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解读火烧圆明园:因壮美震颤而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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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860年10月7日上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欧洲人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皇帝的“夏宫”。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园林是中国统治者的世外桃源,聚集了大片精美的宫殿、宝塔、亭台、庙宇、湖泊、花园及树林,包括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在18世纪修建的欧洲风格宫殿——西洋楼。此外,圆明园还存放着外邦进贡的礼品,这使它成为当时世上最著名的工艺品收藏地之一。   概而言之,中国皇帝的这座夏宫是“东方情调”最典型的代表,是曾在18世纪横扫欧洲园林设计的“中国风”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

1860年10月7日上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欧洲人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皇帝的“夏宫”。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园林是中国统治者的世外桃源,聚集了大片精美的宫殿、宝塔、亭台、庙宇、湖泊、花园及树林,包括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在18世纪修建的欧洲风格宫殿——西洋楼。此外,圆明园还存放着外邦进贡的礼品,这使它成为当时世上最著名的工艺品收藏地之一。

概而言之,中国皇帝的这座夏宫是“东方情调”最典型的代表,是曾在18世纪横扫欧洲园林设计的“中国风”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于1749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圆明园的著名著述;1753年,瑞典国王就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夏宫建造了“中国宫”;1761年,英国人为威尔士公主奥古斯塔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后来那里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正如王致诚所说,要让欧洲人明白圆明园到底像什么,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作为整体,它无法类比于我们的建筑方式和建筑学规则”。它太庞大,太多元,太优雅,太昙花一现而又根本无法抗拒。法国作家雨果形容它,是“幻想的原型”、“月宫般的仙境”、“大理石建造的梦”。

1860年10月7日闯入这座世外桃源的欧洲士兵,被它的壮丽景象彻底征服。法军总司令孟斗班(Montauban)写道:“在欧洲,没什么东西能令我们感到如此奢华。”圆明园让这些人眼花缭乱得无以言表。一名法国士兵阿尔曼得·鲁西写道:“看到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头晕眼眩……突然之间,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真实可信。”

紧接着,破坏开始了。48小时里,圆明园成了一场“有组织劫掠”的目标。士兵们砸碎花瓶和镜子,撕下画幅和卷轴,他们破开仓库抢夺丝绸,并用这些珍贵的织品包扎马匹;他们裹上皇后的凤袍,口袋里装满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水晶。鲁西记载道:“两天内,我拿到了价值3000万法郎的丝绸、珠宝、瓷器、铜器和雕塑” ,这是一场令人错愕而迷幻的狂欢,“就像是吸食大麻者的幻觉”。

最后,在10月18日,英军指挥官、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卜鲁斯(James Bruce,他是恶名昭著的古希腊石雕收集者七世额尔金伯爵之子)下令,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士兵们被分派到各个宫殿、宝塔和其他建筑中放火。尤为惨重的损失是帝国的图书及档案馆(指文源阁——译者注),约一万零五百卷图书档案,包括有关中国历史、科技、哲学及艺术最为稀世及精美的著作,都在额尔金的大火中灰飞湮灭。由于不少楼阁由易燃的松木构筑,卷着松香的浓烟一连数日弥漫于北京北郊的天空。“再也没有一双眼睛能够见证另一个时代的艺术天赋和品位了”,英军随军牧师罗伯特·麦吉(Robert McGhee)这样写道,语气中毫无愧疚,“一个也不留,一栋房屋也不剩,让这里再无宫殿的痕迹吧。现在,咱们回北京去,大功已告成。”

火烧圆明园无疑是历史上最为恶劣的文化毁灭行动之一,直可与焚烧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及哥特部落践踏罗马相比肩。法国人当时就已指出,这就如同卢浮宫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同时被毁。而且,这一暴行是两个国家所谓“教化”非欧洲世界的代表性行为。火烧圆明园充分说明了这一行动的伪善及其种族主义根基。在欧洲文明国家间,此类文化毁灭行为甚至在战争期间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显然未被包括在这一道义原则之内。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个教训,它在今天仍记忆犹新。 “西夷”一语正当其义:西方世界的野蛮人。

对破坏的解释

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当时如何解释这些行为,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后来又是怎么评价他们的?显然这需要相当合理的解释——即使没有任何理由能挽回欧洲人的自我形象。毕竟我们无法认为,一个人能够在良好动机下干出如此丑恶的事情来。论点必须是:“我们干了,并不表明这就是我们该干的。”

在随后的阐释中,破坏行为被分成两部分来谈:掠夺和焚烧。掠夺被用各种方式归咎于人类固有的破坏欲,出于残酷的战争逻辑,或是部分出于士兵获得合适报偿的期望。目睹如此富丽的宫殿,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这尤其容易发生在普通士兵身上。和那些应该更明事理的军官不同,一般士卒是一些不清楚他们在破坏什么东西的普通人。

而最后烧毁圆明园的行为——额尔金伯爵对此负全责——有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在此前的冲突中,中国扣押了一些英法人当人质。这些人质在10月14日被归还,确切地说,那些活着的人被归还,他们受到酷刑的折磨凌辱,境遇凄惨。看到这一情况,额尔金大人决定给皇帝一个教训。特别是,人质中有一位泰晤士报记者,额尔金想让他的强硬外交路线在英国媒体上先声夺人。夷平圆明园的行动被认为恰如其分,因为它伤害的是皇帝本人而不是臣民,而且额尔金认为,这些宫殿正是扣押外国人质的地方。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洗劫财物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战争,保护生命。难道数千甚至数万人的生命不比一个皇帝的古董博物馆更有价值?

但这些诡辩之辞并无说服力。比如,我们可以质疑是否真有所谓“人类固有的破坏欲”,而且如果那些士兵们想要获得财富的话,为什么还要放纵地砸毁已归他们掌管的东西?即使我们接受说,士兵都是些粗鄙的二流子,可为什么应该相当有教养的长官并不加以阻止?皇帝的宫殿毕竟是幽闭的桃源,很容易对进出加以限制。试图把额尔金大人理解为理性人道主义者也行不通,即便我们同意这种不正当的说法:欧洲入侵者有权在中国土地上惩罚中国当局,他们也完全可以用其他一些方式,所受的谴责也不至于如此强烈。

当然,除非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未被明说的原因,导致圆明园被毁。这种可能性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上述那些解释都未能恰如其分地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这个行动的放肆性。当他们刚刚来到这个隐秘世界的时候,欧洲人深受震撼以至失语。而随着第一个精美的花瓶被打碎,那种魔咒也随之破解。突然之间,一切都是被许可的,他们继续放肆下去,这种放肆在狂乱躁动的谵妄中达到顶点。此后他们感到疲倦,为自己的行为和反应而吃惊。这正是吸食大麻者的幻觉!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解释这一切。

壮美体验

最初的答案可以从考察当时的美学理论中找到。毕竟欧洲人把圆明园(那些建筑及工艺品)看作艺术品,他们借助美学范畴来评价这些东西。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座皇帝的夏宫最是壮美的例证。壮美观念在18世纪欧洲人的想象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延续到19世纪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美学类别。古典作家如朗吉努斯,现代作家如布瓦洛、约瑟夫·爱迪生和康德,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壮美理论。 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埃德蒙·柏克的精深阐述无疑影响最大。

柏克解释说,壮美与秀美相似,但又完全不同。壮美是心灵被对象或情感突然征服时,体验到的“一种愉悦的恐怖”,一种“带着恐惧的静谧”。壮美是有惊无险的,它带给我们恐惧的战栗,以及意识到自己全然安全的愉快。这种反应常常出现在遭遇大自然景象的人身上。柏克最钟意的例子是海上的暴雨惊涛——就像后来透纳所描绘的《怒海遇险》及《暴风雪》——而黑暗的森林,空旷的深洞,毒蛇以及狰狞健硕的虎豹也能产生同样的壮美感。人造物只要足以引起敬畏,也可以是壮美的,比如埃及金字塔或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一般说来,壮美感随朦胧、黑暗、隐秘、宏大、深邃、远古、伟岸、悲壮、静谧、崇高、无垠及永恒而来。

总之壮美是由产生惊诧所致。突然的惊诧会使人的理智本能失效;猛然间“心智全部被对象所充满”,柏克解释道,“再无法接受其他东西,即使对充溢着它的对象有着理智推论,也做不到。”壮美感泛滥于我们的感官,让我们的认知过程短路,令我们失语和晕眩。专注于这种感受的人容易表现出顺从和屈服。壮美迫使我们臣服于它,为它的隐秘力量所驱使。壮美就这样让我们察觉到超验的、外在于人类的力量,它栖居在我们面对的对象里,并通过对象作用于我们。

壮美带来的震颤正是如此。壮美体验让我们脱离自身,中断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在忽然间置身于道德间歇期,权利感和义务感都降到最低。有时壮美体验伴随着丰富的幻象,极端时甚至如同走火入魔;猛然被超绝的狂躁所控,我们开始出现幻觉自言自语。当然这并不常见,但同时也是兴奋莫名的,我们想抗拒,同时又想屈从。壮美体验很像是众所周知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强暴幻想——你隐秘的恐惧同时也是你隐秘的渴望。

常理的政治

危险就在此处。惊诧和走火入魔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判断能力,导致他们无力进行理性自律。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论述道,国家的目的是“震慑”臣民,震慑是一种抑制和安抚的力量,可使臣民因畏惧而不生乱。而到了18世纪,沙夫茨伯里伯爵等作家强烈反对这种镇压政策。专制国家“可恶”就可恶在,让人民充满威慑感并由此剥夺了人民的理性能力。有组织的宗教,从古埃及宗教及犹太教以降,直至天主教廷,都使用同一种反启蒙主义的谵语神谶以消弭异见、灌输驯从。

而这一策略似乎只让老百姓更为盲信。沙夫茨伯里认为,由于没有接受过理性训导,生活在专制国家中的人更倾向于屈从于盲信。他们是所谓“狂热分子 ”(enthusiast,来自古希腊的“灵媒”entheo一词,即被神用来传递信息)。狂热分子是危险、偏狭的,热中于徒劳和无止境的征伐。沙夫茨伯里清晰地指出,狂热主义挑起了英国内战;柏克继而也认为,狂热主义导致了法国革命。我们或许可以加上一句,它是对权威当局不加思考的服从,为20世纪的种族屠杀和国家恐怖主义埋下伏笔。

最能抵御可恶权威及其狂热仆从的,是由英国绅士和法国文人们充当着中流砥柱的上流社会文化。构成这一文化突出特征的,是川流不息的社交活动,不停的娱乐消遣,而最重要,则是持续不断的社交谈话,话题从纯粹的闲言碎语,及至政治与艺术。通过一起交谈,这些精英团体的成员学会了互相欣赏对方的观点,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判断力。由于他们不断被要求考虑对方的意见,他们就不会产生极端性的观点。英国绅士与法国文人在壮美面前坚韧不移,他们保持着揶揄、怀疑和睿智的幽默感。他们时常出人意料地反对王权,有时甚至令人吃惊地反对宗教,但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对什么都没有特别的意见,也不把任何事情太当回事—— 除了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以外。

和他们相比,一个被壮美所击中的人很有可能无法得体地聆听及表达;他要么垄断谈话内容,要么一言不发——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极端粗鲁的,给所有沙龙或俱乐部都带来尴尬。很自然,狂热分子到哪儿都不会获得邀请,他们主要的时间是在独处。上流社会的成员则再次观察到了专制国家的一项策略:专制国家分散、孤立其臣民,靠孤寂来保证安宁。

绅士和文人们抵御壮美力量的最重要武器就是他们的常理(commonsensical)。当时的“常理”和现在一样,指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经验性、实践性和怀疑性的态度,此外它还包含着一种“共识”(shared sense),形成于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密切的相互影响。由此可见,常理更接近于一种共同的判断意识,或是一种集体智慧,你尽可以不同意其结论,却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由于其“去中心化”的天然性质,以及栖身于上流社会,“共识”不受国家及教会的制约——所以,至少是在某些时候,这种意识是反国家和教会的。常理无情地看待华而不章、言而无信与盲目崇拜;那些“迷信”必须被破除。常理拆穿壮美的面具,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拆穿皇帝的新衣一样。

抗拒东方的壮美

带着这层意识回到圆明园,我们发现欧洲人的反应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绝对是政治意义上的。或者说,这种美学即是政治的,政治即是美学的。中华帝国(Chinese state)在这两重意义上都是壮美的,它的构建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敬畏。圆明园则是这一工程在建筑方面的例证。对于从外面观察它的人(比如中国农民或外国旅行者)而言,它是一个宫闱禁地、秘密花园;一个因不可接近而壮美的世界。而那些有幸得其门径而入者(比如外交使节),则更为直接地为其感染。如上所知,他们都惊呆了,被敬畏感击中,充满好奇并失语。这种壮美体验,超过其他因素,成为欧洲人所以着迷于圆明园——并最终毁掉它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和中国频繁接触,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感叹于皇帝近乎无限的权力。中国社会的统一和有序与后宗教改革时代欧洲的分裂与纷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确是由敬畏感统御着的,欧洲人那时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和平和有效统治的原因。皇帝并不试图让被统治者参与决策,也用不着向他们解释其行为;国家对社会是沉默的,并不用公开陈述道理再行动。即,中国皇帝在做法国国王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中国皇帝远较那些欧洲君主而来得可惧和“全然敬畏”。圆明园也是一个比凡尔赛宫更好的壮美例证。到了18世纪,一些欧洲人才第一次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批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批评来自何方——那就是日益自信的欧洲上层社会成员。比如,对孟德斯鸠来说,中国专制主义的问题与法国专制主义的问题如出一辙。繁复的礼仪所需要的谦恭服从,产生出了极易领导或误导的顺民,这种政治体制用术语来表示就是“东方专制主义”。从这点来说,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壮美转变成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它成了对欧洲的一种镜鉴,也成了欧洲制度用来评估自身的反面典型。欧洲越像中国,它陷于麻烦的可能性就越大。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明冲突。乔治?马戛尔尼是一位外交官、绅士,常常在伦敦各种时髦的俱乐部里侃侃而谈。作为外交官他自然是国王的仆从,但作为拥有土地的贵族成员,他又是构成英国社会骨干的社会阶层的一员。他是独立的人,常常实践自己的主张。无怪乎马戛尔尼与中国宫廷礼仪之间产生矛盾!根据繁缛的中国礼仪,接近帝国君主的唯一方式就是磕头,三跪九拜以示崇敬与屈服。很自然马戛尔尼拒绝遵从这套礼制。如果他磕头了,那就表示他的国王臣属于中国皇帝,而且他本人也就卷入他极为鄙夷的仪式里。最后他只是单膝跪下——更像是拜见自己国王时候的礼节。马戛尔尼相当正式地抵抗了东方壮美,也许这是他的使团最有实质意义的收获。

到了19世纪,对中国的批评更为普遍,东方专制主义的形象已遍布欧洲知识分子心中。他们发现,实行威慑统治的中国不但破坏着人的自由,而且专制主义还导致了经济及社会的停滞。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它所预示的无限进步,带给欧洲人一种新的优越感。欧洲一跃而进入一个经济繁荣、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空前发达的世界;新的希望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民主紧紧相连。没有任何国家比英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亚当·斯密式的市场自发组织——所谓 “无形的手”——的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社会秩序可以在没有国家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建立。市场逻辑可以隐藏于参与市场的人当中,而壮美则断然不可。

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落后了。环视自己的世界,欧洲人看到无处不在的变化;放眼中国,他们则只看到“停滞”和“风俗中的专制主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中国没有自由也没有个人,因此不可能有进步。在这里“风俗中的专制主义处处成为人类前进的顽固阻碍”。穆勒论到,中国人习惯顺从别人的判断,个性和原创力都无法发挥。中国人的心智就如同他们女人的小脚,“受到压制摧残”。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在于,欧洲人通过殖民、贸易及教堂,把他们古老的社会结构摧毁,并根据欧洲的原则重建。

正是心怀许许多多这样的想法,欧洲人才在1860年回到圆明园。额尔金大人和他的法国同僚孟斗班伯爵同为上流社会的绅士,因此他们很清楚中国的问题在哪里。额尔金不是妖怪,相反,除了勉强可称他为帝国主义者之外,他还算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通明事理之人。他受命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摧毁或统治,而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开放门户,进行互利贸易。但正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他明白中国的问题在哪儿。中国皇帝对于他本人及他的国家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抱有如此错误的概念,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皇帝竟如此侮辱大英帝国及其臣民。额尔金想要给中国皇帝的教训,有如下几点:指出威严震慑的符号背后其实空无一物;显示壮美不过是一种幻象;揭露皇帝一丝不挂的本质。火烧圆明园之举让这几点表现无疑。

那天,所有人似乎都已疯狂。大概人们无法在保持冷静的情况下摧毁一个奇迹。壮美,尽管你不相信她,但仍然有着令人迷狂的力量,普通士兵当然比他们的指挥官更容易受到这种魔力的诱惑。他们较少被常理熏陶,更易于被敬畏感震慑。最后,欧洲人竟被他们一直要摧毁的那种力量所俘获;他们为了免于被狂躁所毁而狂躁不安;只有表现得像野蛮人一样,他们才能有效地传播文明的福音。当这件事干完了,他们才回到自身;所有的一切归于正常,圆明园则化为一片焦土。他们的想法最终得到了证实——幽灵鬼怪被驱除——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震惊错愕。在毁灭壮美的那个时刻,他们自己也都中了壮美的魔咒。

火烧圆明园后的150年中,常理的胜利一直在延续。我们今天处身的世界,是一个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彻底统治人类生活的世界。所有迷信及一丝不挂的皇帝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全然敬畏”成了“可恶”(the ‘awe-full’ is truly awful),常理性意见战胜了所有其他的意见。然而它的这种显在的胜利,其实只说明它和壮美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尖锐了。壮美被击溃,但她并没有逃遁。在灯明烛照、词清意朗之外,尚有疏影摇曳于林间,扁舟击涛于海上。我们确知如此,是因为我们常在美梦或噩梦中与她相见。在这个万物皆因理性、可触才成为真实的时代,我们需要壮美,将我们从人类的这种理智与现实中,拯救出来。 (本文来源:社科院网站 作者: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史所-埃里克·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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