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日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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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把“俄国需要出海口”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是他使俄罗斯由内陆国家变成海洋国家。


从光绪亲政到甲午战争爆发,历史给了光绪六年时间。这是中国经济出现上升趋势的六年。六年,光绪对中国海军一无建树。


十九世纪的中国,在从八十年代走向九十年代的时候,对于世纪末将发生的大劫大难毫无知觉。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唯一没有付出“割地赔款”代价的例子。这种不大不小的灾难,对中国确形成了有利于振兴的“适度挑战”。一八八五年之后,成立海军衙门,“大办”海军,发展经济,一个新的“励精图治”时期似乎到来。


然而,对于中国的事情,有时到是外国人在一边看得更明白。一八八五年十二月,日本废除太政官,创立内阁制,天皇召集的第一次“廷议”,就是以“对中国的战争宜缓宜急”为题的国策辩论。黑田清隆等“急进派”主张“三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理由是:中国自中法战争之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日本势必不敌”。“缓进派”伊藤博文却认为日本还弱,“此事万难冒昧”。他说:“所说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不必过虑。现当中法之战刚刚结束,他们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若此时进攻中国,是催其速治。诸君不见,中国自中俄争端(注:伊犁问题)后开始设电报线,自中法战争后开始建立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然又要指责变更,谋国者又不敢办事。即使是这些执政大臣,腹中经济,也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要典。”伊藤进谏:现在,一面与中国和好,一面速节冗费,赶添海军,三五年后再发动进攻。


这些话中国人没有听到。

中国又像六十年一甲子似的循环进了一个太平年代。


九十年代初,京城的达官贵人们最时兴的事是“观剧”。当时正是皮黄和秦腔的全盛时期,王公贵族们,“酒 笙黄,月必数数相会”。也许这种时风,与从小娴熟皮黄的慈禧不无关联,她那时最关注的事之一,就是在颐和园内修筑三层戏台和三层鼓乐殿。与“赏戏”一同盛行起来的宴饮之风,当时也风靡京城。不知中国烹饪艺术的发展史,是否为那年代立下一块里程碑。城里的士大夫们,常常借一个题目,设宴招客,竟能使“枢王以下,相率赴饮”,夜半更深,杯盘狼藉之时,被称为“投金暮夜”的另一场好戏便开场。


有论者说,光绪年间的清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场。这种贿赂公行,有约定俗成的标价,首先是身处贿赂场中心的王爷和军机大臣们,他们因各自权势的强弱而被标定了身价。要走军机处的门子,第一步是要被“引见”。而引见就得用银子敲门。据说,中法战争之后上台的军机处,五位大臣收贿的数目不同,道谢方式也有异。那个木讷寡言,无主张,听使唤,被叫作“老妈子”的额勒和布,其门人迹罕至。那个年事已高,日事游宴,不问大事,被叫作“老苍头”的张之万,见一次须送一百两,张见面三道谢。那个正得西太后信任,应对敏练,如传话“丫头”的许 身,见一次须送二百两,许见面道谢。礼亲王世铎虽遇事随人后,主意不多,被称为“盲叟”、“跟班”,但由于他是领班军机大臣,他的价是三百两,而且可以“道谢而不见面”。价最高的是孙毓汶,他当时正红,为太后所倚重,外号“跑上房”,故叩他家门一次须有六百两银子,他还无须道谢。然而,所有这些王大臣们,如进宫见皇帝和太后,又得向太监行贿,名曰“宫门费”。

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


我查阅厚厚的《光绪朝东华录》——一部以宫门抄、邸抄等官方文件所组成的政治史,从浩如烟海的奏折、谕旨中去追踪那个年代执政者们的政迹和心机。从一八八八年北洋海军成军,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这六年间,对清廷来说最紧要的三件事是治安、救荒、廉政。这也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统治者,做了一千多年的事。

且看治安。太平天国和捻军两次起义之后,有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光绪朝东华录》称“伏莽未靖”,“盗风日炽”。吉林“马贼”、金沙江“川匪”、江苏“湖匪”、湖南“会匪”、湘粤边界之“匪”,南海海盗,彼伏此起,使清廷四处追剿。此外,各地“教案”(杀洋人烧教堂之事)和“毁电杆案”屡见迭出。贵州、陕西、甘肃发生多起聚众拔毁电杆事,致使军事电报中断。沿海电报线也屡屡被窃。为此刑部奏称:照盗毁官物例治罪,地方官缉捕不力者也要革职拿办。

且看救荒。一八八七年黄海决堤之后,六年间并无更严重的灾害。但如常年一样,广阔的国土上蝗灾、地震、水患时有发生。当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而费尽心机之时,直隶境内的水患也在不断困扰这位直隶总督。李的许多奏折,都和永定河、 沱河的灾害有关。他所管理的事务如此繁杂,从修居庸关、派人去口外买战马到防汛救灾;以致有人奏称李鸿章精力不济,应另派大员协助治河。

光绪是自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以来最勤勉的皇帝。他的卧榻旁,悬挂着康熙和乾隆两位大帝的画像。他们的业绩,就是他奋斗的梦境。他希望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在中国再现康乾盛世。


他令将清世祖的《劝善要言》一书译成汉文,发给李鸿章等重臣人手一册。他亲手整饬朝政,力图挽回世风。据说,他曾亲自面试了一个由慈禧递条子准备派往四川盐茶道的人,发现是个目不识丁的家伙。仔细盘问,原来是北京西直门外最大的木匠铺“广隆号”一个花钱买官的老板,光绪怒不可遏,当即将此人罢免斥退。他当皇帝,决不容忍官风士风大坏到如此田地。

光绪当然明白,他已置身在一个国门大开的时代。翁同龢给他讲解冯桂芬的《校 庐抗议》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使他知道酌古准今、随宜变通的道理。他不溺于故常。在紫光阁接见外国使节,允许行免冠鞠躬礼。他从亲政后即开始学习英语,每天中午由奕 带同文馆的英文教师来教习。光绪的英文书写漂亮,只有发音欠准。(据说慈禧听光绪念英语很有趣,也去学过两回,因实在学不会而作罢)。

光绪对世界的了解远不及彼得。


光绪对权利的控制也远不及彼得。


光绪亲政后,慈禧撤帘引退,间断地住在颐和园。这使光绪要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从紫禁城出西直门,经高粱桥去颐和园的长长路上——他必须常去向太后请安。从光绪见太后便战栗、不敢自主的记载中,可见梁启超所说“归政后一切用人行政仍出于西后之手”不为夸张。但慈禧毕竟是退势。地位显赫的醇亲王奕譞,表面上对慈禧唯唯诺诺,把持一个“没有慈禧的慈禧政权”,但他手里已抓住了李鸿章的洋务势力和军事实力,又有皇帝生父的特殊地位,他是处在进攻态势。光绪是弱小的,他在政治上完全没有控制这个国家的能量。


然而到了一八九一年初,奕譞忽然因病而死。毫无疑问,光绪这时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上升态势。


这个已开始有新思想的君主,应当赶快倚重洋务派,应当让李鸿章和海陆军成为他的力量:


历史有时却偏偏没有这种逻辑的必然。


有两个人在制约着他:


一个是他心爱的女人珍妃。在爱情生活上,光绪的压抑也和彼得的自由放荡形成对比。光绪幼年无母子之亲,成年无夫妇之爱。不满的婚姻使他疏远由慈禧指定的孝定皇后而专爱珍妃。珍妃的活泼、伶俐、大胆、活脱脱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懿贵妃。她甚至可以放肆地站在光绪的御座边,代光绪批览奏章。慈禧从珍妃身上看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她自己。光绪和珍妃的关系成为“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慈禧和光绪的冲突日益尖锐。光绪开始撇开慈禧来任用自己的班底。一八九二年春,他提拔珍妃的表哥志锐为礼部侍郎(副部长),后来又在大考翰詹官员时亲自拔擢珍妃的老师文廷式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他所信任与重用的人,圈子已十分狭小。


另一个人翁同龢,是光绪唯一的保护人。他有“帝傅”的特殊身份,又是重权在手的户部尚书。可以说,这个圆滑事故的老官僚,是横在光绪皇帝和洋务派之间的一堵墙。他有时嘴说几句趋时之言,骨子里却是一个憎恶洋务的卫道士。而且他的这种憎恶不无个人原因:其兄翁同书(原安徽巡抚),曾被曾国藩、李鸿章参劾革职。他对李鸿章怀有长时间的恶感,这种恶感无疑将影响光绪——以后的历史将会证明。


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当时光绪的“振作”只能局限于道德范畴,它把李鸿章等人抛在一边,仿佛与三十多年来的变革毫不相干,从零开始。光绪坐失了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把皇权和改革派的实力结合起来,强有力地推进变革的历史机会。他的“振作”,与他后来支持戊戌维新不可同日而语,与彼得一世的改革更大相径庭。


彼得把“俄国需要水域”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为建立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打通南北出海口作了毕生奋斗。是他使俄罗斯由内陆国家变成海洋国家。后世为他雕塑的“青铜骑士”像,至今还矗立于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的手永远指向出海口方向。


从光绪亲政到甲午战争爆发,历史给了光绪六年时间。这是中国经济出现上升趋势的六年(到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已无外债,收支平衡,每年还有盈余)。这是歌舞升平的六年。六年,光绪对中国海军一无建树。


一八九一年,翁同龢所主持的户部,奏准停购外洋军火两年。此事对海军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事实上,从一八九一年到甲午战争前的三年中,北洋海军未添一舰。


此事标志着,随着醇亲王奕譞的突然病逝,李鸿章的处境再次陡变。


奕譞刚死,李鸿章就写信给庆郡王奕劻——这将是他继奕欣、奕譞之后需要依附的第三位王公大臣:“前月下旬,惊闻醇贤亲王之逝,尊亲功德,中外同悲。此后洋务、海军各事宜,殿下更责专任重……”


这时奕劻总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军衙门。虽一身而二任,他当时在清廷的政治能量却很有限。这个眼皮松弛形容阴郁的人,对政治不通,庸碌无能,贪污好货,后来有“庆记公司”之称。清末革命时期,北京有一种石印画报,画的奕劻,一个头戴花翎朝服手持农家耙子的老汉,正在地上搂元宝。据说辛丑条约后,他任外务部尚书,六年中仅去上班六次,其腐朽可想。加上他本非最近支宗室,只是皇族后裔,政治影响远不如“皇帝本生父” 奕譞。由他做后台,李鸿章有难言的苦衷。他写信给郭嵩焘痛惜醇亲王去世:


“醇邸上迁,华夷共悼。……七载金滕,中外共仰。其弹压浮议,修饬武备,独具心力,他人所难。……同治初之景象,何可复得?后之视今,更不知如何耳!”。


奕譞死了。李鸿章煞费苦心和他建立的政治联系中断了。付出的代价早已付出,期望换回的一切却随着亡灵而化为乌有。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李鸿章没有能够像伊藤博文取得明治天皇的信任那样,取得光绪皇帝的信任。这是中国改革的不幸。


一八九一年六月李鸿章第二次检阅北洋海军,有论者不知凭藉何种记载,认为李“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这些情景确实出现在李鸿章面前,但他的心境究竟如何?上一年,北洋舰队赴香港时发生了意外事件。由于提督丁汝昌未随行,刘步蟾等认为旗舰应悬挂总兵旗,而英国籍教习琅威理认为李鸿章对他也称呼“提督”(实际仅表示敬重,并无真正的任命),所以应当悬挂他的提督旗。争执不下,双方致电李鸿章,李答以“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这话刺伤了琅威理。舰队北返后,他跑到天津,要求给他下提督任命,并以辞职相要挟。李鸿章一时冲动,立刻批准“辞职”,赶走了琅威理。这事引起的后果是英国方面以驱逐中国海军留学生作为报复,并且,随着治军极严的琅威理去职,北洋海军很不容易形成的作风纪律遭到破坏。这使李鸿章十分懊丧烦躁。加之奕譞突然死去,这“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阴影早已罩上他的心头。皇帝就要批准“停购外洋军火两年”,他“胜利进军”的道路何在?


一八九一年六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访问日本横滨。日本外交大臣夏本武扬邀请中国海军军官五十余人,在小石川兵工厂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有军乐队吹奏。作为答礼,丁汝昌在“定远”舰上宴请日本贵族院、众议院的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一切都彬彬有礼,日本新闻界称丁汝昌“文明开化”、“见识颇高”。然而也就在这一次访问期间,日本人发现“定远”舰像戏衣坊那样,炮管上晾着衬衣和裤裙。他们由此得出结果:“中国人并非不可战胜!”


太平年间的军队,最难之事莫过于维系军人的尚武精神。尤其是当一支军队在它自身变革道路上似乎已走到尽头,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持的时候。绿营的衰败有鉴在先,北洋海军的可虑之处却无人警觉。


渤海湾的洋面上浓烟滚滚。从一八九一年起,北洋海军越来越多的军舰、运煤船在烟台至旅顺、威海至旅顺、威海至烟台的航线上从事商业营运。这和一八八六、一八八七那两年赴朝鲜军舰进行人参走私的目的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在经费支绌时期谋几个钱。旅客搭乘军舰的船票,当时在各电报局出售。这种营运,使舰况下降,有的军舰在参加甲午战争时,锅炉几乎已不能使用。


还有负担另一种使命的军舰,如新建广东海军的“广甲”舰,在甲午战争前执行的是由南方,向朝廷送“岁贡荔枝”的公差。满舰飘香,代替了古时的“一骑红尘”,这大概也是中国在那边缘年代特有的景观。


面对着“礼炮齐鸣”、“龙旗招展”,李鸿章究竟知道几分北洋海军的实情?


一八九一年李鸿章巡阅海军,十八天里航行三千余里。归途中骤遇飓风,船身倾侧进水,危险异常,最后侥幸脱险。这和上次巡阅忽见海市的欢腾情景完全相反。是冥冥中的警示吗?


甲午战败后,北洋海军一批中下级军官奉命向朝廷呈文反省海军建设的教训。他们披露的情况,涉及训练、招募、纪律、用人等各端,许多为李鸿章闻所未闻——


“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


“中国水师操练不及他国后,弊在奉行故事,徒求演放整齐。……大炮打靶,设立浮标,预定远近……”


“兵勇招考,老幼相参”


“添置练勇,皆仿绿营习气,临时招募”


“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琅之精神所及,无人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不肖者,碍情不加处置,故众多效尤,相习成风,视为故态”


“军中员弁,有才力不胜者,有学问不及者,有毫无所知其所司之职者,滥厕其间。或碍于情面,或善于逢迎。在军中资格较深者,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膺其上……”


连威海卫的百姓都知道,在被李鸿章检阅的大军里,有临时雇来凑人头(因为到处有“吃空额”现象)的农民、渔民甚至地痞无赖。这些人为“挣三天钱”而来,只要会站立,“风吹不倒”就行。李鸿章怎么会知道?


中法战争之后,日本和中国间展开了一场龟兔赛跑。


日本否决了对中国的“急进论”,开始了切切实实的磨刀。


一八八六年以后,在中国的许多城镇,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了挂着“乐善堂”招牌的日本百货店,这实际上是日本刺探中国情报的一个特务网。一八八六年,日本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大将派小川又次中佐赴华“调查”。小川回国后,提出一份《讨伐清国策》,主张一八九二年前完成进攻中国的准备。他的讨伐计划包括一个肢解中国的方案:


长城以北让满清立国;长城——黄河间的领土归日本;黄河——长江间立明代后裔为国;长江以南归日本。


日本天皇早在明治维新之初就提出:“海军实为当今第一急务”。日本人的口号是“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


一八八六年,日本为施行五十四艘军舰的庞大造舰计划,在国内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元。


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四日,正当中国准备挪用包括海军经费在内的巨款大修颐和园之际,日本天皇谕令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注: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二),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谕令既出,日本全国的华族、贵族纷纷为海军捐款,仅仅到是年九月,集资一百余万元。


日本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日本有岛国忧患。日本的尚武来自忧患。


一八八九年,具有浓重军事色彩的“大日本宪法”公布。该宪法规定设立金鸱勋章,以表彰“武功拔萃者”。


次年,山县有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的施政演说,强调第一要守卫“主权线”,第二要保护“利益线”。“利益线”指的是朝鲜。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当时充分估计到,对于他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俄国。俄国兴修西伯利亚铁路的消息对日本是一声震耳的警钟。有日本人说,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日本的寿命将按比例缩短。而日本真正和俄国相撞,要过十多年到西伯利亚铁路通车之后。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是极其清醒的预见。


为了准备和俄国人“相撞”,必须先占领战略要地朝鲜半岛。为占领朝鲜,必须先击败中国。很难想象这个实力远不如中国的日本,当时就已开始气度非凡地在世界的棋盘上谋势。


被称为“鼓励东洋问题之年”的一八九一年,日报竭力主张海军去朝鲜的图们江口、元山、釜山、仁川设防,鼓励军火巨头“三菱”“将其巨腕伸向鸭绿江头!”鼓吹扩充海军是当务之急。


那几年,当日本儿童玩耍时都在做“打沉定远”、“打沉镇远”的游戏时,为专门对付中国铁甲舰而造的“三景舰”(“松岛”、“严岛”由法国制造,“桥立”由日本本国制造)已陆续完工。这三艘舰都为四千吨海防舰,无装甲防护,但速度高、火炮口径大。一八九二年,日本又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对于东邻岛国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清政府懵懵懂懂,知之不详。当日本探子把中国沿海的潮汐、辽东半岛河流的封冻开冻、甚至乡间小路、水井等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中国还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意图,甚至认为日本在实行立宪制后政治派系林立,争斗纷纭,动乱不宁,无暇他顾。


中国正处在太平年代。


宏丽的颐和园完工了。


中国不知道,那恰恰是世界海军装备日新月异的一个重要时期。军舰的主机、锅炉、火炮、装甲,种种技术都在迅速更新。“速度重于装甲度”、“射速终于火炮口径”的观念已逐渐占上风。中国海军在九一年后进入“冬眠”,最大的损失,不是装备数量的增加受严重影响,而是质量级未能及时进步。甲午战前,丁汝昌已感到船炮老化的问题迫在眉睫。他提出了一个花十五万两银子和十年时间,为二十五艘军舰更换锅炉;花六十一万两银子添购二十一尊克虏伯快炮的补救方案。这是一个提高北洋舰队航速与射速的方案。但因慈禧六十大寿在即,李鸿章“未敢奏咨渎请”。


一八九一年李鸿章第二次校阅海军时,李的心腹和助手周馥曾对李说:北洋现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一旦有事,怎么能应付?那些书生出身的朝官,你要扩充海军,他说劳费无功;等到有事难以应付,他又归过于你。不如赶快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说服了朝廷,是国家幸事,万一不行,我们也可站地步(留退路)。李鸿章回答:我的力量仅此而已,如今奏上去,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大阅完毕,李鸿章奏称:“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就现在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光绪皇帝的复谕除勉励李鸿章督率有方之外,对购船之事未置一词。


李鸿章巡阅途中,传来朝鲜东学党起义的电报。谁也没想到,这就是甲午战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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