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一部《红岩》,让人们留下了对中美合作所的印象: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人间地狱。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日本人。

据历史学家、《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何蜀介绍:抗战胜利,按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3个月的薪金遣散。可想而知,在江姐牺牲的解放前夕,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传说中的机构了,又如何受其迫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自此,“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除了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和共产党的敌后斗争外,隐蔽战线上,国共两党也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小说《风声》里,顾晓梦和李宁玉虽分属不同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在共同的敌人日伪面前,却能携手同心,最终合力将机密情报送了出去。

在对日情报工作的历史上,军统堪称主力军。据原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抗日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牺牲者达1.8万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也仅为4.5万人。其他附属人员中,牺牲者亦不在少数。

戴笠,军统长期的实际负责人,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但这个令人胆寒的特务头子也是坚定的爱国者。

淞沪抗战之前,国事维艰,在强大的日寇面前,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戴是坚定的主战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一大批原军统(后被改组为保密局)中高级工作人员被解放军俘获。在他们的回忆中(多见于政协组织编写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段段机密的往事才得以重现天日。

复兴社特务处暗杀除奸

蒋介石早年跟着义兄陈其美干革命时,就对暗杀、打黑枪这种行径情有独钟,曾暗杀过同盟会领袖陶成章。

军统继承了“领袖”早年的“革命手段”并发扬光大。戴笠本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侠义道精神颇为向往,结交了三山五岳的一大批英雄好汉,荆轲式的暗杀颇受他的青睐。

抗战时期,军统的暗杀对象多为日伪,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更毫不手软。

早在1933年戴笠就组织了对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暗杀(此时军统尚未成立,正式组织者是他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对华北虎视眈眈,密谋成立傀儡政权,以实现华北“独立”的阴谋。关东军司令部密谋从平津一带前北洋政府的总统、总理中拉出有名望者担任“儿皇帝”,一时间,失意的政客、军阀成了日本人眼中的红人。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旧军阀表现出相当的民族气节,曹汝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拒绝出任伪职。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1932年投靠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供给大笔活动经费。他随即潜入北平,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开展建立伪政权活动。

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下令暗杀张敬尧。戴笠与郑介民(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区区长)策划,执行由年轻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来负责,日后大名鼎鼎的特务王天木和白世维也参与其中。

据陈恭澍日后在台湾写的回忆录,陈、王、白3人接到任务时,正在北京“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娱乐”,郑介民也不避嫌,跑去烟花之地布置任务。

暗杀张敬尧是军统第一次暗杀大汉奸的活动,过程却顺利得出乎意料。大费周章之后,军统特务在六国饭店安排好行刺计划,想等到时机成熟再下手。

为商量行动细节,有次他们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没想到张敬尧因犯烟瘾,也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情报说张住3楼),白世维当机立断,3枪击毙张敬尧。无伤亡、无破案线索、震动平津,军统成功干掉第一个具有大影响的汉奸。

令人唏嘘的是,王天木和陈恭澍这两名抗日功臣却先后失节。王天木原是戴笠的儿女亲家,却因种种原因投靠了日本人。陈恭澍后来因在上海被捕也做过汉奸,虽未出卖组织,却也留下了污点。这对名列军统“四大金刚”的难兄难弟最后居然在台湾得以高龄善终,并保持了很好的友情。

此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军统对日伪的暗杀更是层出不穷。在重金悬赏和忠义救国思想感召下,一批批军统特务投身到了这一风险极高的行动中。

原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抗战前回到上海,投敌当上了伪上海市长。军统利用傅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夜里将睡熟的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死傅之后,在军统特工掩护下逃到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每月还领取100元津贴。继任的伪市长梁鸿志,更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亦被军统杀手乔装小贩击毙。

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特工击毙,以至于伪浙江省长梅思平挖空心思,选了一位军统变节分子傅胜兰(原青岛站站长)担任市长,美其名曰:“以特制特”。可见军统暗杀人员对汉奸的威慑力量。

和军统针锋相对的是汪伪政权的“76号”,即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个丁默村、李士群主持的魔窟杀了大量抗日志士,其中包括大批军统特工。丁、李二人出身中统,对国民党特情系统相当了解,抗战后期军统在南京、上海的特务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和军统争锋的中统抗战期间从事暗杀活动不多,一方面和其分工有关(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同时也和其与军统的争斗有关。为数不多的暗杀活动中,最知名的当属郑苹如刺杀丁默村。(张爱玲据此写了《色·戒》,但与小说中不同的是,郑其实是坚贞的爱国者。)

胡司令的队伍不全是草包

在只能看8个样板戏的年代里,一部《沙家浜》让中国人知道了“忠义救国军”,突出代表胡传魁,草包一个,还投靠了日本人,最终被新四军消灭。

事实上,作为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抗战期间的作用,远不只是给新四军捣乱。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由宋子文、吴铁城、张治中、戴笠、贝祖诒(建筑师贝聿铭之父)、杜月笙等人组成“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了抗日别动队,后改称苏浙行动总队,这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老牌军统特务文强(毛泽东表弟、周恩来学生、朱德下级),被任命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行动队以及忠义救国军的一大特色是帮会色彩浓厚。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戴笠相交甚好,行动队的第一批武器——5000支驳壳枪是杜大亨赞助的。此外,杜月笙还让他的徒子徒孙积极参加救国军。

文强回忆:在新组建的别动队中,许多是经章乃器等爱国人士介绍来的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的青年,不少都有大中专学历。把他们当作普通列兵使用,未免可惜。于是戴笠决定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余乐醒和总务组长谢力公分头负责开办青浦和松江两个技术干部训练班,各训练500人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

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和李涯都被说成是青浦特训班的毕业生,若果真如此,这两人大抵也是忠义救国军出身了。

万把人的别动队急需大批基层军官,在戴笠协调下,一个星期就从中央军校、中央警校、张发奎等部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上海大撤退后,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余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随后,别动队被改组为忠义救国军,接受军统的领导。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跟文强谈起,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也正因为素质普遍不高,救国军发生过官兵叛逃汪伪政权之事,也曾因高层意识形态问题,和新四军多次发生摩擦。

全面来看,抗战期间,国民党正规军主要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在武装斗争、扒桥毁路、传递情报方面,也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文强的堂弟文斐然在担任大队长期间就牺牲在前线。

“中美合作所”只打日本人

一部《红岩》,让人们留下了对中美合作所的印象: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人间地狱。

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日本人。苏联、英国,甚至戴高乐的法国流亡政府都曾经找到军统,试图进行情报合作,但大都因心怀鬼胎或时机不合适未能持久,惟一运作良好并对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据在军统重庆总部无线电通讯总台工作过的李世荣回忆,1938年军统第4处(电讯处,余则成在重庆时的工作单位)扩大了特技室,由密码研究室和无线电侦察总台组成,并高薪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为顾问。

抗战期间,特技室干了两件轰动情报界的大事。在长期监听过程中,特技室根据大量密电,掌握了日本海空军密码的一些规律,整理出密码索引表,成功破译日军轰炸前关于轰炸目标的密电,从而及时发出空袭警报,掩护了人员和重要物资。

另一件大事堪称军统的骄傲,1941年特技室提前侦译了日本突袭珍珠港部署密电。戴笠迅速将情报告知国民政府驻美助理武官萧勃(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转告了驻美武官郭德权,由郭来通报美国

遗憾的是当年中国民弱国贫,情报的可靠性被质疑。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意识到中国情报的重要性。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鲍志鸿回忆,协定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美国人主动找上门,萧勃自然要把机会给军统,于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来到中国负责情报合作事宜。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白公馆、渣滓洞也设在歌乐山,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中美合作所便被扣上了帽子。《红岩》等红色文艺作品突出渲染了美国人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比如中美所的“美国医生”打麻醉剂诱供、打手威胁江姐说,“这里是中美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真实历史中,中美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合作。据说,美国空军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工作站、观测哨。这些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一份报告有这样的评价: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美方在合作上态度认真,不但提供大批先进器材、武器弹药,更派遣了大批美国情报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培训,开设刺杀、爆破、情报搜集等训练班。美国人甚至还捐助了上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

戴笠和梅乐斯也成了好朋友,抗战结束后,梅乐斯甚至出于“义气”不顾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指令,介入国共两党的冲突。戴笠也在和梅乐斯接触的过程中和美国人搭上了线,进而动了当海军总司令的念头。若不是飞机失事,在美国人默许之下,他还真可能得偿所愿。

据历史学家、《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何蜀介绍:抗战胜利,按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3个月的薪金遣散。

中美合作所的一项内容是进行经济特战。军统专门成立了经济处,喜好高学历人士的戴笠任命的处长费同泽系留德博士,但没起到太大作用。副手邓葆光出奇招:由美国人出技术,印汪伪政权的伪钞(最早甚至就在美国印刷)。

大量伪钞流入沦陷区后,为军统和国民政府换回了大量战略物资,还有效打击了敌占区的经济秩序。日本特高课专门进行了反经济战,制定《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查缉伪券致送酬金办法》,但收效一般。

据统计,不论华中还是华北,每1000元的中储券或银联券中,就有一元是特券(军统印的伪钞)。从时间上看,则从1943年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班主任”戴笠的功过是非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起家,黄埔系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派系。

黄埔六期肄业生戴笠自然也深知培植自己势力的重要性。执掌军统后,他在各地开办训练班,不论多忙,训练班的班主任他一定要兼任,训练班学生也都以戴笠的门生自居,如果不死在前线,在军统内发展很快。尤其早期“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学员,很快就占据了军统的各个要津。

从今天掌握的材料看,军统训练班的课程一点不轻松,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要接受三民主义、服从领袖思想的灌输。

更可怕的是一旦入了训练班的门,便终身是军统的人,想走是没门的。而且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除少数赴沦陷区工作的特工,结婚也是没指望的(《潜伏》里余则成和左蓝还指望在重庆结婚,基本没可能)。

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被指派到不同单位工作,或内勤或外勤,其中大量女性学员多出任电讯、秘书等工作。

抗战期间,军统始终在戴笠控制之下,不过令世人侧目的特务头子政治地位并不太高,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少将(死后追晋中将),而且局长的位置始终由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戴实际主管)。

戴笠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复杂人物,他既有镇压人民的一面,又是坚定的爱国者,他的死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即便在抗战期间,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蛊惑下级,自己却勾搭了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甚至为达到独霸目的,长期羁押和胡蝶有私怨的人。

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一些影视作品中,军统被塑造成毫无人性、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这诚然是军统的一面,但至少抗战期间,那些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军统工作人员,一样值得我们铭记。

(本文所称军统,包括其前身复兴社特务处,1938年4月,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