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阀”管理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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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学阀”管理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温家宝总理9月4日在北京35中发表讲话时明提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相比基础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更是面临着全面的危机。 大学已经全方位的与政府接轨,大学各级领导已经基本官员化,大量的官员也在大学拿到了各种学历、学位和荣誉称号。大学全面提升了各级党政官员的文凭,政府的各种规则全面改造了大学。大学官员在掌握学校公共权力的同时,通常都身兼硕士导师到学部委员等各种专业职称、职务、称谓,在承揽课题中当仁不让的成为负责

“学阀”管理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温家宝总理9月4日在北京35中发表讲话时明提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相比基础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更是面临着全面的危机。


大学已经全方位的与政府接轨,大学各级领导已经基本官员化,大量的官员也在大学拿到了各种学历、学位和荣誉称号。大学全面提升了各级党政官员的文凭,政府的各种规则全面改造了大学。大学官员在掌握学校公共权力的同时,通常都身兼硕士导师到学部委员等各种专业职称、职务、称谓,在承揽课题中当仁不让的成为负责人,然后层层转包到教师乃至学生,被称为“学术包工头”。集权、学、商一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巨额的资金和学术的荣誉,成为比党政干部更加威风的“学阀”。


危害一:大学基本丧失事业氛围


“学阀”和 “官本位”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教育体制,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时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谈到:“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实际上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基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甚至有人这样说:与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相比,目前的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


危害二:校园官员的剧烈膨胀


大学官员的剧烈膨胀到了可笑的程度,重庆最著名的一所大学被称为“校级领导一走廊,院(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其后果是年轻教职工对行政职务的热情和对学术的漠视,导致大学学术氛围的进一步缺失。


危害三:贪“大”求“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现在的大学追求的却是“大、多”:校园面积大、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大、多”的后果首先体现在上课时间大量减少,笔者随机调查,在校大学生正常情况下每周上课20至28课时,最后一学期基本上不上课,部分大学最后一学年都不上课,也就是说,大学生每年上课仅1000课时左右,四年最多上课3500课时。笔者上大学在90年代初,每周上课40课时,实习仅一个月。换句话说,10多年来,大学在校上课时间基本减少了一半。“大、多”的后果还体现在老师用于每个学生的时间大量减少,一个班或者一个导师带的学生大量增加,笔者认识一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国内一知名旅游学者,三年学习期间最多见过导师5次面,毕业答辩的时候该学者竟然问该研究生叫什么名字,这样的教育质量可向而知。


危害四:错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


中国高等教育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已经成为惯例,还不提一些民办高校教育,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都已经是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已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危害五: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


现在的高校基本与市场经济接轨,在“教育产业化”思想指导下,高校基本成为工厂,新生就是原料,校园就是车间,毕业生就是产品。但是这些“教育工厂”实施却是地地道道计划体制,政府式的管理模式,丝毫不注重市场反应和企业信誉。在产品(毕业生)销售不掉(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教育工厂”们通常采取的是虚报就业率,骗取原料供应商(学生家长)继续供应原料并且垫付生产资金(学费)的办法维持运转。受害的除了学生和家长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该是培养人的认识能力,表达能力,在于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的地方,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应当正本清源,还中国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为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全面改革高校管理体制


我们的构想是行政、监管、学术三足鼎立,资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合理分离,学术权与行政权适当分离。


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实现“聘任化”。学习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聘任富有行政管理经验、公道正派的管理干部担任行政负责人,受教师选举产生的监事会监督或罢免。


上级部门可以委派代表,监管院(系)资产,又把握教育的政治方向。


在学术自治基础上推荐或选举优秀学者,担任专业、学科的带头人。


二、以内部权力结构变革


向适度分散转变,改变一把手“一支笔”的权力高度集中模式,权力中心适当向下转移,划清学校与各院(系、部、室)在人、财、物、事方面的权责利界限。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科学合理地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实现责权利有机统一,充分发挥高校内部各种教育资源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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