国的祖庙发授兵器,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为争车发生矛盾,“颍考叔挟辀(zhōu,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说,楚武王排列成“荆尸”之阵,向军队发授战戟,去讨伐随国。又,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说,狄人伐卫,卫将战,“国人受甲”。军队的武器,战时由国家发授,战后复缴还国家。因此,国家专门设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机构。据《周礼•夏官》载其《司兵》职掌“五兵五盾”的授受。《司戈盾》职掌“乘车”、“贰车”及“旅贲及虎士”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职掌“六弓四驽八矢”的授受。《校人》职掌“五马之政”。据《周礼•春官》,《司常》职掌各种战旗,《鼓人》职掌各种战鼓与金器,《车仆》职掌各类战车等等。《左传》襄公九年则记载,宋国有工正掌管“出车”,校正掌管“出马”。他们“备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叫做“库”。当时列国都有这种武库,如鲁国曲阜有“库”,高余也有库,郑国有“襄库”等。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平时管理村社和国家事务的各级官吏,战时就是军队中的各级军官。齐国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平时治民,战时统军,正是这种村社和军旅的双重官吏。晋国的六卿,平日为政府官吏,战时为三军将佐。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马、司空,战时皆为军帅等。总之,列国的政事官也兼军官,都是文、武职责不分的。</P

“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决定了春秋时期军事训练必然要在农闲时进行的特点。这其实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来村社生活的一般规律。《国语•周语上》说周代“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务农的三时是春、夏、秋,讲武的一时是冬,属农闲季节。《国语•齐语》说:“春以蒐振旅,秋以狝(xiǎn,音显)治兵。”《司马法•仁本》说:“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这也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列国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闲时,也要组织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组织进行。二是通过“蒐狝”,即狩猎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春秋时鲁大夫臧僖伯讲得十分清楚:“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讲事就是习武,蒐、苗、狝、狩是四时田猎之名。这是国家组织村社居民借田猎而习武的明证。从《左传》一书看,春秋时期的蒐狝活动,的确多是军事活动。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说,晋“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僖公三十一年,“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鲁“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

-

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制度的特点取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奴隶社会形态有两种形式:一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一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是:其一,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专制制度基于公有制。就我国奴隶制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井田制)和君主专制政体这两点来看,无疑属于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这种类型的奴隶制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制度。所以它反映到军事制度上就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兵农合一”制度,并不只存在于先秦时期,为华夏族所独有。在由原始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转化过程中,宋代辽东生女真完颜部所建立的“猛安谋克”制度、明代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都是这种集军民于一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民兵制度。

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

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因井田而制军赋”。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楚国司马蒍掩治理军赋,就首先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然后“量入修赋、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从蒍掩治赋中,也可以看出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性质,因为其赋既包括车兵、徒兵、甲楯各种军械,也包括甲士、步卒等服役人员。《司马法》一书载有春秋以前的两种军赋制度。其一,“成井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二,“甸十六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从这两种军赋制度看,也都既有甲士、步卒,又有戈楯、车、马、牛,是赋役合一的。《孟子•滕文公》谈到春秋时的赋税制度说:“使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助”,就是税。其时野人不服兵役,所以不纳军赋而纳税,税率是九分之一,即“野九一而助”。“赋”就是军赋,其时国人服兵役,所以交纳军赋,赋率为十分之一,即“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既纳军赋,便不再纳税。赋与税是有区别的。《汉书•食货志》对春秋以前赋与税的区别讲得很明白:“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即赋供军队需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即税供国家祭祀,政事需用。</P

但是,有些学者对于春秋时期的赋、税分制往往认识不清,误会为一,结果造成一些混乱。

春秋时这种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制度,其实正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的一个内容。它与恩格斯所说马尔克公社中的服兵役者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六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军赋与兵役是统一的,所以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赋”字就常被用来泛指军队而言。如《左传》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州吁对宋国说:贵君要讨伐郑国,翦除贵君的祸害,“敝邑以赋与陈、蔡从”。“敝邑”是卫州吁对自己国家的谦称,“赋”,即卫国的军队。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郑大夫子家对晋国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贵国的谅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shù,音树),唯执事命之”。“敝赋”二字,就是敝国的军队。又《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齐发生鞌之战,战前晋军统帅郤克请求晋侯出兵,“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这个“赋”字不但指的是军队,而且指出了这支军队所辖战车数量。又《国语•鲁语下》载,在诸侯平丘会上,晋国人捉了鲁大夫季平子。鲁子服惠伯对晋国说,过去齐乘晋乱攻晋,取朝歌,我们先君襄公不敢安居,“使叔孙豹悉率敝赋”,跟从晋国攻击齐的左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说:“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这里的两个“赋”字,无疑指的也是军队。</P

在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还实行两级兵役制:一级曰“正卒”;另一级曰“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这就是说,一家兄弟虽多,但只有一人是准备服现役的正卒,正卒以外的男子都称为羡卒。一般的“徒役”,一家只出一人,而当军事训练,即田猎或追捕盗贼时,则是羡卒、正卒全部出动。春秋时期的兵役是民兵制度,“正卒”是从服兵役者的战士身份来说的。而从他们在村社的社员身份来说,则称为“正夫”。从他们服其它劳役的身份来说,则为“正徒”。“羡卒”又称“余夫”。他们是不服现役的“卒”,但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国有大敌时动用,其实是预备役人员。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列国兵源不足,晋、鲁、郑等国已经向野人征兵征赋。所以羡卒也就被征调到战场上来了。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晋为大国,其时老幼孤疾都上了前线,一家之中往往有二人在军中服役,其他国家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当然也就突破了春秋时早期“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的旧制。《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当然是全部羡卒都已走上战场了。而这说明,战国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在酝酿当中了。

M

春秋时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作为“兵农合一”制度的一个内容,它决定于春秋时代存在着的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相统一的制度。周代的军赋因井田而作,周代的兵役因村社而作。而井田制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村社则是井田制的居民组织形式。二者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就决定了兵役制度赋、役合一的统一性。春秋时期,井田制和村社制虽然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例如出现了“隶农”、“隐民”、“初税亩”、“作爰田”等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井田制和村社制。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的“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实行的“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等等,就是统治阶级维护旧的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证明。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存在,就决定了军赋与兵役制度相统一制度的存在。

车、步兵相结合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

以战车为核心的车、步兵结合编制,是春秋时军事编制的一大特色。《周礼•夏官•司马》说,春秋时代列国的军事编制有六级:伍、两、卒、旅、师、军。“伍”由五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他们以战车为依托从事战斗。“两”由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和一乘战车组成,所以称“两”,说明战车是战斗核心。卒由四两,即战车四辆,卒100人组成。旅由五卒,即20辆战车、卒500人组成,师由五旅,即100辆战车、卒2500人组成。军有五师,即500辆战车和卒12500人组成。《周礼》所讲的军制,与《司马法》记载的“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军制,基本一致。《司马法》的这条记载,据杜预《左传》宣公十二年注说是旧编法。即由西周延续下来的春秋早期车、步兵编制法。据清代学者金鹗、孙诒让等人研究,《司马法》所说的“徒二十人”中包括役徒、厮养五人。专就战车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春秋时晋国的军事编制正与《周礼》所讲的军事编制相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鲁国向晋军将佐行贿时,讲到晋国有军、师、旅三级编制。《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通吴于晋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说明晋军有两、卒二级编制。《国语•周语中》说晋国“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整治。”又证明晋军有卒、伍二级编制。这些材料证明,晋军编制恰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P

晋国的军队编制应能代表春秋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齐国的军队组织在桓公时由管仲进行改革,所以与《周礼》的记载有所不同。它裁减了“师”级建制,形成了“军、旅、卒、小戎、伍”五级。其战车一乘,即“小戎”较“两”的战斗人员增加一倍,为卒50人。

B

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师”级单位,为“军、旅、卒、什、伍”五级。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卒”又称“彻行”,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旌”,由十彻行组成。

c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三十人制”,发展成为“七十五人制”。

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四邑为丘”出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曰“匹马丘牛”;又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据蓝永蔚先生研究,“七十五人制”的车乘士卒编制是“春秋编制”。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匹马丘牛”和“乘马”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丘役”,清代学者称其为“丘甸法”,或“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丘”字。</P

“三十人制”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齐派遣“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也与每乘战车“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七十五人制”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邯郸)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另一晋将涉佗“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徒七十人”这个数字,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七十二人”的统称,这应是正确的。

7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匹马只轮无还”。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秣马利兵,修陈固列”。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结日定地”,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诘朝将见。”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P

春秋时期的“军阵”,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鱼丽之阵”、“左右矩”、“荆尸”、“鹳”、“鹅”、“盂”、“角”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三阵”或“五阵”。《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鱼丽之阵”。“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杜预注说:“矩,方阵也。”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拒”,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鱼丽”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三阵”。

如图所示:

!

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伍”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三阵”。</P

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左、右盂”与“左、右拒”和“上、下军”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三阵”式。

由“三阵”发展到“五阵”,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讲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说:“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即:“前茅”,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中权”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后劲”,是殿后的精兵。“右辕”,为右路军,“左追蓐”,为左路军。合此“前、中、后、右、左”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五阵”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先驱”、“申驱”、“胠”、“启”和“大殿”五支军队。依杜预说,“先驱”是先锋军,“左翼曰启”、“右翼曰胠”,“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申驱”为“次前军”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申驱”,说明它不是“次前军”,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前、后、左、右、中”五支军队组成的“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两、伍、专、参、偏”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前、后、左角、右角、前拒”,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8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

这种“五阵”,自然是“前、后、左、中、右”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方、圆、疏、数”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八阵式”。“八阵”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P

刘心健先生说:“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散而成八,复而为一’。”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八阵”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锐卒千人”,吴王阖庐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三阵”和“五阵”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八阵”。

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

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722年)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结果被郑庄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小,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制”(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栎”(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P

u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作州兵”“作丘甲”和“作丘赋”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n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氂。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

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九州之戎”。就是“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

j

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也都有强大的都邑武装,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夺取了宋国政权。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县”兵。楚国的“县”,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改县申、息”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今河南偃师县东)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县公”或“县尹”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P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如果吴的地方兵赶来援救,越国可以用“御儿”的地方兵抵御。这就清楚他说明了吴、越二国都有地方都邑兵。

`

3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